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他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涌向了大街小巷。
从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谢富治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
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
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
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