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进而叛变中共,陈绍禹无法在上海立足,转移到地下工作。
10月18日,陈绍禹离开上海;11月7日,抵达苏联莫斯科。
1931年11月10日,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之后就以王明为名行事。博古出面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担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继续王明此前否定毛泽东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方针,并剥夺了毛泽东等人的军权。
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王明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当选共产国际执委委员,之后即开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遥控中共中央。
1933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上,被补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当选共产国际出席职工国际党团委员、共产国际执委的拉丁美洲书记处主任(至1936年)。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惨败,中共与中国工农红军开始进行长征。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取代博古总负责政治,会议也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王明在中共中央的势力开始迅速衰落,也为之后中共清算王明路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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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4日,王明离开莫斯科,11月29日飞机抵达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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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通称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蘇聯莫斯科。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
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三大,中共首次派出代表(张太雷、杨明斋)与会。
第三国际1919年至1926年的主要领导人是季诺维也夫,
1926年至1928年的领导人为布哈林,
1934年之后是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在位9年)毛泽东曾充分肯定 “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
但因为当时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多,第三国际许多活动及决议都需要苏联支持,故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第三国际有重大影响力。
1943年5月15日,苏联为拉拢英美,联合对抗纳粹德国,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解散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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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位于苏联境内的领导机构。1928年6月,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六大,会议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宣布,今后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常驻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在此之前设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1928年6月到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
历时12年,前后共有四届代表团。
1928年之前的代表 :
1925年,蔡和森
1927年,向忠发
1928年之后:
第一届 从1928年6月至1930年7月: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王若飞
第二届 1931年9月至1937年11月:王明、康生(1934年)
第三届 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王稼祥
第四届 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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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2日,中共代表团组建了满洲问题委员会,史宾(史平之误,即陈云)、唐古(即曾山)、孔原、白林(即潘汉年)、冯空(又作冯康,即魏拯民)、吴平(即杨松)、一民(即赵毅敏)等为委员,成为东北党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上级领导。
1935年12月23日,在由米夫和中共代表团提出的1936年1至3月中国工作计划中,满洲工作统一由杨松负责;康生(共产国际七大后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被指定主要负责华侨、海员俱乐部、学校、筹备中共建党15周年纪念等项工作,并会同梁朴(即饶漱石)共同负责工会工作,会同杜宁(即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共同负责改组中国救济会工作。
陈云成为代表团主要领导后,在向共产国际汇报和给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八分校(主要培养东北抗联干部)授课时,明确指出:“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指长征初期)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奋斗的干部队伍”“我们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大力宣传了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被誉为国际共运的五大“英勇旗手”之一,其他四位旗手是在监狱中和法庭上与德、日法西斯斗争的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日共中央委员市川正一、匈牙利拉科西。
甚至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做中国问题报告时,出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一经全世界代表听到之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万岁的空气,延长到五分钟之久”的场景。毛泽东缺席当选为第七届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35年底1936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毛泽东传略》一文,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伟大的军事天才家”、“世界革命领袖之一”、“斯大林在中国底最好的战友”、“最高的领袖”,表示“团结在他底周围,愿意在他底领导下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下的,在巴黎公开出版发行的中文《救国时报》,累计发表毛泽东著作20篇、照片15幅,其中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照片共发表6次,该报刊从未刊发王明照片;发表毛泽东生平1篇,即斯诺著《一个卓绝的伟人》。《救国时报》实际上承担了中央党报的职能,特别是成为孤悬敌后的东北抗联学习党中央精神、了解国内外局势的几乎唯一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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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还是很重视的,亲自去延安机场迎接,发表了《饮水思源》的讲话,称王明等人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王明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他回到延安后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目空一切,对中央的工作也横加批评,屡屡不经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即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甚至随意起草或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在长江局与中央闹独立,凌驾于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王明甚至认为在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可以由他来担当党的总书记重任。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决定了自己的领袖,那就是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的指示。这对于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从组织上彻底完成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纠正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此后,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只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而统战部又被划在这次会议新成立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管理之下,王明不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病中的王明坐着担架来到会场,在会场停留了15分钟。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缺乏威信,王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两个职务被解除。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处于挽救王明的需要,代表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仅名列博古之前。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