张朴文中的所谓"住无定所，身无分文"之说，根本就是主观猜测，随意编造的，也与聂元梓的现状大不相符。当年的"五大领袖"，除去谭厚兰1982年早逝外，其余的三人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各有自己的事业。经过多方申诉，聂元梓本人的生活起居，早几年已经归北京市民政局负责管理，并在蓟门桥一带暂借其两间住房；每月的生活费，已经由前几年的600多元涨到了今天的2600元了；看病就医按照离休人员待遇，全额报销。对此，聂元梓说："别看蒯大富比我小25岁，他的身体还不如我呢，听说都中风好几次了，自理都难咧。"
尽管享受着如此"特例"，聂元梓经济上还是感到十分拮据。在高消费的北京，这点待遇远远不够，不过就是雇用一个保姆的工资钱，所以日子紧巴巴地不好过。"北京市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提前假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原单位接受。但我多年来屡屡给北大、国家教委甚至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国家政策，还由北大来接受安置我，可迄今仍无下文。中间一度想为此事状告北大校长，可惜已是精力不逮了，算了吧。你可知道像我这样当年十二级的干部，现在人人都拿到一万多的月薪了。"
聂元梓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北大，已经拟好了给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信，申诉自己的现状与委屈。她与这位高层领导的母亲是延安时代的同学，看看能否起点作用。"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想依照政策重回北大，让人生有个归宿。尽管文革中我有罪错，可我还是1937年便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北大人，总不能老是依靠民政局的救济金来过日子吧。另外，这也不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文革遗留的一大批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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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不明白，民间为什么会流传邓小平的一句话：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甚至还有传言是她叫人把邓朴方从楼上推下去的。这些传闻，恐都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文革结束后，新校长周林一进校，就宣布"四人帮"对聂元梓的隔离审查、批斗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而聂元梓本人从内部发行的《北京大学纪事》上，还找到了这样一段史料，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约见包括北大校长周林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特意问到聂元梓怎么样，当听到有人说她要翻案时，邓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所以她认为，这也决定了自己被判处十七年的案子，出现不允许上诉、也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程序的现象，直到今天，控检方连当年的一张终审判决书都没给她。聂元梓辩解说：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
判决书上，还有一个有待澄清的历史公案，上面写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青派人把被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聂回忆：
审讯我时，我请法庭出示与江青勾结的证据，可他们既无旁证、又无佐证，可以说没有一份能证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关材料。现在，我自己从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上，找到了一条最有力度的证据，证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授意的，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忆中详述了这一事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连成一片。江青找我，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要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过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传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那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我跟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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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一过，转眼就到春暖花开的四月天了，聂元梓89岁的生日就在这时候。按照中国人"过九不过十"的传统，也就要迈入她"九十初度"的岁月了。对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大红大紫、但又大起大落的人物来说，好像早已经盖棺论定了。但在民间，她并没有被历史尘封，依然是一个被屡屡提起的话题。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聂元梓说，她自己经常会扪心自问，我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呢？我16岁就参加革命了，可以说是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父母兄妹全家十一人都在为党工作，两个人壮烈牺牲，6个人坐过敌人的监牢。父母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国家，至今我们家的房子还办着学校，中共河南滑县县委就是在我家成立的，历届县委书记包括赵紫阳同志都是在我家里办公。参加革命后，我就抱定了为党牺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怎么会产生反党思想和参与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聂元梓认为，不是要提倡反思吗？但全民族都要反思，要双向反思，对的不可能全对，错的也有其历史原因。她说自己90岁了，前45年只知道跟党走，路走对了；后45年也是自觉跟党走的，没想到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吧，经济是发展了，日子是好过了，但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以党心、民心来看，难道说能比40多年前的社会状况更好更公平吗？过去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打倒"和"砸烂"一切固然不对，可对革命的原动力来说，包括文革，不也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的因素而引发的吗？
近距离观察，虽说是年届九旬的老人了，但聂元梓的思维还很清晰，她说，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谛：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她解释参与文革的动机，"我当年来北大，是大哥聂真与陆平联系的，我与陆平本人并没有个人恩怨。"所以，对"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的恰逢其时的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疯魔般的效应，绝非今天一再重复地"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防修、反修"伟大号召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的积怨爆发所致。这多种合力的结果，才有了"第一张大字报"的出世。
按照官方的说法，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浩劫、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为什么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举手赞同文革的有些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加害别人。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错误，能否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几个"造反派"身上。这样刻意营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现在不是说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吗？尤其是亿万民众所亲历过的文革史，更不应该是任人随意来曲解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一经回首往事，每每心有不甘。九十初度的聂元梓又说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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