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毛主席的好干部耿其昌同志
作者按语：春节期间，得知原河南省委书记耿其昌的夫人赵金枝同志去世的消息，使我联想到耿其昌同志的种种遭遇，不禁思绪万千。
耿其昌，1938年参加革命。文革前任河南省新乡地委书记、省委委员。他积极带领群众走合作化道路，在新乡七里营搞试点，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接见和表扬。1960年前后，因抵制浮夸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毛主席给他平了反，恢复了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多次被走资派操纵的保皇派批斗、摧残。1968年2月担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10月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在文革后的“揭批查”运动中，被判刑3年。
以下是根据一份历史资料摘要整理的介绍耿其昌同志生平事迹的文字，以此纪念耿其昌和夫人赵金枝同志。
一丁 2012年2月11日
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耿其昌同志
（1967年7月）
耿其昌同志是河南省省委委员、新乡地委第—书记、新乡军分区第一政委。
耿其昌，男，1915年生。雇农出身，山西省昔阳县人。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8岁时就和父亲一起给地主放牛。后来大一些就和妹妹一起给地主放牛。父亲给地主打长工，待耿长大了也给地主打长工、打短工，长年累月不得温饱，全家在地主的残酷剥削下，生活极端贫困。耿原应有姊妹六个，但因生活所迫，有两个姐妹死于非命。
耿其昌的爱人赵金枝，山西昔阳人，家庭情况同耿一样，无房无地，终年劳累不得温饱。她的弟弟在旧社会被活活饿死。哥哥给地主打长工，劳累成疾，无钱医治而死。妹妹三岁时就离开了父母送给了人家。
这血泪斑斑的家史，在耿其昌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旧社会的仇恨种子，使他从小就有要革命、要翻身的愿望。为了砸烂套在劳苦大众身上的奴隶枷锁，他十几岁就跟着共产党和父老兄弟们—起同地主老财斗争。由于他立场坚定，从不动摇，地主老财恨透了他，千方百计要害他。有一次他们把耿抓住关起来，准备杀害，幸亏区委同志及时赶到救出了他。1938年，23岁的耿其昌跟随红军参加革命，担任昔阳县农会主任工作。1946年他在太行新村任民政科长。其爱人赵金枝同志在昔阳县访织厂工作。1948年，耿其昌同志担任新乡专署专员，参加了解放获嘉和新乡的战斗。1953年平原省撒消后，耿其昌担任新乡地委副书记兼专员。
1954—1958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耿其昌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定不移的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当刘少奇大砍农业合作社时，耿其昌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毛泽东思想光辉指引下，在他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努力下，新乡在全省成了第—个实现初级合作化的专区。紧接着，耿其昌同志又领导广大农民搞高级社的试点工作。当时，许多在点上工作的干部程度不同存在右倾保守思想，试点搞了好长时间，一直说条件不成熟，高级社建立不起来。于是，耿其昌就亲自去七里营蹲点。由于他认真贯彻毛泽东思想，工作方法对头，很快建成了新乡专区第一个高级社，进而带动了整个专区，在全省最早实现了高级合作化。
后来，耿其昌同志再接再励又在七里营试点搞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并推广全区，在全省范围内第一个实现了全区公社化。1958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七里营视察工作，看到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后，高兴地说：“人民公社好！”毛主席在七里营视察工作时，耿其昌一直陪着，紧扶着毛主席，同毛主席一起照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毛主席在中间，耿在主席左边。还有一些是在七里营西南棉花地等处的合影。
这些珍贵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充分体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敬爱的舵手毛主席对新生事物—一人民公社的无比关怀和爱护。这是新乡地区，河南全省的光荣，特别是七里营人民公社全体社员的光荣。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耿其昌同志极大关怀、极大爱护和极大鞭策，是耿其昌同志的幸福，我们怎能不为我们有这样的好书记而骄傲和自豪！
也就是这一年，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党内第二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策划下，在河南全省自上而下大反潘、杨、王，把不说假话、不搞浮夸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耿其昌同志对此持反对态度。耿曾经说过：“吴等反潘复生有宗派主义，为什么反的都是平原省干部？①”有—次耿到原阳县去，下了汽车看见有人扎草人写上潘、杨、王，非常不满，一脚把草人踢倒。这件事被吴芝圃知道后，对老耿和豫北的干部就更加不满，吴芝圃的亲信说什么：“一过黄河就觉得味不对头，总是有一股潘复生味。”1959年在—次省委会议上把耿其昌同志打成了右倾机会主又分子，当时耿是省委候补委员，担任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兼专员。耿的爱人赵金枝同志在专区粮食局工作，因患严重关节炎化浓退职。1960年3月耿全家被下放到安阳市机床厂。
1960年党中央开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切的问“耿其昌在哪儿?”1961年年中央派×××和中央办公厅农林组全体同志来新乡七里营耿其昌所办社的地点蹲点9个月，跑了许多大队，开了无数次座谈会，由中央办公厅的人亲自查遍了地委当时全部文件和档案。得出来的结论是：吴芝圃给耿其昌同志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个情况报到中央，后来中央派人召开省委委员及候补委员会议，给潘、杨、王平了反。这次会议上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毛主席表扬耿其昌同志说：“他是完全正确的。有先见之明，可作地委第—书记。”就这样，主席也给耿其昌平了反。当时耿其昌同志感动的流着眼泪说：“是毛主席给我平了反，要不是毛主席我这个反难平。”会后耿其昌同志没有回家，直接到七里营去了。7月5日，耿其昌全家由安阳搬到新乡地委。
1962年，接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给耿其昌同志恢复了地委第一书记职务。同年刘少奇以中央名义提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耿对刘少奇提出的扩大自留地、借地等是原本执行了。并在粮食问题上有片面的农民观点。少购多销，犯了错误。但耿坚决反对包产到户，曾和另一地委领导同志张×进行辩论：张×提出光搞地段责任制不行，必须搞联系产量的责任，即包产到户。耿其昌说，如果包产到户就到“三八线”那边去了。意思是说就滑到单干去了。耿其昌同志在长期工作中总是紧跟毛主席，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1962年在郑州，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与耿其昌、赵××(许昌地委书记)亲切交谈，一块合影。
庐山会议后，毛主席从南方回来，路过河南，要见耿其昌，因在郑州停留时间短，就从郑州打电话让耿在新乡等着。毛主席坐车到新乡时，耿上了火车，毛主席亲切地问了耿其昌的家庭情况，问耿：“父亲干什么?母亲做什么?解放前家庭情况怎样？”耿其昌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听了很满意。毛主席说：“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打击，但对你是一次考验。”毛主席还鼓励耿今后好好工作。毛主席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使耿其昌对领袖更加热爱、更加信仰。最后，耿其昌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一直谈到邯郸，耿其昌同志才恋恋不舍的离开毛主席，返回新乡。
1964年，在刘少奇授意下，王光美抛出搞四清的“桃园经验”。耿其昌和地委部分干部是不赞成的。他们认为这个经验不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精神。在研究四清先行试点时，耿其昌说：“我们是搞试点，不能死搬挑园经验，我们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搞试点。”由刘少奇在大会上提出要学习桃园经验，不敢公开反对，就在他所在的试点上采取省委书记刘建勋的办法，一个是拖时间，—个是雷声大雨点小。如当发现下边—进村就搞小斗争，打击一大片，形左实右时，刘建勋、耿其昌不敢公开批评，而以批评急躁情绪为名，加以制止。二十三条下达后，耿其昌和其他干部才松了一口气，他们愉快地说：“这下可好了！”，于是，他们按毛主席的指示处理了干部问题。
几十年来，耿其昌同志一直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工作，对党的方针领会运用较好，跟毛主席跟得很紧。1965年，耿其昌同志身体有病，领导批准他休养，直到66年9月才上班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曾一度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耿其昌同志认识到自己以前作错了，就坚决改正，并迅速回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他不搞调和，不搞折衷，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在豫北地区号召炮打地委司令部，号召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狠狠对准地、市委和他自己进行重炮猛轰揭发批判；是他发现自己的错误后，主动到群众中去检查；是他号召广大革命干部一边倒，倒向革命造反派；是他要干部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批评，不要怕群众。他大力支持革命的红卫兵大串联，并在66年11月24日提出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关于新乡文化大革命八条意见。这一切的—切，革命的人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会以毛主席思想为准则，给耿其昌同志作出正确的评价。
耿其昌同志在地主的皮鞭下从不屈服，和穷哥们一起闹革命，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儿子；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他勇敢奋战，顽强不屈，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毛主席的好战士；在长期工作中，他对人民俯首甘为儒子牛，勤勤恳悬地为党工作，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安危；他知错就改，从不迟疑，不愧为人民的勤务员。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他立场坚定，旗帜觯明，从不含糊，不愧为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黑云滚滚，乌云密怖，在何运洪②的操纵下，河南刮起了“二月黑风”，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革命干部也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与迫害。新乡地区也不例外。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方面操纵保守组织，对革命组织实行打砸抢，对革命小将无情镇压，另—方面炮打革命领导干部，给耿其昌同志横加种种罪名，对他进行残酷斗争。开斗争会一站就是3、4个小时。他们采用车轮战，大会斗、小会斗、集体斗，多次围斗耿其昌同志。当保皇派中一小撮暴徒毒打、审问他时，他坚定地回答：“八•一八③是造反派，不是反动组织。不论到什么时候我都坚决支持八•一八。”
耿其昌同志和革命造反派在艰苦奋战的岁月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他时时刻刻按《十六条》办事，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2月5日，八•一八造反派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召开揭发批判新乡市委大搞经济主义罪行大会，市委保守组织出动宣传车大肆攻击八•一八， 黄宗万同学④等带头造了市委宣传车的反，保皇小丑借口“黄宗万行凶打人”，将黄拉入军分区。当军分区不按实情，抛出“黄宗万行凶打人四条处理意见”，要求八•一八向市委保皇派“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八•一八造反派迫不得已，静坐军分区门前，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军分区出来解决问题。此刻地委干部张××问耿其昌，这个问题怎么办?耿说：“应该引导群众把矛头指向地、市委。”于是，他给军分区第二政委李国秀打电话说：“这件事咱们两个承担责任，我要多担些，八•一八留下代表，几方谈判解决。”李说：“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敢说砸烂我的狗头”。耿说：“不要跟群众计较，他们不是也说要砸烂我的狗头吗？”李对耿提出的承担责任拒不答应。耿又向河南军区打电话，说明上述意见，军区何运洪也不答应。
2月14日，八•一八“赴京告状团”驱车前往北京，被走资派封锁交通四十，调动农民持棍棒、铁耙进行拦截，发生了汲县“二•一四”事件。事件尚未调查清楚，2月16日，他们竟召开大会硬逼耿其昌同志承认死人是烈士、八•一八告状团是凶手，要马上枪毙。耿其昌同志坚持调查清楚后才能处理的原则，一伙人就对耿进行毒打，当场就把他的腰部踢伤。还硬逼耿披麻戴孝、游街示众，进行人身污辱。
这些保皇小丑和法西斯暴徒，还在平原商埸、化纤厂、师院、文化宫门口多次批斗耿其昌同志，每次都是拳打脚踢。有一次耿竟从台上被推落下来，将其胳膊跌伤。面对着一伙法西斯暴徒，身为地委第一书记的耿其昌同志，毫不屈服，仍然告诉台下的受蒙蔽的革命群众：八•一八就是革命组织，就是造反派，我死也要支持八•一八。他坚信，他支持的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这些小将们，革命是无罪的，造反是有理的。他们心中有—个红太阳——毛主席，所以他坚决支持八•一八红卫兵。
5月，走资派支持的保皇小丑们把耿其昌同志送到汲县，在汲县开大会进行斗争。有一次，斗争会没有开完，耿其昌昏倒了两次，被暴徒们拉起拳打脚踢。后来，他们看耿实在支持不住，就搬来躺椅，让耿躺在椅子上继续斗争，就这样耿其昌仍然坚定地回答：八•—八是革命造反派，不是反动组织。
这些法西斯暴徒还在其主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授意下，开动大大小小的宣传机器，对耿其昌同志进行造谣中伤，把耿其昌同志打成“三反分子”、“新乡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两面派”等等。把耿与他的老战友隔离，与支持八•一八的其他革命干部隔离，甚至长期与家人隔离。
耿其昌同志的爱人赵金枝同志也不愧为贫下中农的硬骨头、耿其昌的亲密战友。保皇派与法西斯暴徒多次去他家非法搜查，每次她都是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与耿其昌同志合影的珍贵照片转移或收藏起来。她说：“全家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但要想拿走毛主席的照片，说啥我也不答应。”每次谈到耿其昌时，她都激动地说：“我们一心爱党、爱毛主席，就是老耿牺牲了，我也要把八•一八的大旗扛起来。”还说：“我们解放前没吃没喝，是党和毛主席从火坑中救了我们，老耿犯了错误是毛主席教育他改正。老耿被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毛主席亲自为他平反，我们心中只有毛主席，现在他们要说我们反毛主席，难道是毛主席让我们吃大米白面撑得了吗?我们咋会反毛主席呢?我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会说我们反对他。”
几个月以来，耿其昌同志被党内走资本走义道路当权派和保皇小丑们百般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心中有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他日日夜夜想念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救命恩人共产党，惦记着祖国未来的栋粱——造反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他像高山的青松，屹立在豫北平原上，屹立在河南！耿其昌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河南的革命造反派与革命干部是心连着心的。对耿其昌同志的革命行动给予了毫不保留地支持。对他所受的种种迫害、折磨表示极大的关怀和同情。最近毛主席党中央叫耿其昌同志去北京汇报情况⑤，这是毛主席对他的极大的关怀和爱护。是耿其昌同志的又一次伟大的光荣。耿在首都受到造反派的热烈欢迎，受到中央首长的高度评价。潘复生、刘格平同志在北京接见耿其昌时，潘复生同志说：小耿是好样的。
（新乡师范学院“八•一八”整理，郑州粮食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翻印，1967年7月）
注释：
①1949年，潘复生任平原省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任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平原省和河南省合并，潘复生任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任河南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潘、杨、王、耿都是原平原省干部，大都是外省南下干部。吴芝圃的班底大都是河南本地人。
②何运洪，文革时任河南军区第二政委。1967年元月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人民群众”,何运洪介入河南地方文革后，扶植保守派，残酷镇压造反派，后来向中央写了检查，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③八•一八：新乡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组织。
④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学生，八•一八造反派一号服务员。1968年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新乡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文革后，“揭批查”中被判刑10年，被折磨摧残精神失常，出狱后，妻离子散，至今尸骨不知去向。
⑤1967年5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要耿其昌去北京参加河南三方汇报时，耿被羁押地委机关的大楼里，胳膊被打残，生命危在旦夕，是他上小学的二女儿带着八•一八红卫兵，半夜偷偷翻墙进去，趁看管人员交接班的疏忽，由师院学生白义信背着他翻墙而出，坐车绕道从山西送到北京。
一丁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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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开始了揭批查“四人帮”分子的运动。周化民因镇压“卫焦司令部”和张钦礼有功，被提升为商丘地委书记。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管辖。
周化民清查张钦礼得到当时省委戴苏理和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的支持，两人负责河南的清查工作。五七年反右时赵文甫在兰考和张钦礼就有一场争论；在中央工作的杨贵确认最后给张钦礼定案的就是戴苏理。
1958年11月1日深夜，在新乡火车站的专列上，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中）向毛主席介绍杨贵（左）
文革八年，张钦礼和秦、周在兰考各支持对立的群众组织，双方斗争的实质，用张钦礼的话说：是捍卫和砍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为焦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张钦礼的判决书上写：张犯在兰考捏造了一个所谓“两线一点”的反革命谬论，致使周化民同志遭到残酷迫害。张铁礼被总理解救后，无法完全控制他所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批斗秦一飞、周化民，但这两人始终受到兰考支左部队的保护，从来也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遭受过软禁。
1977年1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78年2月13日，河南省委决定批判张钦礼；2月28日，把已调到外地的张钦礼送交兰考人民批判。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兰考县治黄淤灌水利工地上被逮捕。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刊登新闻：“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其罪名是：
- “恶毒攻击中央领导”
- “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 “残酷迫害革命干部”；
- “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张钦礼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改按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因张铁礼一案和“卫焦司令部”组织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干部的命运更惨，赵新贞被判刑十年，他在狱中得了“水肿病”，第十个年头才允许保外就医，出来就死了。双杨树的支部书记王发祥因“罪证”不足不能宣判，在隔离室审查十年，第十个年头死在隔离室。赵垛楼的支部书记李运祥判刑六年，在狱中瘫痪，刑满出狱不久就死了。韩村的支部书记杨素兰是位女性，闻讯逃跑。她在外流浪了四年，捡了一条命。
判决后，张钦礼从河南省郑州监狱转到河南省新安监狱服刑。1990年5月20日保外就医出狱。出狱后无党籍、无公职、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去世，5月13日火化，5月17日下葬时数以十万计的兰考县群众自发为其送行。
影视形象
2012年10月，电视剧《焦裕禄》在CCTV1播出，出现了一个以张钦礼为生活原型的正面人物：县委副书记张希孟。
河南大事件 （1978~1980年）
1978年，
2月24日 中共中央批准免去张树芝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职务。
3月4日 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耿起昌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职务（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
28日 中共中央批准，刘鸿文、李庆伟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王秉章任省委常委。
10月18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
免去刘建勋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武汉军区政委、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职务，调中央另行安排。
任命段君毅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刘杰为省委常务书记、省革委副主任。
25日～11月2日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领导人对河南工作的指示，联系河南实际揭发批判原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
11月
19日 河南医学院、开封师范学院首次招收研究生。
21日 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决定：依法惩办造反起家的反革命分子党言川（原郑州大学群众组织的头目）、陈红兵（原开封师范学院群众组织头目）、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清除出党，逮捕法办。
23日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在会上强调：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解放思想，做好各项工作。
12月1日 中共中央决定，为原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彻底平反。
5日 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和省军区联合召开全省广播大会，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宣读中共中央批准省委为1967年 "七·二五"错案平反的决定和为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何运洪等平反的决定。
11日 中共河南省委发出通知：中共中央决定调乔明甫、张树德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于一川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王辉调国防工委工作，免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职务；杨贵调公安部工作，免去省委常委职务。
16日 386次旅客列车和87次旅客快车在陇海铁路杨庄车站发生侧面冲撞，造成旅客死亡106人，重伤47人，轻伤171人的重大交通事故。
1979年
9月18日 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大会，宣布严厉惩处"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首恶分子申茂功、郜国荣、窦征、李尚谦等人。（申茂功：原郑州国棉六厂工人， "文化大革命"中任省"工代会"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郜国荣：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窦征：原省外贸局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任省革委工业组副组长；李尚谦：原省委办公厅公务员，"文化大革命"中任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副秘书长）。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申茂功、郜国荣、窦征有期徒刑5～7年；李尚谦认罪态度较好，免于刑事处分。
1980年
5月 14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骨灰迎送仪式在郑州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及其子女专程来郑州迎接。
12月 9日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部分驻军军级单位党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扩大）通报。与会同志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华国锋不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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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23日，邓小平视察河南时与段君毅在一起
1978年10月至1981年1月，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段君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他坚持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解决了河南省一批历史遗留问题，为河南的改革开放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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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在邓小平的亲点下，段君毅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胡立教调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杰升任省委第一书记，戴苏理任代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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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早年在家读书。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工作。 1931年后曾在天津、泊头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中特委副书记。
1938年起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榆社、武乡县委书记，晋冀豫区党委委员，太行区党委委员，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党校校长、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太行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1947年起任江汉区党委书记兼江汉军区政治委员。
1949年5月至7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
1949年7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第二书记。
1950年10月至1952年11月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1951年6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秘书长。
1952年12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南局常委、中南局秘书长，其间：1953年2月起兼任中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7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
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1955年11月至1957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其间：曾兼任部秘书长、二处处长。
1957年9月至1962年10月任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
1960年10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1年7月至1966年9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2年7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河南省政协主席。
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1966年8月至12月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9月至1967年4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1968年1月至1978年10月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其间：1969年10月至1971年3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1969年6月至1978年10月兼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69年8月起）。
1977年11月至1979年9月任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二次会议增选）、委员（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8年10月，刘建勋被调离河南，受到批判。
1983年4月23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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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勋早年参加地下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共晋中特委副书记、武乡县委书记等职。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共太行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1957年，担任中共广西省委[2]、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委[3]。
1961年信阳事件后，临危受命于7月22日正式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着手解决河南饥荒[4]。刘建勋晚年在《自述》中回忆：“我到河南后，先抓救灾，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确实让群众收到。我从新疆张仲翰那儿弄土豆，他是我的河北老乡，是献县人，和纪晓岚是一个村子的，当时是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刘建勋要求全省铁路的大大小小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
1966年，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5]。1968年1月至1978年10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6][7]；1971年3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河南省委领导班子。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是：“刘建勋同志在河南十七年，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他是个很老的同志，不是‘四人帮’的人。但是，建勋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间是有错误的……（中央）决定将刘建勋同志调离河南，治好病后另行分配工作。”[8]
刘建勋身患晚期骨癌和严重肺心病，1983年病逝。刘建勋的骨灰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2006年6月24日，经组织批准，同时也是根据刘建勋夫妇的遗愿，二人的部分骨灰合葬于太行革命根据地——河北省涉县的将军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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