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亶望 -- 王廷赞 -- 陈辉祖 -- 和 珅
你贪 我贪， 一个接着一个贪
财来 钱来， 未花一子已玩完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发生以总督勒尔谨与布政使王亶(dǎn)望为首、全省众多官员共同作弊，侵吞白银1500余万两的“甘肃折监冒赈案”，号称“清代第一贪污大案”。
一、案件始末
明朝以降，捐纳之风盛行不衰，有清一朝为最。清朝捐监，在当地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需赴京入国子监读书肄业，即享有与秀才同等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捐官。因此，捐监成为富裕商民子弟入仕捷径。甘肃当时地瘠民贫，生计维艰，为节省国库赈济开支，乾隆二十五年，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缴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不料捐监行经数年，诸弊丛生，大小官员借机挪用、贪污捐监粮，甚至折收银两，以便中饱私囊，捐监一事后来因此中止。
乾隆三十九年，甘肃捐监旧例恢复，鉴于以往此举积弊多端，乾隆帝特意将“能事之藩司”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委以捐监重任。王亶望赴任之前，皇帝专门召见他，明确训示只能以谷粮报捐，万不可滥收折色银两，并亲自规定捐监粮数为43石。
6个月后，王亶望即向乾隆帝报告了甘肃捐纳情况：19000 余人前来捐纳，共收得粮食 827500 余石。对此，乾隆帝既感欣慰，也疑窦丛生：甘肃素来地瘠民贫，灾害频仍，少有余粮，实为清朝最穷省份之一，户部每年都要调拨巨额款项采买粮食，赈恤灾民，并供应当地满汉驻军、接济新疆之需，本已民力维艰，短短半年内何来如此之多的捐监者？又哪有如此之多的余粮供人购买？开捐仅半年就收到粮食 80 多万石，积久日深，粮食存储和粮食安全引发的问题如何解决？与其每年借粮于民，何不藏粮于民，自行流转，既能解决粮食储藏过程中的问题，又可减少财政开支？王亶望回奏谎称，因甘肃为商旅必经之地，近来社会安定，商品流通日益繁荣，商人获利增加，故报捐者很多；加之甘肃连年大旱，所收监粮正好用于赈济百姓。
据甘肃方面“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四月批准实行捐监，至乾隆四十二年初，不到三年，省内约15万商民报捐“粮食”达600 多万石，为该省全年赋税的七八倍；监生之多、捐粮之多，位列全国榜首；同时，甘肃所奏报的“赈灾粮食”发放数额也多达 600 多万石。乾隆四十一年下半年，因捐监有功，王亶望被提升为浙江巡抚。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乾隆帝下旨赏赐王亶望之母邓氏“御书匾额，并大缎两疋、貂皮四张”(王春瑜《中国反贪史》)。其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从乾隆四十二年六月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继续收“监粮”500多万石，12万余商民纳粮取得监生资格。
乾隆四十六年初，浙江杭嘉湖道王燧、嘉兴府知府陈虞盛虚开浮冒贪污案败露，乾隆帝认为此案必有王亶望的庇护，命大学士阿桂调查。王亶望闻讯，忙呈请罚银五十万两，以充修建海塘公费之用。乾隆允其认罚银两后，开始怀疑其银来路。加上同年四月，阿桂等人前往甘肃平定回民起事时，在上报军情的奏章中，多次提到因当地雨水太多，官兵推进困难。回想近几年甘肃的灾情报告总是“连年干旱”，乾隆意识到其中有诈。阿桂受命，很快查明王亶望等人的“捐纳”所收并非粮食，而是银子。
六月中旬，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分别被解到刑部大堂审讯、对质。勒尔谨以“一时糊涂”搪塞；王亶望则以“捐多谷多以为能事”，承认折收监粮是因“报捐者少”不得已而为之，绝不承认从中分肥；王廷赞则称折收有“结报为凭”，企图将冒赈的责任推卸给道府。原任平庆道道员福宁，受不住煎熬，吐出折监冒赈的详情：“开捐之始即收折色，并未交粮。其时王亶望将实收总交兰州府存贮，给发各州县或多或少俱系藩司主政”，而各州县领回的“监粮”，“未见买补归仓，盘查结报皆系具文”，放赈时“各属报灾分数俱由藩司议定具奏补行取结，并未亲往验看，放赈亦不监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六月底，王亶望被解往热河行宫，经乾隆“廷鞫”询问，供认不讳。
经查，自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开捐纳粮，在王亶望、王廷赞两任布政使主持下，将每名监生报粮43石，改收折色银47两，另加收办公银、杂费银8两，合计每名共收银55两。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名报捐生，收银15094750两，合计侵贪2915600两。为弥补破绽，王亶望还向户部请求添建官仓26座，以收储子虚乌有的所谓“监粮”，大肆套取国家库银。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王亶望伏法，勒尔谨自尽，王廷赞绞监候。其他涉案官员也被处理：贪污白银 2万两以上者，立即正法；2万两以下者拟斩监候；1万两以下者亦斩监候，并随时请旨定夺。前后被正法的甘肃官员多达56 人，此后陆续免死流放的又有46人之多。
二、案发特点
一是捐监政策带来的巨额利益，几令所有参与的官员利令智昏，形成了罕见而庞大的非法利益共同体。经过审理，甘肃省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值得注意的是，虽因利益关系而沆瀣一气、荣损与共，但甘肃下级官吏的日子并不好过。王亶望利用职权对下滥索科派，名目之多，数额之大，以致时有民谣传：“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即便如此，贪腐集团内部却心照不宣，无人检举揭发，各级官吏靠层层摊派、榨取百姓膏脂转嫁负担。
二是此案在事先有所防范、事中有所察觉的前提下依然发生。尽管乾隆明知“外省开捐究非善事”，易致贪腐，但为节省中央财政开支，他仍寄望于主管捐监的官员“核实稽查，勿使滋弊”。然而，事实再次证明，捐监复开无异于政府纵贪，为饮鸩止渴之举。而王亶望等人的贪腐行为并非掩饰得天衣无缝，甘肃开捐以来，乾隆便对短时间内捐监人数陡增，监粮积聚日多产生怀疑，但出于对自己用人的盲目自信，非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验证核复，还给了贪腐者想方设法掩饰罪行的机会；特别是乾隆“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为之可也”的批示，更消除了王亶望的后顾之忧。正是最高统治者的容忍放纵、养痈遗患，使涉案官员和贪腐金额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难以收场。
三是面对这一起在朝野几乎是公开的冒赈案，清政府的各种监督机制不起任何作用，沦为一纸空文。为预防并惩治官吏腐败，清朝从监察、行政、人事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监督机制，但收效甚微。乾隆四十二年，钦差大臣、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各州县官员相互报信，串通作弊，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等方式应付检查，袁守侗回京复命，奏称“仓粮系属实贮”。闽浙总督陈辉祖之弟陈严祖、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鵷（yuān）元，都涉及此案，陈辉祖充耳不闻、装聋作哑；闵鹗元去信告诫其弟，令其收敛，仅此而已。该案若非皇帝亲自“层层询问”，令查办此案者“不得存好人之见”、否则“为人代担干系”的话，真相实难大白天下。事后乾隆帝也反省，对此事“早有风闻”，“徘徊迟疑者已阅数年”。不难看出，王亶望等人的贪腐行径早已成为朝野几乎公开的秘密，无人对其发难的奥妙，自然在于王亶望等人四处行贿，打点有方。
四是王亶望虽然贪婪成性，早期却官声很好，呈现出复杂的“双面”人格，极具欺骗性。据载，王亶望曾以清廉勤政、捐资兴学为人称道。任兰州知府期间，府学学生为争夺学宫的租金支配权发生争执，他从府县中选出两名品行端正的绅士，掌管租金及学宫修缮事务，每年年底报销查核，形成制度，从此再未生弊端。再如，他倡导捐资，为皋兰县诸生筹措赴考路费，促其奋发上进，以至该县进士雄居甘肃各县之冠。乾隆二十八年，王亶望初次入朝觐见，皇帝评价“此人竟有出息”。三十七年，王亶望再次被引见，皇帝朱批“竟好，王师（姓王名师，曾任江苏巡抚）之子，将来有出息。”可见王亶望曾给乾隆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些政绩，为他赢得了不少口碑，树立了正面形象，但也为其日后大肆贪赃掠财提供了绝佳的伪装。
三、案件的社会背景及启示
纵观整个清代，乾隆帝在统治前期及中期，对惩办贪污非常严厉。比如，他鼓励举劾贪官，听闻督抚不贤，立刻下旨查办，并以革职抄家继之，首要之犯押解京城“廷鞫”。一旦查实严惩不贷，籍没资财入官，并株连子孙。然而，乾隆时期督抚侵贪案件数量之多又是空前的，特别是后期，甘肃折监冒赈案等大案要案接连出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个中原因十分复杂，究其根本乃滋生腐败的土壤与皇权至上息息相关，与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紧密相连。
从当时具体历史背景来考察，笔者认为此现象还与乾隆帝调整惩贪政策有直接关系。如，乾隆六年明确，贪污官员不仅应于限期内完缴赃款，还要发往军台做苦力。乾隆二十三年规定,犯有死罪的赃官,再也不能以家产来赎命。同年九月，又废除了贪污官吏在限内完赃可减刑的旧例。乾隆四十二年，重申“亏空钱粮入己,限内完赃,不准减等”(《清朝文献通考·刑考》)……这些法律条例愈来愈严厉，对贪污官员多少有威慑力，利于遏制贪腐之风。但乾隆四十五年，和珅任户部尚书时，为满足皇帝个人的奢侈生活,开始实行“议罪银”制度——即议罪罚银，主要针对督抚等地方大员、布政使、盐政、织造、税关监督及富裕商人而设，“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罪官出资多少，视官缺肥瘠及收入多寡而定。议罪银收入，大部分供皇室消费。犯罪官员为表示效忠皇上，多自愿从重认罚。只要纳银重罚，不但可以继续任职，甚至可以超擢更大的官或更肥的缺。实行议罪银制度怂恿了贪污行为，严重消弥了乾隆前期惩治贪污的效果，加速了乾隆后期吏治败坏。
综上，从王亶望“清代第一大案”可以看出，反腐败一是不能有“禁区”，需要治理者正身率下，引领示范，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二是要自觉树立法纪意识，任何人都不能置身法律之上、有不受法律约束的行为；三是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任何松懈或反复都容易导致贪腐之风反弹；四是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加大对腐败风险高发领域和环节的监督力度，遏制非法利益群体集团化；五是要抓早抓小，防止小问题拖成大案要案，造成不良的政治、法纪和社会影响。
----------
节外生枝，又揪贪官
乾隆四十七年，王亶望的家产被查抄后，由浙江运解京城。乾隆帝前往验收，发现所交物品，大多平淡无奇，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与这位贪污300多万官员的身份，很不协调。而且1781年，王亶望曾进贡过玉瓶、玉山子等珍贵器物，并得到了乾隆帝的青睐，只是碍于祖宗成法，乾隆帝才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全部退还给王亶望，而此次上缴的物品中，这些东西却不翼而飞。
九月初七日，乾隆帝再次派大学士阿桂和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前往清查，他同时还要求陈辉祖也来参与对此案的审理。此时的乾隆帝，对于陈辉祖是绝对信任的，他甚至说：“陈辉祖深受朕恩，必不肯同流合污。” 根据乾隆帝的旨意，阿桂等人加紧审察。果然，到十月下旬，他们已经通过陈辉祖的家人刘大昌等的供词，得知陈辉祖曾偷换过玉器字画等情况，并且还兑换了黄金800两。在事实面前，陈辉祖只得低头。不久，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成也报告乾隆帝，陈辉祖曾给其妻舅送银3万两，“令开典铺生息”，又在1781年十月份，送来杂色金子1000余两，要他兑换银子，并强烈要求他“勿向人言”。
十二月初二日，乾隆帝公布了对陈辉祖等人的处理决定。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又查明陈辉祖亏空仓谷银钱多达130余万，并且武备废弛，贻误地方，乾隆帝下旨“令其自尽”。 至此，十年之前开始的甘肃捐监冒赈案才最终宣告结束。
朝廷震惊，百官震惊
乾隆爷在震怒之余，不知该往谁头上开刀，最后把乞求的眼神递给了和珅：“朕一生最恨为官者贪，为今之计，和爱卿心为如何？”——都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但当乾隆真要百临这样一窝端的灭杀，他年迈而脆弱的心已是不寒而粟；他明白照这样杀下去，全国上下还能剩下几个清官？照这样杀下去大清朝这个太平盛世的朝纲吏治岂非只剩下臭狗屎一堆？——和珅从乾隆爷英雄迟暮的眼神里，读出了万念俱灰的悲愤，无力回天的凄怆，噬脐莫及的无奈；他不惊不躁，从容应对；“奴才以为，甘肃一案事有委屈，该杀不该杀，该杀谁的脑袋，当交付众议，再行圣裁”一脚把球踢给了众臣。文武百官，如群蚁排衙，噤若寒蝉。他们最最清楚，若说朝纲废弛，哪桩哪件不是出自你和珅的祸祟？要说夷治腐败，哪件哪桩能说脱得了你和珅的干系？甘肃官僚，清一色是你和珅党徒，要说拿办元凶，非你其谁？为今之计，又岂容你在御前巧言令色，贼喊捉贼！和珅掌握大权，很少理政，除了哄着乾隆玩，就是一味地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越是像甘肃这样极为贫瘠落后的边塞地区，和珅也决不放弃，甘肃和其他省会的财富像一个无底的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其血盆大嘴里。 1799年，乾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着倒下去。新任皇帝嘉庆，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白银，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八千万两，和珅当权二十年，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715年死时，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郎，已招致全国的唾骂，按当时一两白银折合3.75法郎计算，这位国王的财产，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1/170。而明朝巨贪严嵩，只贪污了二百万两，也不过是和珅的1/450。所以，当时有民谚称：“和珅跌个倒，嘉庆吃个饱。”
结果
经查，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名报捐监生，收银15094750两，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所谓监粮有名无实。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奉旨清查各地监粮，发现不仅没有贮存监粮，而且平时国库应存储的正项存粮也亏空。乾隆皇帝发了话，“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乾隆四十六年秋七月，乾隆帝降旨：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两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依法正法。八月谕令：甘肃捐监一事立即禁止。紧接着，陆续降旨，将侵贪赈银千两以上的官员程栋、陈严祖等56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 这就是乾隆四十六年一群贪官污吏盘踞甘肃官场，恣意妄为，演出的清代吏治史上最大的集团贪污案丑剧的下场。 在甘肃官僚谎报灾情、冒领赈粮一案中，查实在案中侵吞白银一千两以下者102人，一千两至一万两以下者30人，一万两至两万两以下者11人，两万两至十万两以下者20人，十万两以上者10人。甘肃全省官吏无不染指。
乾隆三十九年（1774），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地瘠民贫，仓储不足，请求实行捐粮为监，以糧食充实仓储，朝廷批准，並派出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主持捐监，王亶望与勒尔谨勾结，将捐监豆麦改成折色银两，朝廷规定每名监生須捐粮43石，王亶望把粮食改收银子47两，另外加收手續費8两，为王亶望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時有諺語：“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半年後，王亶望謊稱称收捐一万九千人，得豆麦八十二万石。至四十二年初，全省已开销监粮600余万石。乾隆四十二年初，朝廷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發現並無不妥，原來甘肃官员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並撒上谷物，袁守侗也認定是“粮仓满囤”。袁守侗回京奏称“仓粮系属实贮”，乾隆帝信以为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亶望以功升浙江巡抚，改由王廷赞接任布政使一职。乾隆四十二年六月至四十六年初，王廷赞在任上又办理监粮500多万石。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学士阿桂赴浙江勘察海塘工程時，弹劾杭嘉湖道王燧和嘉兴知府陈虞盛贪浮，以致民怨沸腾，王亶望任浙江巡抚时，王燧、陈虞盛均为其亲信，是年二月，阿桂查出“王遂赀产多至二十余万两”，此事牽連到王亶望。皇帝怀疑与王亶望有关，下令逮捕王燧，严查有无“交通情事”。時值河州回民苏四十三起義，勒爾謹作戰屢敗，布政使王廷赞奏折说：“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乾隆反問他：“何以家计充裕？”並传谕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访查王延赞何以家道充裕。 阿桂前往甘肅鎮壓河州回民時屢次奏報軍情，因雨延誤用兵，可見當時甘肅並無旱象。乾隆帝派侍郎楊魁到浙江會同巡撫陳輝祖嚴審王亶望。乾隆四十六年王亶望被斩，下令勒尔谨自裁，王廷赞處以绞刑，依大清律，所有涉案官員皆須正法處死，但考量影響太大，故改為將貪汙數額較大的56名官員處死；没收亶望财产折合白银300万两。按察使福宁，因坦白交代，获“从宽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乾隆帝处理甘肃捐监冒赈灾案之時，曾派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亶望家财，乾隆四十七（1782）年七月有关官员将查抄财物解送内府时，却发现财物不符期望。乾隆帝又专派阿桂、福长安等至浙江调查此案，發現陳輝祖竟私吞王亶望家财。乾隆帝稱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陈辉祖
（？－1783年），清代湖南祁阳人。 兩廣總督陳大受之子。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後迁郎中。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二月，任广西巡抚，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请修灵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任湖北巡抚；官至閩浙總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奉命查抄王亶望的家产，以四五萬兩白銀盜換了價值九萬餘兩的黃金，隐藏玉器，多將貴重器物佔為己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被赐自尽。 其弟陈严祖在甘肃冒赈案中被处死刑。
---------------------
和珅
在清朝的外交事務擔任重要職位，連英特使馬戛爾尼也對和珅的外交手法十分讚賞。和珅初為官時，精明強幹，為政清廉，通過李侍堯案鞏固自己的地位。乾隆帝對其寵信有加，并將么女十公主嫁給和珅長子豐紳殷德，使和珅不僅大權在握，而且成為皇親國戚。隨著權力的成長，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脹，利用職務之便，結黨營私，聚斂錢財，並用賄賂、迫害、恐嚇、暴力、綁架[15]等方式籠絡地方勢力、打擊政敵。此外，和珅還親自經營工商業，開設當舖七十五間，設大小銀號三百多間，且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廣東十三行有商業往來。成為後世學者稱之為權傾天下、富可敵國的“貪官之王”、“貪污之王”。
和珅亦同時是18世紀世界首富，超越了同時期的梅耶·羅斯柴爾德。
以嘉庆帝、監察御史錢灃、大學士劉墉、翰林院编修范衷、軍機大臣王杰、戶部尚書董誥、禮部侍郎朱珪為代表的朝中清議力量，曾多次彈劾和珅，但由於乾隆帝的袒護，和珅均能化險為夷。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駕崩。僅僅五日之後，嘉慶帝即下旨將和珅革職下獄。抄家时发现，在和珅当权的二十多年中，其资产包括二千萬至三千多萬兩白银（其中大部分为其違法工商经营所得，清代規定旗人不得經商，和坤利用內務府包衣奴才藉公務之便以皇室之名，借勢借端巧取豪奪，雖說經商，在大清律下仍是貪瀆的犯行）、兼併全國千百万顷的土地以及數百处房产。在他的保护之下，他的家奴劉全也成了日掷千金的暴发户。和珅所聚敛的財富，約值八億兩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擁有的黃金和白銀加上其他古玩、珍寶，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乾隆帝死後十五天，嘉慶帝以一条白綾賜和珅自盡。
------------------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肅發生過一起地方官員以賑災之名，共謀作弊、肆意侵貪的大案，牽涉總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縣官員113人，追繳贓銀281余萬兩，波及直隸、盛京、江蘇、浙江、雲南等幾個省，震動全國，時稱「甘肅冒賑案」。
起義引出大案
這樁貪污案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就開始了，隱匿事實真相達7年之久，是循化廳撒拉族人蘇四十三反清起義引發了這樁大案的徹底敗露。
王廷贊萬萬沒想到，他的一道奏折，被精明的乾隆皇帝看出了破綻。乾隆責問：「王延贊僅任甘肅藩司（即布政使），何以家計充裕？」當即傳諭已經在甘肅的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嚴密訪查王延贊因何家道充裕，是否與甘肅捐監一事有染指情弊。
谷糧變銀子
甘肅地處西北，災情經常發生。清初，曾經實行過凡願意取得國子監監生資格的讀書人，須按規定數目向當地官倉捐交豆麥谷糧，取得資格的可以應試入官，時稱「捐監」。遇到災荒即用這些糧食賑濟災民。但在實行過程中，由於弊端叢生而一度停止。乾隆三十九年四月，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後，以甘肅災荒連年，倉儲不足，可恢復舊例用捐監糧米賑災為由，說服了陝甘總督勒爾謹。於是，三十九年又開始在甘肅各地開捐。
幹出這樣大的出格事，得有個得力助手，王亶望調親信蔣全迪為蘭州知府，公開授意各州縣收來的銀子總交蔣全迪辦理。蔣全迪任職後，將監糧折成白銀，並將收取的白銀借災賑的名義任意開銷，僅從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開捐不到三年，就開銷監糧600餘萬石。而這些銷去的糧食，實際上折成了銀子落到了貪官手中。
為了充分利用這次捐監獲利的機會，私吞更多的銀子，蔣全迪與王亶望商議，為各縣預定災情，按照各縣報災的輕重，定出收捐數額，由藩司將預定單發給各縣，由各縣照單開賑。換句話說，縣上想報多少，就報多少。
當時，王亶望收受銀子有個規矩，就是下屬送銀子不能讓他看見，否則他是不收的。行賄的人就把銀子放到酒罈裡，放到菜筐裡，或者通過看門人送交，王亶望和他的屬下自然心知肚明。為了貪贓，州府官員也在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有的直接參與分贓，有的接受賄賂，有的向上報假情況包庇下屬。當時，甘肅官場有這樣的話流傳開來：「一千兩見面，兩千兩吃飯，三千兩射箭。」是對王亶望們賄賂情形的真實寫照。
清官變貪官
王廷贊任甘肅布政使之前，曾做過安定縣知縣，也曾廉潔奉公，也曾為安定縣百姓做過不少好事，至今在定西地區還有一座殘留的「王公橋」，這是老百姓對架橋修路，造福一方的縣官的讚譽。但他在接任甘肅布政使後，利慾熏心，與勒爾謹在捐監事情上沆瀣一氣。乾隆帝派員查辦甘肅案子，和珅也在其中，王廷贊與和珅私交甚好。和珅到蘭州後，王廷贊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請其出謀劃策。和珅讓他交出一些銀子，資兵餉，賑貧民，以掩人耳目，減輕罪責，這才有了前文王廷贊給乾隆皇帝的奏折。王廷贊上奏後，便急與省內上下官員通風報信，藏匿金銀，所以當辦案官員奉旨對其家財查抄時，也就所剩無幾。
早在甘肅復開捐監之日起，乾隆皇帝就始終關注監糧的辦理情況。乾隆四十二年初，乾隆帝派刑部尚書袁守侗前往甘肅開倉查糧。甘肅各州縣官員串通作弊，在糧倉的下面鋪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穀物，給袁守侗「糧倉滿囤」的假象。袁守侗回京覆命，奏稱「倉糧系屬實貯」，乾隆帝信以為真。
東窗事發
四十二年五月，被蒙在鼓裡的乾隆帝因王亶望辦理監糧「有功」，一道諭旨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蘇四十三起事反清圍困蘭州，和珅、阿桂一行到達蘭州後，在奏折中多次提到甘肅地方經常陰雨，往往延滯用兵，特別是官軍將蘇四十三義軍逼到蘭州城外華林山上，由於大雨不斷，華林山久攻不克時，乾隆聯想當年王亶望在甘肅任職期間連年奏報地方乾旱，唯獨今年雨多，其中必有虛報情形。恰巧此時王廷贊、王亶望做賊心虛，自願捐銀、認罰的舉動，乾隆帝這才真正引起警覺。
經查，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肅省共有274450名報捐監生，收銀15094750兩，合計侵貪賑銀2915600兩，所謂監糧有名無實。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奉旨清查各地監糧，發現不僅沒有貯存監糧，而且平時國庫應存儲的正項存糧也虧空。
乾隆皇帝發了話，「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案內各犯，俱屬法無可貸。」乾隆四十六年秋七月，乾隆帝降旨：總督勒爾謹賜令自盡、兩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贊、蘭州知府蔣全迪依法正法。八月諭令：甘肅捐監一事立即禁止。緊接著，陸續降旨，將侵貪賑銀千兩以上的官員程棟、陳嚴祖等56名貪官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