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批示，此事仿佛尘埃落定。令人深长思之的是，1972年6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以三个晚上的时间，作关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之后，又在会议结束时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处事周密深细的周恩来显然认为此事尚未“定夺”。
周恩来在作这个专题报告的同时，向300多位与会者宣布：根据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见，要把报告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令人不解的是，在此后的整整三年间却未付诸实施。
9月20日，病危中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后果难测，进手术室前，特意要来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并用颤抖的手在记录稿第一页上写下
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
顾保孜
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痛苦。
最后一次手术后，周恩来显得心神不定，老是不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
一天晚上，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张佐良大夫和张树迎说：“我的病就这样了，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家，回那里再治疗……唉，出来两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啊！”
很快，周恩来不再提回家的事情了。他一向严于律已，知道这个事情让医务人员为难，就打消了这个恋家的念头。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就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是不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张树迎、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可是医生们却紧缩眉头，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
1月8日早会后，张佐良大夫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再到病床边，见周恩来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口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有30多次，脉搏虽然有90多次，但细弱无力。
张佐良觉得情况不太好，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他们决定通知所有专家到场，于是按下事先准备好用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
铃声就是命令！主治医生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往周恩来的身边。谢荣教授来到后，立刻提出要给周恩来作气管内插管，并要张佐良向周恩来报告，征得他的同意。
张佐良弯下身子，将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提高嗓音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张佐良说着话时，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注视着周恩来的反应。
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真的被张佐良叫醒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谢荣立即将早就拿在手里的橡皮管迅速准确地插进了周恩来的右鼻孔，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只听得橡皮管里的咝咝声，未见到吸出多少痰液。谢荣果断地改用稍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了些痰出来后就用手不停地、使劲地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输氧，并进行体外心脏按摩，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抢救在继续，但是奇迹却没有出现。经过加压输氧、体外心脏按摩后，仍看不到病情有所好转。
专家们一个个双眉紧锁、神情紧张。张佐良一直握住周恩来的右手，感觉到脉搏愈来愈细弱，只见心电示波仪上的曲线波发生了明显变化，从60一下子到了40，没有几秒，掉到20，最后心跳曲线拉成一根直线，一下也不跳动了，脉搏也停止了。
心电图呈现直线后抢救工作又进行了10多分钟。至此，吴阶平看了下手表，同几位专家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都撤掉。这包括了周恩来身上的输液管、各种引流管与排泄管、心电图电极板等设备，并嘱咐护士将周恩来脸上擦干净，整理好床铺，用新床单将周恩来全身覆盖起来……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突然有人扯着嗓子，大声呼唤：“总理！总理啊！总理！——”
这声音把大家压抑很久的悲伤唤醒，悲痛的感情一下子爆发了，整个房间里哭喊声一片，大家边哭边喊：“总理，你醒醒啊……”
这悲伤哭声中，邓颖超的哭声格外令人心碎。
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说：“恩来，你走了……”
随后，一床崭新的白色被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住。
专家、医生、护士和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大家担心邓颖超一直这样悲伤，会引起她心脏病发作，于是几位护士过来将她搀扶到病室隔壁的房间里，先休息一下，以节省体力应对繁重的后事工作。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李先念，紧接着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陆陆续续地来了。
江青走进房间时，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有人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上午11点，中央领导人陆续到齐。邓颖超向在场的中央领导转述了周恩来生前提出的三点要求：一、不保留骨灰；二、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邓颖超说，对周恩来的丧事一切由组织决定，她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听完邓颖超的意见，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这样的话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李先念的反对立刻得到领导们一致赞同，认为就是改革悼念形式，也不能从总理身上开始改革。
领导人讨论的结果，不仅追悼会要开，遗体告别也要搞，至于骨灰是否保留，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
接着中午11时多，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来的遗体被抬到救护车上，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医疗组长吴阶平和虞颂庭、熊汝成、于惠元、吴德成，心脏内科专家陶寿琪、黄宛、方圻、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警卫、保健医生、护士等坐在车上护送，老杨师傅驾车，警卫车辆、行车路线、沿途军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按照周恩来生前的规格进行，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
1975年9月20日，在做住院后第4次大手术前，在《 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报告录音记录稿上最后一次签字
1975年9月20日，病危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承受住院后的第4次大手术。
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结果很难预测。
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这是周恩来生前所作的最后的一次签字。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竭力大声地说了一句久埋在心里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1976年1月7日，弥留中对大夫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随后，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等陆续来到医院。
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
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为国为民竭诚尽力地操劳奉献了一生的总理，在垂危之际依然还是只想到他人！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享誉中外的世纪伟人、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