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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yrbs.com/anyang/2014-06/03/content_1188084.htm
明义士不仅收藏了大量甲骨，还依据自己的研究成果，于1917年出版了自己第一部、也是西方学者的第一部研究著作《殷墟卜辞》。他以《商戈》作为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时候的明义士博士已经57岁。明义士关于商代世系的研究成果，几乎与郭沫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明义士在华大约有20年的时间，其中13年是在安阳度过的，为中加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明义士还断然拒绝了他的同乡、河南主教怀特要他坐庄安阳为其倒卖甲骨的要求。明义士1936年回国休假，二战爆发，其后朝鲜战争爆发，明义士一直未能回到他梦牵魂绕的中国。他写信给在中国的同事：“在天津的阁楼上，存放着一批很有价值的甲骨和其他文物……这些东西应该留在中国。”
明义士
金朝明昌三年（1192年）改相州置彰德府，治所在安阳县（今河南省安阳市境）。元朝至元初年，改为彰德路。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复为府，共领一州，六县：安阳县、临漳县、汤阴县、林县、磁州（领武安县、涉县）。辖境相当今河南省鹤壁、林州、汤阴、安阳及河北省涉县、磁县、临漳、武安等市县地[1]。清初沿袭明制。雍正二年（1724年），大名府内黄县划入，磁州归属广平府。终清一朝，下领七县：安阳县、临漳县、汤阴县、林县、武安县、涉县、内黄县，考评：冲，繁[2]。1913年，全国废府，废。
1913年，全国废府，废。
加拿大学者明义士:甲骨研究“西方学者第一人”
参与互动(0)自19世纪末，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被山东福山(今烟台市)人王懿荣首次发现，山东就与甲骨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潍县(今潍坊市)古董商范潍卿是首位贩运甲骨的商人；现代著名史学家、济南人陆懋德最先使用“甲骨文”这一名称；曾在齐鲁大学授课的加拿大学者明义士，号称收集甲骨5万片，既是最大的甲骨收藏家，又是甲骨研究“西方学者第一人”。
12月12日晚，济南文史专家李耀曦，饶有兴味地讲述了明义士由壮志满怀的传教士，最终成为汉学大师的传奇人生。
远渡重洋传福音
对于李耀曦来说，“明义士”是个极为熟悉的名字。20多年前，他就从济南已故文史专家张昆河那里听说了明义士的往事。“张昆河是齐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33级的毕业生，是老舍先生的学生，也曾跟明义士学过3年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同为济南文史爱好者，李耀曦与张昆河成为忘年交，聊天中，常听他回忆起那个看上去有些严肃的洋教授明义士。
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s)，1885年2月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克林顿镇一个基督新教家庭，自小受洗入教。1903年，他考入多伦多大学应用科技学院，主修土木工程，却将大量的精力投入教会活动中。因被刚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的经历所打动，大学期间，明义士便萌生了将来要到中国传播福音的想法。
从应用科技学院毕业后，明义士又进入诺克斯神学院学习。1910年毕业后，被派往中国河南北部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
踏上中国这块东方神秘之土后，绚烂的中国文化让明义士着了迷，他对中国有了不一样的情愫。
1914年，明义士被调往彰德府传教(今河南省安阳市)，担任教会学校的教员。身处七朝古都的他继续修习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代史，并对中国历代的出土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1915年，设在安阳的教会学校改称为“斌英高初两级小学校”，明义士被任命为校长。学校设有历史、地理、音乐、体操等多门课程，《圣经》课自然不可或缺，传教讲道依然是明义士最热衷的本职工作。
占尽地利收甲骨
明义士派驻安阳之时，距王懿荣发现“龙骨”上的古文字已过去了十几年。京津一带的好古之士千方百计地搜求，使甲骨的价格从最初的每斤6枚铜钱，蹿升至每个字2两白银。古董商谎称甲骨文是在汤阴等地出土的，以垄断甲骨的来源，牟取暴利。多年后，“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殷墟遗址)”才被锁定为甲骨出土地。
明义士所在的教会设在彰德府老城以北的铸钟街，教会北边不远就是洹河，沿河向西走约2.5公里，就是小屯。1914年春天，得知小屯出土甲骨消息的明义士，骑上一匹老白马，打算去碰碰运气。
1917年，明义士在第一本甲骨文著作《殷墟卜辞》序言里，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小童的指引下与甲骨文不期而遇的神奇经历。多年后，他还作了一首七言诗《遇殷墟》，曰：“柳树出芽骑白马，白马走时顺洹河。拾破陶器寻先古，小孩引到出古处。”
一来二去，小屯附近的村民和明义士熟络起来，挖到陶片、骨片会主动找他。占尽地利，明义士很快就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大量甲骨。工作之余，他开始临摹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翻阅可以解疑的资料，从这些神奇古文字中寻找中国古代文明的蛛丝马迹。
可没过多久，明义士收藏的甲骨居然发出刺鼻臭味，他拿出放大镜一探究竟。“在当地食不果腹的贫苦农民眼里，这些祖宗埋在地下的破甲骨不但可养家糊口，还可大发横财。于是他们在鲜牛骨头上仿刻文字，埋在地下冒充龟甲卜骨。”李耀曦说，发现自己上当的明义士又气又恨，痛下苦功，逐渐掌握了辨别真假的诀窍。
1917年初，明义士应召随“中国劳工团”赴法国前线服役，1921年春夏之交重回安阳。1927年，为避北伐战争，明义士到北京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任教。1928年9月，休假离开中国。1930年秋，他再次回到安阳，恢复在战乱中停办的斌英中学。
十余年间，明义士在安阳收集的甲骨自称有5万片之多，成为最大的甲骨收藏家。
比邻老舍“啃骨头”
1932年秋，明义士应邀到齐鲁大学任教。齐鲁大学是英、美、加三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教会大学，遗址就是如今的山东大学西校区。1932年，明义士被齐鲁大学聘为国学研究所考古学教授。他把自己在河南收藏的甲骨分装在几辆马车中全部运到济南，并在校园里自办了一个小型博物馆。
李耀曦说，1934年秋，大学二年级的张昆河选修了明义士的考古学课程，然后又接连两年选修了他的甲骨文研究。
课余时间，张昆河与同学一起常到明义士家中请教。“明义士一家五口居住的花园洋房，就在南新街56号，与老舍在济南的四合院相邻。明义士与老舍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在明义士书房的书架上，除铭器、古籍、外文洋装书外，还在显眼位置摆放着一本老舍亲笔题赠的长篇小说《离婚》，看来两人私交不错。”李耀曦说，明义士平时寡言少语，他的夫人安妮(Mrs.Annie Menzies)性格却很开朗，常操着一口河南话，与前来造访的学生开开玩笑。
齐鲁大学是教会大学，明义士也仍是传教士，但他从不向他的学生传教，除授课答疑外，便潜心于甲骨文的研究，因终日与甲骨为伴过于痴迷，也因此得了个“老骨头”的绰号。他攻克了一个个甲骨文研究的难题，先后完成了《甲骨研究》、《考古学通论》讲义的写作，并发表了《商代文化》、《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中国商代之卜骨》、《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等一系列研究甲骨文的论文，可谓啃下了“硬骨头”，齐鲁大学也跻身为甲骨学研究的重镇之一。
然而，令明义士意想不到的是，1936年6月他计划中的一次回国休假，却成为他与齐鲁大学、与中国的永别。
魂牵梦绕顾他乡
二战爆发后，中国战火纷飞，明义士只好到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远东部工作，继续他的研究。1942年，他在多伦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商戈》，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
“在大批判的年代明义士曾被描述为‘盗窃中国文物的帝国主义分子’。但事情并非如此。在明义士的心目中，齐鲁大学就是他的终生归宿，他的初衷是把他的研究成果和所有藏品贡献给中国的齐鲁大学，这种心迹在他与亲友的通信中表露无遗。”李耀曦说。
其中，1946年6月11日，明义士给他后来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儿子明明德写了这样一封信：“我不久前收到W.B。彼特斯5月11日发自北平的信。他说我当年存放在联合语言学校地下室中的藏品安然无恙。……我已经写信请求他将这些甲骨妥善地运到齐鲁大学杜儒德博士那里……而且，我希望把它们捐赠给齐鲁大学。”
翌年7月11日，明义士写信给在中国的格兰斯通小姐：“在天津麦克尼士先生的阁楼上，存放着一批很有价值的甲骨和其他文物。除了佛郎西丝和埃尔文以外，我谁也没有告诉过，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回中国。这些东西应该留在中国。”
1948年9月，在明义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部分藏品共6箱，由尚在中国的教会人士从天津运抵多伦多。此时，靠退休金维持生活的明义士夫妇，仍旧节衣缩食地坚持研究，从未想过要出卖手头的藏品。他收藏甲骨有一个原则，即仅供个人收藏和研究，绝不转手买卖。1957年，明义士因心脏病辞世，远在中国的甲骨梦终究未能得圆。
1961年，明义士夫人和儿子明明德将1948年运抵的4700件有文字的甲骨、2812件没有发表过的甲骨文拓片，悉数捐赠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记载中国商代历史档案的珍贵甲骨，故土难归，令人叹息，但留存于中国大地上的另外3万余片甲骨则是明义士的无私馈赠。
1999年6月，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来到济南，将父亲生前收集的3箱有关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资料和图书捐赠给山东大学，为这些浸润明义士心血的金石拓片、照片、书籍、信件、日记、手稿等找到最佳归宿。
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钟倩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12-18/44185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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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探宝：甲骨文的发现与学者之功
商王武丁时期牛胛骨刻文
一个多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石破天惊，改写了中国历史，革新了现代学术，也为汉字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路径。
中国是一个崇拜文字的国度。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在神话谱系中常与女娲炼石补天、盘古开天辟地比肩并论。相对于远古传说而言，甲骨文的发现就像是一个近世神话，在关心这个故事的人之间纸笔相传。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15周年，山东烟台的王懿荣纪念馆新馆于8月11日举行落成仪式并对外开放，再度把作为甲骨文最早发现者的王懿荣引向前台。当前，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重温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有助于我们再塑对古老汉字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
一片甲骨惊世界
1899年秋，还差几个月新世纪就要来临了。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在这一刻突然醒来，送给新世纪一个惊喜。
这一天，一位姓范的估客（流动商贩旧称）带了一些龟甲远道而来，按照约定找到了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年过半百的王懿荣此时已执掌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多年，是一位名闻朝野的饱学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学造诣。《清史稿》里特别提到：“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的收藏界，王懿荣享有“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的声望和影响力。
由于刻在龟甲上的痕迹与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处，深通金石文字、有着丰厚知识储备的王懿荣，很快就认出了龟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种文字，因而“见之狂喜”，开始重金收购。
人们后来将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统称为甲骨文。年代古远的甲骨文因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和中国书法艺术之先河。郭沫若认为，要达到这样的技巧，是需要长期的艰苦练习的，故甲骨文中有不少的练字骨，刻写者用干支文字在上面练习，留下了不少的干支表。
研究表明，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成系统文字，多为殷商王室的占卜记录，载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它和古埃及的纸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泥版文字以及古印度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文字，又与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内阁大库书籍档案合称中国近代学术四大发现。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世界文明史的记录，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并由此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促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使得20世纪中国的学术轨迹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甲骨文惊现于世，在20世纪初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地震”。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强烈质疑甲骨文的真实性，梁启超则称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被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
甲骨文发现所带来的效应震惊了世界，华北平原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一举成名。一时间，有些见识的文人墨客言必甲骨，外国人也四处搜求，后致有字甲骨流散到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博物馆都以藏有中国的甲骨文为荣耀。郭沫若有诗云：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蕞尔一邑震寰宇。
发现者之争
对于甲骨文的发现者，早期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多有述及，人们普遍认为王懿荣是最早的发现者。
经常骑着一匹白色老马在洹河两岸收购甲骨文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殷虚卜辞》中谈到王懿荣时说，“今之所称甲骨卜辞，彼实发现之第一人也”。王国维也说，甲骨文“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王懿荣谥号）。文敏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
王懿荣于1899年秋开始收购有字甲骨，但让人遗憾的是，他未及对这种文字展开深入研究，即于翌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投井殉国。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者，除王懿荣发现说外，也曾有过剃头匠发现说，或古董商发现说等等，但一直未成主流声音，因为学界并不普遍认同这种非文字或学术意义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提出王襄发现说，依据主要来自王襄自述。曾在天津工作过的学者李先登亦在《光明日报》发文支持此说，并指社会上流传的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甲骨文一说有漏洞。王襄也是早期的甲骨文收藏和研究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文史馆馆长，后将所藏甲骨捐献给了国家。
发现之路上的接力
在发现之路上，缺少了哪一步，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轨迹和方向，进而影响最终的结果。甲骨文的发现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蓬勃生机，反过来，学者们锲而不舍的脚步又不断丰富着这一发现，并赋予这一发现以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发现甲骨文所属时代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被认为是第一个确认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并说出根据的人。王懿荣殉难后，王家为了还债，把他所收藏的大部分甲骨转让给了他的好友刘鹗。1903年，刘鹗从所藏甲骨中精选1058片，石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收藏变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公开资料，胡适称赞这本书为研究甲骨文的“开路先锋”。在《铁云藏龟》中，刘鹗第一次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论断。他认为“钟鼎之有象形者，世皆定为商器”，甲骨中象形之字很多，而且其中的“祖乙”“祖辛”“母庚”等字样“以天干为名，实为殷物之确据也”。甲骨文所属时代的发现使得甲骨文一跃而成为当时所知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体系，这样的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发现甲骨文出土地点
罗振玉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是在刘鹗家里。他在震惊之下，深切感受到了历史赋予的重任：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其我之责也夫。
当时，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谎称甲骨出土于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罗振玉经多方打听，终于在1908年从古董商口中探知甲骨实为安阳小屯所出。1915年春，他亲赴安阳，成为来到小屯村实地考察的第一位中国学者。郭沫若高度评价罗振玉的作为：“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安阳行之后，罗振玉确定小屯村就是《史记·项羽本纪》中提到的“洹水南殷墟上”之“殷墟”，这直接导致了后来殷墟的发掘。
在研究之余，罗振玉还集甲骨文单字用毛笔写成楹联，成为将甲骨文引入现代书法艺术领域的第一人。
发现甲骨文可以验证《史记·殷本纪》
王国维被认为是最早对甲骨进行缀合的人。容易脆裂的甲骨出土时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版块的黏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这大大提高了甲骨文辨识和研究的成效。
20世纪20年代前后，疑古之风盛行。值此关键时期，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创造了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郭沫若评论道：“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发现殷墟巨藏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引发了自1928年开始的历时80多年的殷墟科学发掘，古老的殷商王朝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隐秘世界逐步显现在世人面前。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发现主要包括宫殿宗庙建筑群遗址50多座、王陵大墓10余座、贵族平民墓葬数千座、祭祀坑数千座、手工业作坊多处，以及大批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奴隶社会形象。殷墟也由此成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科学机构组织的发掘不同于民间的零敲碎打，陆续出土的整版大龟和基本完整的牛肩胛骨，使甲骨文书法的布局之美、结构之美、章法之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整呈现，成为研究甲骨文书法特征的重要资料。
龟虽寿三千岁 永不朽在文字
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中记载了甲骨早期被当作药材买卖的情况：“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因为碰到了王懿荣，甲骨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研究资料，避免了人为的继续毁灭。一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甲骨约达15万片，为世界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篇章。
甲骨文的“抢救性”发现，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价值。面对甲骨上的刻写，有人认为那是多余的划痕，有人则认出了那是一种文字。“龟虽寿三千岁，永不朽在文字”，罗振玉的墨书意味深长。
甲骨文出土后，一代又一代知识人承前启后，不吝相传，以发现之功、推广之功、考释之功和提升之功成就了“一片甲骨惊世界”的中国传奇。让人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之后，曾经显赫一时的甲骨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计划”中予以特殊扶持的“绝学”，正面临着人才队伍减弱、后备力量不足的现实困境。从“显学”到“绝学”，其间的沧桑变化令人唏嘘。
水有源，木有本。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源头活水和生长之根，从文化的角度看，无论是宏观的文化发展，还是微观的书法艺术，要返本开新，都不能不将目光投向甲骨文。甲骨文的历史很长，已有3000多年之久，但甲骨文被发现、被认识的历史只有短短的100多年，继续发现和认识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100多年来，经过几代甲骨学学者薪尽火传、寝馈或废的努力之后，在迄今已发现的45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仍然有3000左右的单字未获释读。有学者把一个甲骨文单字的破译比喻为一颗超新星的发现，可见其难度之大。甲骨学前辈学者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公诸于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异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深切瞩望于未来新的学术力量。今天，在提笔忘字已经成为一种危机的情势之下，我们重温一个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或许可以从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术先贤的脚步中获得启示，更好地履行知识分子继往圣、开来学的历史使命，让中华传统文化这棵老树不断绽放出学术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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