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1892年6月2日－1968年4月7日，66岁），字介山，福建螺洲（今属福州）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
早年生平 陈长捷出生农家，因为家境贫困，幼年被母亲抛弃到宗祠。幸亏他的哥哥姐姐们舍不得，把他抱走，捡回来一条命，自此他小名就称“拾拾”。陈长捷成年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校第七期。在军校，他是学霸，以军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陈长捷毕业后在保定军校师兄傅作义的推荐下，进入阎锡山的晋军。从见习排长升任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在南口会战和平型关战役等抗日战场屡建战功，被誉为常胜将军，是山西军队中最能打的将军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傅作义鼎力推荐下，蒋介石任命陈长捷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及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天津攻城战中被俘。
晚年生平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1949-1959年在功德林监狱时期，
1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的上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打响了天津战役的总攻。仅仅29个小时，战役就结束了，天津被东北野战军占领，陈长捷成为俘虏。
陈长捷被俘后，东北野战军为了威慑傅作义，迫使他尽快签署和平协议，特意安排陈长捷与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邓宝珊见面。
陈长捷这才恍然大悟。他火冒三丈，大骂邓宝珊：“你们这些混帐家伙，作为谈判代表只知道拖延时间，把我们当成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这下好了，我们完了，看你们还找谁来垫背，来当这个替死鬼!”
骂完后，陈长捷气也消了。冷静下来的他让邓宝珊转告傅作义：“不要再打了，再打已经没有出路，天津就是个例子。”
但是，陈长捷从此就恨上了傅作义。新中国成立后，陈长捷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次，已经是共和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特意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老朋友。大多数人见到他都很客气，只有陈长捷一见傅作义就满脸怒容。
不仅如此，陈长捷还多次在狱中公开骂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一旁的黄维也“火上浇油”，说：“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当然，傅作义心中也自知有愧于陈长捷。他向中央报告，请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在傅作义的不懈努力下，1959年，陈长捷与杜聿明等人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了自由。
陈长捷在狱中表现并不好，他能够进入第一批特赦名单，与傅作义的关系极大。
1959年获特赦。曾在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工作。死于1968年，据说是自杀。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0754/10200652.html
“先生是军中新闻界的吧 ”
记者身份被陈长捷识破
报社别的同志早就分批换乘汽车或步行进城了。我和编辑李力、闻远趁等下趟车的工夫，便找了个门洞，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歇脚吃干粮。正吃着吃着，一位戴翻毛军帽的“四野”通信员慌慌张张跑来问：
“前线指挥部派我通知你：陈长捷被我们俘虏了，刚才把他解到这里。问问你采访不采访他?”我一边奇怪他是怎么知道我们来了，一边顺口答道：“好啊，采访!”李力见我年轻，便让闻远陪我去。
在夜色笼罩下，通信员打着手电筒，带领我和闻远穿过一群群俘虏，来到一所大宅门里灰砖四合院门口。
我和闻远对迎上来的一位指挥员说：“等一会儿，不要介绍我们的记者身份，免得他有顾虑。”
指挥员会意地点了点头，看守战士就撩开西间屋的蓝色土布门帘，陈长捷正独自坐在条几前八仙桌旁。他见我俩进来，礼貌地站起身来。这个蒋军中将，是个秃顶圆脸胖子，身穿笔挺的黄呢军装，从那深邃而镇静的眼神儿看去，颇有几分将军风度。我掏出采访本，命他坐下。闻远则坐在靠近山墙门口的炕沿上。然后，我问陈长捷：
“你几时到这儿的?”
“……”陈长捷神态十分镇静，缄口不答。气氛使我猛然感到：这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家伙。他1935年随孙楚，1936年随汤恩伯，先后两度“进剿”长征红军。抗日战争爆发时，曾任师长，参加过南口、忻口会战；在解放战争中，任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驻扎兰州。1948年6月任天津警备司令，被我军列为战犯。思忖间，陈长捷看了我一眼，试探着问道：
“先生是军中新闻界的吧?”
“……”那时我才21岁，突然被这样反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陈长捷见我不答，便扭头朝套间屋喊了声：“你们出来!”
没料到，从套间屋里一下子出来五六个被俘将领。他们毕恭毕敬地站着报名：有敌天津警备少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参谋杨威、少将秘书长李叶清和蒋介石派来的视察官程子践等。随后，他们并排坐在炕沿上。
“我没想到贵军之神速”
陈长捷回答提问不含糊
这时我对陈长捷说：“你谈谈被俘经过！”
“我没想到贵军之神速。”这是陈长捷开头第一句话。
然后，他操着不太浓重的福建乡音，接着说：“辽沈会战(指刚刚结束的辽沈战役)后，我们估计贵军东北部队需要休整六个月，至少需要三四个月，才可能入关。因为补充伤亡，后勤供应，都要时间。所以，空军曾侦察报告说，发现长城喜峰口附近有贵军运动，我们还不相信，以为那是些零星部队在活动。我万万没有料到，贵军如此神速，不几天就占领了廊坊、杨村，切断平津联系，包围了天津……”
讲到这里，陈长捷停顿片刻。他哪里知道，就在他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中央军委、毛主席早已5次急电东北解放军火速挥师入关，“于（1948年11月）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
当时战局已经明朗：在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迫下，国民党政府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六十多万军队，已成惊弓之鸟，赶快收缩兵力，南起唐山，经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北至张家口，摆成“一”字长蛇阵，显露出敌人欲从天津塘沽海口南逃或图西窜绥远状态。在这一态势下，突然包围天津、塘沽的战略意义，在于打掉蛇头，堵住出海口。然后，关门打狗。中央军委意图，先打两头，最后取北平，全歼华北之敌。
接着，陈长捷吞吞吐吐地说：“我一切行动，都是听从傅先生的。当初，蒋先生主张华北军队海运撤退江南，傅先生总在犹豫。后来，战局紧了，张垣方面有三千(户)军政眷属涌到天津……”
“想干什么?”我追问了一句。
“准备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从海上运走……”
我把话题拉回来，问道：“你们拉老百姓围着天津修了一圈城防工事，在全市建了一千多碉堡，搞什么‘大天津堡垒化’，难道就能抵得住解放军吗?”
“从来要塞孤守，没有不陷落的。”陈长捷回答说，“我们之所以作困兽之斗，实因认为平津一体。至于城防工事，是杜建时主持修筑的，说是第二个‘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我原来以为凭借城防工事，总可以守三四个月。”
接着，陈长捷说：“没想到，到了(12月)20日以后，外围不断有激战。很快杨柳青、北仓都只经一夜即告失守。我几次向北平总部报告，总部参谋长总是那句答复：‘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更让陈长捷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能守三四个月的城防，3分钟就被解放军完全突破。
采访结束，已过午夜。待到天明，当我们沿着子牙河南大堤，走近天津城防西营门时，眼前呈现出一片恶战后景象。到处是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在那堤坡和河冰上还散着一些被打飞的零散脑袋、身子和胳膊腿，真是惨不忍睹。我不禁停下步来，向南一看，不远处城防43号、44号碉堡间，就是38军113师337团第一个强行突破敌人城防、攻入天津的突破口。事后我到38军采访，337团团长对我说：那天（14日），攻城部队就像他们团尖刀连英雄们一样，在围天津市区90华里的城防上，打开10个突破口，攻入市区……可是他们呢？后来知道：有7030人壮烈牺牲，19214人光荣负伤，血洒天津战场！
听了这些，我不由潸然泪下。
------------
http://www.quanxue.cn/ls_public/yanyi/YanYi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