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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
刘立强
刘建勋（1955年12月）
20世纪60年代中，刘建勋（中）在平顶山矿务局一号矿井下视察（揶影：魏德忠）
河南，既是我的父亲刘建勋最后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下面讲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父亲主政河南十七年之初，如何克服“信阳事件”所造成严重困难局面的故事。
深夜受命 只身赴豫
1961年的春末夏初，时任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一天深夜，住在北京饭店的父亲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突然间电话铃声大作，父亲的保健医生李士峰同志拿起话筒，原来是毛主席要召见父亲。父亲马上起身，匆匆而去……
从中南海回来，父亲只告诉了李医生一句话：“主席、中央派我去河南。你先跟我直接去郑州吧！”
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正式与父亲谈话时说，“建勋啊，你命苦，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李友九、霍泛的回忆文章和复信）
关于邓小平与父亲谈话中提到的这两次调动，多年以后，一位叔叔是这样记述的：
“建勋原在广西任第一书记，在他未去之前，广西南部地区也是问题很多，许多人没有饭吃。他到广西以后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在农林政策上作了调整，允许农民把一部分房前房后的地自己耕作，这样很快就解决了当时的问题，稳住了广西大局。中央当时曾经下过正式文件，认为广西的办法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曾经说过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所以当河南处在十分困难之时，把他调到河南工作的。”（陈立华《刘建勋之事》）
父亲晚年告诉我，那时他对河南复杂、困难的局面早有耳闻，私底下曾向老领导李先念伯伯表示：“广西是个边疆小省，这些年我和韦国清同志合作得很好，各方面的工作也开始往上走。而河南地处中原，又是个人口大省，我担心完不成中央交给自己的重任……”
李先念伯伯同样也给了父亲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灾情急似火、责任重如山。6月12日会议结束，父亲与继任的韦国清伯伯交接完工作后，就立即直接飞赴河南。7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下令，任命父亲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动身前，父亲给母亲草草写了一张便条，大意是：“中央调我到河南了，你安排收拾好，就过来吧。”母亲晚年曾不止一次半玩笑、半当真地跟我和西林讲：“我和你们爸爸过了几十年，都快一辈子了，这才算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而事实上，这也是父亲写给母亲的唯一的一封信。
那时的河南
从1959年开始，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开始关注河南的情况。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讲到：“……团结问题。统一思想，从中央到县委。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习仲勋同志先后来到河南进行调查研究，都发现和批评了当时省委的一些错误做法。李先念伯伯看到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后，对中南局的第二书记王任重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信阳地区党史办撰《“信阳”事件始末》，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45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据邓力群回忆说，李先念副总理回到北京，曾亲口告诉自己，“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李副总理还感叹地评论道：“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吴思著《我的极左经历》，《香港传真》，2007年第19期）
1958年1月，毛主席路过郑州，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这位主要负责同志当面虚报粮食产量，还谎称一年内能够实现“四化”（绿化、水利化、机械化等），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毛主席的怀疑和质问。
毛主席虽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也是最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着手纠正的中央领导人。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即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前后，毛主席通过听取新乡、信阳地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进一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对河南“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在次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中央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五十六字”方针。
1960年10月23日，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河南的“信阳事件”令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十分震惊。26日，“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手里，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亲自审阅修改，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毛主席还提出了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
1961年1月底，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揭批省委存在的虚夸蛮干、欺上瞒下、闭塞言路、麻木不仁等严重问题。
6月中旬，再次临危受命、从广西来到河南的父亲，所面临的这样严峻的形势，父亲在工作岗位上时，从未对我们子女透露半字，到了晚年，他才零零碎碎地说到一些：
原河南省委对前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三位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央领导曾经明确指示对潘复生同志的错误，要按照组织原则，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正常的思想斗争。可是一回到河南，那些人就将中央领导的话抛置脑后，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揭发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运动的狂潮。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不仅亲自组织机关干部对潘、杨、王三同志进行批斗、辱骂，甚至还发动郑州市的小学生向他们脸上、头上吐痰。潘复生叔叔被“下放”到黄泛区农场，一些少不经事的娃娃们被鼓动起来，站在他家窗台上，往里面的床上撒尿，害得他家几乎天天都要晾晒被褥。潘复生叔叔平反后，父亲与他刚一见面，潘复生叔叔就放声痛哭，长久不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也只能以“老同志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等话语相劝。
盛夏三伏天，看管人员逼着杨珏叔叔蹲在省委机关大院的地上，不允许戴草帽，把水泥方砖缝隙里的小草一根一根地拔干净。子女们放学回来，想帮爸爸一下都不允许。家里就连子女们睡觉的小屋里，从墙上到床上，到处也都贴满了机关干部甚至还有小学生写的大字报。到后来，杨珏叔叔也没有逃过“下放”劳动二年的厄运。
王庭栋叔叔因为年轻，干脆被直接“下放”到了农村生产队，每天代替牲口拉犁耕地。他的妻子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被撵出了医院。当他平反后第一次看见父亲时，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
父亲晚年向我们讲述这些情节时，哽咽不已、时断时续。
当时，河南全省的大批中，基层干部、党团员和知识分子也都受到了牵连、打击和伤害。而他们所谓的“错误”和“罪行”，无外乎就是诸如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主张在农村人民公社内实行包工包产到户”、洛阳滚珠轴承厂厂长阎济民“主张在工厂内实行一长制”等等。这些干部后来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上报党中央，遭到了严厉的处分。所报材料还被转发全党。
那时，河南省的整个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都遇到严重困难。农业大步倒退，农业产品大幅度减产。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1年还少16.5亿斤。其他如油料、棉花、生猪和轻工业品也都是下降的。全年全省人民群众的猪肉消费量人均居然才有0.15公斤。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5%，下降到14%；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1.80%上升到39.6%，当年全省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61万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伯伯深入信阳、豫东等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他看见广大群众因为没有饭吃而身患浮肿病，又是难过、又是生气地说：“河南的领导干部，就是怕资本主义。”
1962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到河南考察时，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子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王维群著《回顾河南的“大跃进”运动》，张林南著《关于“反潘、杨、王事件”》，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491—492页，第34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灾情开始蔓延后，那时的省委一直是采取漠视、封锁、高压的态度，仅信阳一个地区扣压的干部、群众上告信件就超过了12000封之多。
这其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村子有23名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请求赶快救救他们和群众，血书到了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的手中，被戴扣压，并且戴还表态要查处“肇事者”。对戴苏理处理“血书”的表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伯伯非常不满、非常气愤。
后来，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省委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检讨中，终于承认：由于他们领导的失误，在农村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人村”，“许多村庄成为废墟，令人目击而泪落”。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也曾沉痛地说道，这是河南省“建国以来的最大惨案”。
周总理教父亲“磕头化缘”
父亲接手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原大省。保健医生李士峰告诉我，父亲刚到河南时，尽管他整天不是召开会议、就是谈话调研，累得不行，但是到了夜里，却还是难以入睡。父亲常常从临时住的招待所溜达出来，沿着金水大道走进紫荆山公园，在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而陪着他的只有李士峰医生。“民以食为天”。在那个节骨眼上，父亲首先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教。周总理是全中国人民的当家人，当时还亲自兼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的组长。周总理对父亲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陈立华《刘建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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