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刘畴西、方志敏、王如痴 三烈士
1934年末，黄埔一期生刘畴西率红10军团在浙赣边遭到黄埔同期同学俞济时率部的“围剿”。
1935年1月，刘畴西、方志敏相继被捕。刘畴西被捕后，蒋介石也颇为关切，他知道这位黄埔一期生曾在东征中失去了左臂，为国民革命军立下过汗马功劳，而刘畴西的很多黄埔同学，也都希望他能投诚，顾祝同更是亲自连跑三趟，劝降刘畴西，均被义正言辞拒绝。
俞济时想都没想要对刘畴西表示一点同学之情，相反
1977年10月，黄维在北京参加完国庆28周年观礼后，稍事休息，便由小女儿慧南陪同，乘车南下参观考察。在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时，黄维翻阅着革命烈士名册，看到里面很多人竟是自己的同学和老师，不禁感慨万千，喃喃自语：“那么多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成了烈士，而我这个对人民十恶不赦的罪人却完好地活着，这真是对历史对我个人一个最大的讽刺啊！”之后，黄维临时动议：“我要去参拜方志敏烈士墓！”江西省政协陪同参观的同志同意了，但仍善意地劝说：“今天黄老太累了，是不是改日再去？”“不！我今天一定要去！”黄维的倔劲又上来了。慧南见状，连连向政协的人摆手，示意他们不必再劝了，因为她太了解父亲了，决定了的事今天不去是绝对不行的。
太阳偏西时分，黄维终于赶到了方志敏烈士墓地。夕阳的余晖映照在那块苍松翠拍掩映的墓碑上，望着“方志敏烈士”几个大字，黄维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再鞠躬，三鞠躬。就这样，黄维伫立在墓碑前良久，良久，任凭秋风吹动着他满头的白发，略显疲惫的身躯依然倔犟地站着不动。又过了好久，黄维才轻声开口说道：“方大哥，我是黄维啊！50年多前，是您指引我考入黄埔军校。您期望我成为一个将军，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可我的前半生却一直为反动派卖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我，我对不起您啊……”慧南为哽咽着的父亲递上一方手帕，并劝道：“爸爸，我们回去吧。”但黄维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又继续念叨起来：“方大哥，共产党没有以牙还牙地惩治于我，反而耐心热情地帮我改造，使我重获新生，得以在今天站在你的墓前诉说心声。方大哥，是祖国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绝不会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虽然老了，已是73岁的人了，但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一定为祖国和人民贡献一份力量！……”说到这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慧南紧紧挽住父亲的胳膊，并在陪同人员的劝扶下，黄维才缓缓迈步离开方志敏烈士陵园。他走走停停，几步一回头，直到再也望不见……
黄维的 子女回忆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44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后来的回忆录里对此都有描述，说他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他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2个多小时。但是，父亲不讲话也不表态。与宋希濂、杜聿明这些积极改造的战犯相比，父亲成了“抗拒改造”、“最顽固不化”的典型。
刚刚关进去时，父亲的身体很差。他得了5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多次询问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都过来为他会诊。不仅如此，政府还特别申请一笔外汇，到香港买很贵的抗生素给他治病。父亲生病的4年里，管理所每天都为他提供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即使在最最困难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父亲的内心也受到触动，他后来说，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但是，那时的父亲仍然怀着抵触情绪，认为政府是想先把他治好后再让他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态度仍然不好。
，张治中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战犯，他乘此机会委托张治中把申请从事永动机研究的报告带给中国科学院。
“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转到秦城监狱，他在秦城监狱里也落下“惹不起”的称号。不久，因为社会上被抓进来的“反革命”、“特务”越来越多，监狱人满为患，从1968年4月起，父亲从北京秦城监狱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过溥仪和一些日本战犯，比较有经验，管理也更人性化一些，所以在了解了父亲的想法后，他们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所以他们放手让父亲试验，还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来4名技术人员，与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他研制“永动机”。为了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还花费了一些经费，委托机械厂加工某些技术要求较高的配件，最终按照父亲的设计图纸，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当然，“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内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永动机”于父亲来说，亦祸亦福——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研究永动机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来了；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手让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结才一下子打开。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许多地方，他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所以他后来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
就在特赦前的一个月，父亲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管理所得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要治愈父亲的病，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国务院领导还要求公安部立下军令状，要确保他在特赦前的生命安全，公安部专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了解检查治病情况。为此，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24小时看护他，告诉他配合医生，马上要特赦了，一定要活着出去。结果，父亲终于在特赦令下达前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父亲当年被俘后，国民党政府曾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我想这也是中共方面竭力挽救父亲的目的之一，以反驳国民党的宣传。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父亲的第一选择是想回江西贵溪的老家，可能想从此和母亲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但因为他的身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一个政策是，家属在哪儿，就回到哪儿，所以父亲特赦那天，上海统战部的人陪妈妈到北京，准备接父亲一起回上海。但可能因为父亲的身份比较特殊，中央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我后来听说，台湾方面还许诺，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工资，让他到第三地去。父亲都拒绝了。他一直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没有杀我，二是把我的家人也照顾得挺好的，儿女们都受了教育。”也是因为生命里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父亲也由此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结下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当年金源所长陪同他们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了北京，等他们安顿好之后，金源所长又回到抚顺。那一天，他们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金所长，父亲一生很少掉泪，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泪。回到家后，他很长时间沉默不语。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已经82岁的父亲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这样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
短暂的团聚：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里终于有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我们的家第一次变得完整，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27年的等待，只换来一年的团聚。幸福，太短暂了。母亲去世不久，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妈妈把你交给我了，我一定要把你安排好。”我理解，父亲对我的关爱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成分，有歉疚，有对母亲的承诺。不久，他被检查出得了膀胱癌，院方要他马上接受手术。而他一定要我在他手术前去登记结婚，好像是说我是他最后的牵挂；我坚决不同意，坚持说等他动完手术之后才去，我们俩僵持着。这时候有人介绍一位老中医，也不知道怎么，吃了中药，逃过了手术。一直到他去世，膀胱癌也不见了。我后来感觉很万幸，因为父亲住院几天后就赶上唐山大地震，如果真的动了手术，他还不知道会再坚持几年。所以，也有人说他的命“硬”。……
……后来，父亲又陆陆续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突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我想，也许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却不是对国家对民族没有感情的人。我最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好好地听父亲的故事，这也是我想起来最心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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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时候，黄维曾经接受过美国记者的访问，当被问及对蒋介石的评价时，他只淡淡说了一句，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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