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案件涉及到的61人，先后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之后，到1936年6月止，先后被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
1935年，薄一波、殷鉴等12人因拒绝反省，被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内定处以死刑。但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尚未下达，且因负责对监狱政治犯行刑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根据《何梅协定》南撤，他们才幸免于难。
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1936年6月，中共为保抗日有生力量，为避免日军占领华北后造成的中共被押干部牺牲，经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建议，以各被押人员在退党反共“自白书”上画押的方式行出狱手续。其中包括：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杨之华、王其梅等61人。
1936年8月31日，《华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
六十一人出狱后大部分先后到了延安。包括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内，这桩事件也曾经过组织上的审查。
由于“自首出狱”事件是经过北方局组织同意的。刘少奇当时是被派往北方局的党中央代表，这件事刘少奇知情者。因此，61人在当时没有经受过更多的冲击。此后，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文革开始后，“61人叛徒集团案”被列为专案，进行了再次审查。1967年4月，戚本禹发表署名文章，对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提出八大质疑。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这桩事情的。
戚本禹质问道：“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刘少奇于4月14日书面回答了戚本禹提出的问题。
他说：“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能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思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给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张闻天交代，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做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有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没有过问。最近我看了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于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刘少奇的答复说明了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1、61人登报发表“反共启事”是事实。（尽管当时有人拒绝发表反共启事，最后坚持无条件释放）
2、此事件组织上首要策划者是柯庆施。经刘少奇上报中央张闻天取得同意，擅自决定柯庆施实施。毛泽东并没有得到报告。（澄清了另一说法，说毛泽东为此事写信给宋哲元，宋随后开始履行自首手续）
3、具体61人履行了什么样的手续，刘少奇说他并不知道。因此他说，他对此事负有一定责任。
刘少奇的答复张贴在中南海大字报棚三个小时后，被造反派撕得粉碎。他的答复被认定为“刘少奇的第二次反扑”。
因为，1967年4月份，柯庆施早已作古，张闻天早在1959年就被打为彭德怀反党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这两个人早就没有了证实争辩的权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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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个别中共党员，不同意在“自白书”上画押的方式出狱，如刘格平。
刘格平说我宁肯让国民党杀掉，我也不干，死也不干。刘格平是个穆斯林，他认为用这种方式出狱会“下朵子海”火烧油炸。所以刘格平就作为一个普通刑事犯啊，继续跟那些杀人放火，那些抢人的匪徒们关在一起，这个倒是使得脑袋呀能够保存下来，要给敌人知道你是共产党不出来，那当然脑袋完了。
直至1944年4月刑满出狱，刘格平比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他们多关了八年。
是什么原因让刘格平做出了如此与众不同的选择呢？
据说 50年代时康生曾说过：
刘格平同志既然是老党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提到可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一提到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所以康生认为让刘格平拒不假投降又坐了八年牢的动力不是马克思，而是穆罕默德的可兰经。康生始终不解：“刘格平这么个20年代初的共产党员，怎么对宗教的经典还是那么样神圣不可侵犯呢”。
刘格平（1904年8月8日－1992年3月11日），曾用名刘子敏、刘襄侬，回族，河北省孟村县人，中国共产党员。1922年在天津由共产党员张隐韬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以顺直省委军事委员会和津南特派员身份回到津南地区开展建党工作。
1934年4月，领导马颊河农民抗河工暴动，4月20日在严家务村遭到河北省军警抓捕，左手中一枪，一个手指头被打掉，两个手指头被打断，只连着一点儿筋皮，因伤被捕，先后被关进庆云监狱、沧县监狱、北平宪兵三团、北平陆军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岗子分院。被判无期徒刑。在北平草岚子军人反省院，1936年时任草岚子北监的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
七七事变后，北平国民党当局把刘格平的无期徒刑减为十年有期徒刑。1944年刑满出狱，
任中共渤海区党委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
不久调回渤海区开展民族工作，成立了山东回民协会，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支援前线。
1946年12月至1949年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
1947年10月起任中共渤海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1948年1月兼任中共渤海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8年2月起兼任中共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
1949年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1949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1年10月起）。
1951年12月至1958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至1958年2月）、党组副书记（1954年9月至1954年11月）。
1954年11月，兼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共八大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定”，
1957年11月起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代第一书记，
1958年3月至1960年9月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1958年6月至10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
1958年10月至1960年9月首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1959年4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0年5月召开的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以刘格平为首，王志强为副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遭到批判斗争，上万人因受该案牵连。
1960年9月被免去在宁夏所有职务，从宁夏调到北京，挂在中央党校自修。
1965年12月，出任山西省副省长。
1967年3月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
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1971年4月被下放唐山陶瓷三厂劳动6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经过审查，给刘格平作了结论：
“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被安排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1992年，刘格平因病去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了告别仪式后，安葬在故乡大堤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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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薄一波与父亲薄昌福合影。
抗战爆发后，薄一波把父母从家乡接出来，送到陕西汉中。薄昌福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
薄一波晚年曾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参加革命的态度：
“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2007年1月21日，八宝山革命公墓，薄一波同志火化后，薄家后人率众高唱《国际歌》。
1996年薄一波将此院捐献给国家。
2007年薄一波逝世后，定襄县人民政府将其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载于1936年8月31日国民党《华北日报》的《徐子文(即安子文)反共启事》
说实话，这件公案的是是非非至今难以说清。因为文革初期这件事被翻出来时，揭发者认为这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并未向中央明确报告是要公开发布“反共声明”;辩解者则说这是当时的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提出的建议，并非刘少奇自己单独做出的决定，同时也向中央汇报清楚了的。但柯庆施已经在此之前的1965年4月9日病逝，可谓“死无对证”。
为取得阎锡山的信任，薄一波主动与其“约法三章”，据薄一波自述：
“一是，说只做抗日工作，不做其他工作；二是，我说我这个共产党员不能改变，你绝对不能限制我的工作；第三条，我活动得到你的同意。”
薄一波与阎锡山由此达成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协议，开始参与领导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抗日军政训练班、民政干部训练班和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推动山西走向抗战。
薄一波提出“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的方针，通过改组牺盟会，大力发展山西民众，并培养中共干部，使得牺盟会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1939年夏，牺盟会员发展到300万人左右，成为山西民间抗日的重要组织力量。
薄一波创建的山西抗日决死队，后来并入八路军129师，薄一波任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这支由薄一波一手创建的部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王牌集团军之一的陆军第14军。它不但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歼敌数量全军第一;而且解放战争中也功勋卓著，参加过渡江战役和解放两广。1950年1月进军云南，参加了西昌战役、滇西边境剿匪，1959年参加了西藏平叛。这支英雄的部队从黄河到红河，从太行到南疆，共参加大小战斗6000多次，解放县城45座，歼灭敌人12万多人，贡献出了6000多名烈士和成千上万的英雄。在60、70年代还曾秘密参加援越抗美战争，积累了丰富的山地丛林作战经验，被誉为“丛林猛虎”。现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7200部队，隶属南部战区，军部驻地为云南昆明。
14军军史陈列馆的薄一波像
2012年2月8日，赴昆明考察的薄熙来参观14军军史陈列馆;两个月后，他即被中纪委立案审查。
不过当年（1936）也确实有一个人宁肯被杀也坚决不执行这个来自北方局的“中央指示”，因此比别人多坐了八年半牢，直到1944年抗战形势扭转时才刑满出狱。
这个唯一拒不执行“中央指示”的人，就是在薄一波出狱之后继任草岚子监狱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的刘格平。
首任宁夏自治区主席刘格平与夫人
刘格平，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人。他是回民，据说在坚持共产党员不该向国民党“投降”的这个原则的同时，还认为用这种方式出狱会“下朵子海”火烧油炸。此人资格很老，是1922年即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建国时即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行政三级(周总理才是行政二级，他这个级别则是元帅、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的级别)，也跟薄一波一样曾与刘少奇长期共事，但却很像是“华北山头”的一个“另类”。
1960年在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时，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刘格平被打成“地方民族分裂主义者”，调中央党校学习;而他在1964年被降职使用为山西省副省长时，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的“狱友”、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曾对山西领导特别交待：“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击别人，注意不要让他太多地接触群众和干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文革中支持曾造反派夺权的刘格平与群众组织代表在一起
1969年毛主席接见时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格平
文革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刘格平作为与“四人帮”有瓜葛的老干部靠边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经过审查，给刘格平作出了“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结论，但却从此闲居在家，直到1992年3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