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要倾心追随
丰子恺心目中的李叔同是如此一个伟大的形象。李叔同表扬他、开导他、鼓励他，他自然欣喜万分，也自然要倾心追随了。
艺术和人格的熏陶李叔同认了丰子恺这样一个可以造就的弟子后，便从多方面培养和熏染他。当时，西洋艺术理论多从日本介绍到中国来，于是，李叔同就又单独教授丰子恺日文。这样，丰子恺与他的李先生的接触日益频繁，其深厚弥笃、永恒持久的师生情谊从此牢固地建立了。
李叔同当然是丰子恺艺术上（这里指"技艺"方面）的启蒙老师，但他对丰子恺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情操和艺术修养等方面，即他给予丰子恺的主要东西是一颗艺术家的心灵。
李叔同可谓是一位艺术全才，尽管如此，据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中说：他的案头却总放着一册明代刘宗周著关于古来贤人嘉言懿行的《人谱》，并且还在封面上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又加上一个红圈。李叔同常对丰子恺说一些书中有关做人与艺术的准则。他把其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思讲给丰子恺听，要求他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技术，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认为一个文艺家若没有"器识"，无论技艺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告诫丰子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种告诫对丰子恺来说非常及时，这正像丰子恺自己说的那样："我那时正热中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李叔同后来在出家时把《人谱》送给了丰子恺。丰子恺也将此书视作珍宝收藏，后由于抗战炮火，此书毁于一炬。但他在逃难期间，偶尔在成都的旧书摊上见到了一册《人谱》，立即将其买下，一直保存在身边。可见，李叔同的这一教导在丰子恺的内心里是扎下根了的。这也正像丰子恺在《新艺术》一文里所讲的："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描画吟诗，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则其人不啻是一架无情的机械了。"
丰子恺是在李叔同的启迪下走上艺术之路的，他那颗受过老师熏染的艺术心始终主导着他的创作。跟老师一样，丰子恺以博爱、深广的心灵去看天地间一切有情无情的物事；他相信艺术家所见的世界是一视同仁、平等的世界；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万物都应给予热诚的同情。
出家前后的师生交往李叔同出家前夕，曾带着丰子恺去杭州的一条"陋巷"里访问马一浮先生，又把他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丰子恺和其他与之亲近的友生，又介绍夏丏尊先生给丰子恺继续授日文课，还把日本画家介绍给丰子恺，让他陪着去西湖写生。不久，李叔同告诉他，说不久自己也将出家为僧，时间定在农历七月十三日，即公历1918年8月19日。
李叔同出家时的送行者中有何人，说法不一。而依照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所述，弘一法师在出家前一天的晚上，把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位学生叫到他自己的房中，几乎把室内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了他们。第二天，三位学生送先生至虎跑。此外，根据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一文可知，大师在出家前还送给丰子恺一个亲笔自撰手卷，其中有"金缕曲"。丰子恺说："我还记得他展开这手卷来给我看的时候，特别指着这阕词，笑着对我说：我写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丰子恺后来在大师圆寂后曾把此手卷上的诗词制版刊在了《前尘影事集》里。从此，一代杰出的艺术大师李叔同成了佛门高僧--弘一大师。
李叔同出家后，丰子恺仍经常到虎跑去看望大师。不久，即1919年夏，丰子恺毕业离校，与弘一大师的另二位学生刘质平、吴梦非共同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到了1921年初，丰子恺辞去教职，借了一笔款子，决心像大师当年那样，在日本学得一身过硬的艺术本领归来。他赴日本前夕，专程到杭州与大师告别。此后就开始了他那十个月的"游学"生活。
数分钟的静观 缘缘
再相逢丰子恺于1921年冬回国。回国后，他先后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浙江省上虞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任教。1926年春，弘一大师自温州至杭州，居西湖招贤寺。他给在上海的丰子恺寄去了一张邮片："近从温州来杭，承招贤老人殷勤相留，年内或不复他适。"自从丰子恺于1921年春赴日本之前在杭州凤生寺向大师告别后，他已有六年没有见到大师了。所以他在收到邮片的几天后就与夏丏尊先生一起去杭州拜望弘一大师。
丰子恺这回与弘一大师重逢，显然是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在《法味》一文里说自己的生活"犹如常在驱一群无拘束的羊，才把东边的拉拢，西边的又跑开去。拉东牵西，瞻前顾后，困顿之极。不但不由自己拣一条路而前进，连体认自己的状况的余暇也没有。这次来杭，我在弘一师的明镜里约略照见了十年来的自己的影子了。我觉得这次好像是连续不断的乱梦中一个欠伸，使我得暂离梦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个车站，使我得到数分钟的静观。"
丰子恺回到上海后未过几天，弘一大师又从杭州来信，说他将赴庐山参与道场，愿写经文分送各施主，为此向丰子恺等索英国制水彩颜料。丰子恺即与夏丏尊等合买了八瓶颜料和十张夹宣纸寄去，并附信道："师赴庐山，必道经上海，请预示动身日期，以便赴站相候。"然而，弘一大师回函说他此回过上海恐不逗留，待秋季归来时再图叙晤。正当丰子恺等待秋季到来的时候，他与大师见面的日子意外地提前了。夏日的一天上午，弘一大师与弘伞法师来到了丰子恺的家里。原来他们在前两日就已到了上海，暂居大南门灵山寺，需待江西方面来信方才动身。这天，弘一大师在丰子恺家里吃了午饭，又与之谈了许多佛教、艺术以及有关他自己年轻时在上海的生活情况。下午4时左右，弘一大师返灵山寺前，丰子恺和刚从日本回来而暂住丰家的黄涵秋陪大师、弘伞法师就近参观了立达学园，并约定第二天去访大师在俗时曾住过的城南草堂。
第二天上午，丰子恺、黄涵秋和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到灵山寺去见弘一大师。此时江西的信已经到了，并且大师他们当晚就要上船。然而，大师还是换上一双草鞋，同丰子恺他们去访城南草堂。访过城南草堂，他们又游了附近的海潮寺。午饭后又去了世界佛教居士林。佛教居士林对丰子恺的影响很大。除了居士林里的尤惜阴居士对弘一大师的敬重使丰子恺颇为感慨外，他的最大收获应该是对居士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法味》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和尚是对内的，居士是对外的。居士实在就是深入世俗社会里去现身说法的和尚。我初看这居士林建筑设备的奢华，窃怪与和尚的刻苦修行相去何远。现在看了尤居士，方才想到这大概是对世俗的方便罢了。"城南草堂、佛教居士林之行既使他"感到人生的无常的悲哀"，又"领略了一点佛教的憧憬"。
"缘缘堂"命名1926年秋后，弘一大师从江西回来了。返回杭州前，他独自在丰子恺家里住了下来。
丰子恺一向喜欢替自己的居舍取名，比如1922年至1924年他在白马湖时的居舍叫"小杨柳屋"；后来，抗战期间在内地又有过"星汉楼"、"沙坪小屋"；1949年后在上海又有"日月楼"等。丰子恺替居舍取名，一般与居舍的环境、特点有关，唯独"缘缘堂"特别，它不仅有一股馨香的佛教气息，而且与弘一大师此次寓居丰宅有直接的关系。缘份就这么来了。当时丰子恺请弘一大师替他的居舍取名，不料，大师为他指点了一个使他始料不及的办法：让丰子恺在许多小纸片上分别写上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然后把每张纸片都揉成小纸团，撒在释迦牟尼像的供桌上，让丰子恺自己去抓阄。结果，丰子恺连续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就取堂名为"缘缘堂"，还请弘一大师写了一个横额。丰子恺把这上海的居舍看作是"缘缘堂""灵"的存在，真正给它赋"形"，是几年后的事情，那是他在故乡石门湾的自建寓所。
有关"缘缘堂"命名的时间，以往学界颇有争议。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初版之《丰子恺研究资料》中有丰华瞻编《丰子恺年谱》，其1926年条目称："8月，弘一法师云游到上海，下榻江湾永义里丰宅。丰氏请弘一法师为其寓所命名……于是定名为'缘缘堂'。"事实上1926年8月间弘一大师赴江西经上海时正如丰子恺在《法味》一文中所述，并未住丰家，而是住在灵山寺。那么是否存在弘一大师未住丰家而为之取名的可能性呢？回答亦是否定的。因为丰子恺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说过："中华民国十五年，我同弘一法师住在江湾永义里的租住房子里，有一天我在小方纸上写许多我所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可见，这一定是大师住在丰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断定这是弘一大师秋后冬初返杭州途经上海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