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被西方坚船利炮击碎了“天朝上国”迷梦、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经过几番苦苦思索，一些人终于发现了中国落后的“秘密”：西方拼音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故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就连一些饱学之士都曾发出“汉字至难”的感慨。“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教育落后盖因中国百姓学习汉字太难。”目睹此情形，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要求对汉字进行改革，甚至要废除方块字，改用字母文字。改革呼声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甚至一度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呐喊。
1892年，一个名叫卢戆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但卢戆章的“切音新字”并没有得到推广。
民国时期的教科书
1906年春，“帝国邮电联席会议”于上海召开，正式将由剑桥大学教授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整理、传教士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修改之后的“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方案”，史称威妥玛拼音法公之于世，使汉语拼音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了较为广泛的推广。
1913年2月25日，北洋政府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五年后，这次会议确定的“标准国音”与注音字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
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但是，这些拼音方案自身都存在着致命缺陷。“北拉”曾经在解放区广泛推行，甚至取得了与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当地农民学会了这套拼音文字后，都能用它写信、读拼音报。吴玉章（1878-1966，中共“五老”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就曾回忆说，“延安县市冬学中，不到三个月，就扫除了1500余文盲，他们学会新文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字义，经常闹误会。至于“国罗”，它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却辅以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上世纪4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曾留下过一段难忘的记忆。他记得，当时英国老师用威妥玛式注音点名，当叫道“枪枪枪”时，半天没一个人回答，后来才有人反应过来，原来是在叫张长江。“枪枪枪是谁？我们谁也不知道。其实，威妥玛式里‘枪’、‘张’、‘江’都是一个拼法。张长江，就变成了‘枪枪枪’。”不仅如此，民国重要人物蒋介石还曾被拼为Chiang Kai-shek，翻译过来就是“常凯申”，让人哭笑不得。
巧妙的民族形式
这种各类拼音法并存的混乱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仅十天，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便宣告成立，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1952年2月5日，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简称“文改会”）成立大会上，马叙伦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毛泽东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但何谓民族形式，毛泽东等人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经过将近一年的激烈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终于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不料，毛泽东在详细审读后，认为这套方案虽然在拼音方法上较为简单，但是笔画太复杂。他认为，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开始分头制订新的拼音方案，但还是不能让人满意。
看着文字改革即将进入死胡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遂于1955年10月15日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个改变中国文字改革进程的重要人物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就是被誉为我国“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当时，准备赶回上海上课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尽管周有光的老本行是经济学，但解放前他就曾在上海参加过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
1954年，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周有光，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一年，就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在文中，周有光这样说道：“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
此后不久，周有光便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鉴于当时苏联已将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中国与其是盟友，一些人又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于是，关于汉语的字母形式，再次引起激烈争论。
此种形势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经过仔细酝酿，他于1956年1月20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毛泽东说，“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1956年2月20日，《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出台，草案明确提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
100个小时识字1500个
1958年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正式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宗春启在1958年是刚读一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回忆说，当时打开新发的课本，“惊讶地发现课本的第一页是一些曲里拐弯的外国字母。除了方块汉字之外，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字。”但不久，宗春启就发现通过这些拉丁字母他能够学会很多生字。待学会拼音后，他便经常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以前不认识的字，一拼就知道是什么了。那会儿，我看了好多书，也自己认识了好多字。”
小学生教人认拼音
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吴建生回忆说，1960年，年仅5岁的她曾和母亲俞冰如从晋南小县城来到北京，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当时，一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舞台上，让她写“吴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汉语拼音写出了这句话。会后，吴玉章高兴地将这个小姑娘高高举起。
“在吴建生的故乡山西万荣，也因为用汉语拼音成功扫盲和推广普通话，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万荣县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一直在做扫盲工作，却收效甚微。《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据当时报告，“一般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识字，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那时万荣无论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商店食堂，只要有汉字的地方，都被标上了汉语拼音。甚至于万荣县的村民，在地里干活休息时，也都互相学习拼音。
从此，汉语拼音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它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