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欠债的这些债务，本来大部分是中国人应苏联建议出兵朝鲜，付出巨大牺牲，又面对苏联附加条件，为别人揽下来的抗美援朝贷款。
苏联本来表示支援朝鲜由中国出人、苏联出钱出装备，后来又变成半价和全价贷款。
在贷款条件上，也要求中国用当时苏联稀缺的战略物资偿还，“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期限为14年，前4年为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虽说是“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实际上苏联要求的年供货量远大于中国历史平均年产量，是倾中国全部所有，也力所不及的。在经济贷款中，苏联规定了中国要用橡胶偿还，中国当时还不能生产很多，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转给苏联。当中方担心敌人封锁，转口购买完不成协议要求时，苏方就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
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说：“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8页）
以上种种不合理、不平等历史因素，再加上苏联官员“逼债”的盛气凌人，就造成了中国人面对“逼债”的强烈反应。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5月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回顾，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最后，向苏联还债无疑是加剧了三年经济困难。在那些年里，增加出口农产品就意味着减少中国人的宝贵食物。这本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但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归咎于还债，官方文件从没有写过“逼债”造成三年经济困难，以后更是实事求是地自己承担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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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苏联寻求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支持，埋下了日后“还债”的伏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对中国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往往附加了条件。
早在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在莫斯科谈判的周恩来颇感为难： “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如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吨，而1949年仅2767吨。这些战略物质自给略有剩余，要到达苏联提出的要求，却显然力所不及。
经过周恩来斡旋，苏方最后接受了中方要求“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
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刘少奇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去电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斯大林出于对苏联远东利益的考量，急切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为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后来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左右。
师哲曾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
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相当数量的农产品，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二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租借物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从50年代初至1960年，中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务，而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人民币。
就在接到苏联撤走专家照会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不管怎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是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为了还债，苏联决定撤离专家后不到一个月的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随后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倡导自力更生，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最快也得十年。十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当时，尽管全国普遍遭遇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但国家还是拿出苹果、鸡蛋等农产品来还债。对于当时的情形，北京大学学者李零曾回忆说，“后来，两边（中苏）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据说最初中国抵债的农产品曾遭苏联方面刁难——“鸡蛋、苹果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
4年后，中国最终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为此，周恩来在当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1965年10月，中国又还清了苏联1961年的50万吨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完全还清。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这时，由于政府一并清偿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还债，一方面经受了朝鲜战争以及大跃进后国内大饥荒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也成为此后多年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
参考资料：《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苏关系史纲》，沈志华主编，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徐焰著，《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