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变”是指崇祯十七年的改朝换代，对于恪守传统道德的士大夫而言，是一场灭顶之灾。这种情怀，当代人是难以理解的，而这恰恰是了解晚年陈洪绶的关键。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陈洪绶，是才华横溢的画坛奇才。他的代表作《九歌》、《西厢记插图》、《水浒叶子》等，久享盛名，蜚声中外。同时代人毛奇龄《陈老莲别传》说：他的画作流传于朝鲜、兀良哈（蒙古）、日本、撒马儿罕（中亚西亚）、乌思藏（西藏）等地。这些地区不惜以高价收购他的名画，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赝品层出不穷，有所谓“海内传模为生者数千家”的说法。仿制他的画作的竟然有几千人之多，不知道有没有打破古今中外的纪录？毛奇龄举了一个例子：宁波人袁鹍，家庭贫穷，在日本商船上做账房先生，把两幅陈洪绶的名画藏在竹筒里，送给日本船主，船主大喜过望。其实是仿制品——“亦传模笔也”。朱彝尊说：陈洪绶画作，赝品纷纭，精美的赝品大多出于他的弟子严水子、严山子、司马子雨之手，怪不得能够以假乱真。
画坛奇才都有天赋。陈洪绶四岁时，在墙壁上画了长达八九尺的关公像，栩栩如生。老人见了情不自禁跪拜，并且长期供奉。朱彝尊感慨地说：“盖绘事本天纵也！”
《清史稿·陈洪绶传》如此评价他的绘画成就：“洪绶画人物，衣纹清劲，力量气局在仇、唐之上。”之所以能够超越仇英、唐寅这些名家，除了天赋，还应归功于早年下过苦功，潜心临摹前辈画家名作。比如，在杭州府学临摹石刻李公麟的《七十二贤像》，又临摹周昉的《美人图》，不止一遍，而是再三再四，还不罢手。友人对他说：你的临摹画已经超过了周昉原画，为什么还不满意？陈洪绶回答说：“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未尽也。”这段话见于毛奇龄《陈洪绶别传》以及《清史稿·陈洪绶传》，可见已经传为美谈，众所周知了。从中可以看到他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他的美学追求很值得当今画家深思：临摹前辈大师的名作，被观众叫好，以为超过了原作，恰恰表明与原作的差距，还没有真正学到前辈的“能事”。有了这样的境界，所以钱塘冯秀才写诗称赞他：“三百年来陈待诏，调铅杀粉继前人。”继承了前人的精髓，才能成为三百年来首屈一指的画家。
这样的奇才，往往有奇特的品格，或许可以概括成“狂狷”二字，那是类似于竹林七贤的名士风度，恃才傲物，放浪形骸，不拘小节。
请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他的描写：“中年，纵酒狎妓自放，客有求画者，罄折至恭，勿与。”有钱有势者拿了巨额银子，恭恭敬敬来求画，他不予理睬。这是他狂狷的一种表现。另一种表现就更加狂狷了：“及酒边召妓，辄自索笔墨，虽小夫稚子，征索无弗应。”只要有酒喝，有妓女作陪，他自己找来笔墨作画，即使贩夫走卒乃至儿童，有求必应。
陈洪绶喜欢“纵酒狎妓”作画，有他的诗《赠妓董飞仙》为证：
桃花马上董飞仙，
自擘生绡乞画莲。
好事日多还记得，
庚申三月岳坟前。
毛奇龄对这首诗有这样的说明：“老莲总角为画，便驰骤天下，特以好酒，尤好为女子作画，故女妓每载酒邀作画。是诗实录也。”诗中谈到桃花盛开的春天，骑马而来的董飞仙，拿了绢帛请陈洪绶画莲花，陈洪绶由此想起二十三岁时与她同游岳坟的美好日子。
陈洪绶不仅画好，诗也写得好，上面那首广为传颂。可惜的是，他的画名太大，把诗名完全掩盖了。清代学者阮元对陈诗“流传甚寡”颇为感叹：“能诗而名勿著，为画所掩也”。
“南陈北崔”确实名副其实，两位大师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不仅艺术水平不相伯仲，而且品格也如出一辙。《清史稿·崔子忠传》说崔“负异才”，“作画意趣在晋唐之间，不屑袭宋元窠臼。人物仕女尤胜。董其昌称之谓：‘非近代所有’”。这种品格显然是一派名士风度，宁愿“家居常绝食”，也不肯轻易卖画，有财有势者用重金收购，他一概拒绝。史可法送给他一匹名马，他立刻卖掉，请朋友大吃一顿，一天之内挥霍殆尽。
陈洪绶何尝不是如此，毛奇龄说他喜欢喝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
在陈洪绶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同乡前辈徐渭（徐文长）的影子，他晚年居住在徐渭故居青藤书屋，绝非偶然。徐渭这位文人画家，行事怪异，也是不拘小节的风流名士。无怪乎人称“三百年间两奇士”。
陈洪绶生活在万历二十六年至顺治九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明末度过的，入清以后不过九年而已。总体来看，他是一个明代人，不是一个清代人，准确地说，他是一个明代遗老。令人不解的是，《明史》没有为他立传，倒是《清史稿·艺术传》中有他的小传。
他由画坛崭露头角，是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曾经有过短暂的踌躇满志的一段时光。崇祯三年，陈洪绶乡试落第。科举道路走不通，不得已“纳粟入监”——出钱成为国子监生。崇祯皇帝对他颇为欣赏，召进宫中临摹历代帝王像，使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宫廷御用画师。然而命运与秉性的驱使，让他终于走向归隐。
这和他的老师刘宗周有很大的关系。
万历四十三年，十八岁的陈洪绶投奔一代名儒刘宗周门下，求学问道。学识渊博的刘宗周登上政坛以后，清正廉洁，嫉恶如仇，敢于直言进谏，执拗而无所顾忌。这种风骨影响了陈洪绶一生。在明清鼎革之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遗老风度，几乎亦步亦趋。
崇祯十五年，言官姜采、熊开元因为向皇帝进谏，而被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引起正直官员的不满。在一次御前会议快要结束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为姜、熊二人求情，被皇帝驳回。一向敢于直言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挺身而出，请求释放姜、熊二人。他的话讲得直截了当：国朝从来没有言官因为进言而被关入锦衣卫监狱的，姜、熊二人开了先例。他愈说愈激动，无所顾忌地反驳皇帝的话：“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私刑！”皇帝顿时肝火大旺，训斥道：“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问刑，何公何私？”刘宗周依然侃侃而谈：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不可用则置之不理，即使有罪，也应由三法司定案。姜、熊二臣因为进言而下狱，有伤国体，也有悖于皇上当初求言的初衷。
皇帝恼羞成怒，大喝一声：刘宗周候旨处分！
在场的大臣惊讶之余，纷纷为刘宗周辩护，希望皇帝收回成命。皇帝拒不接受，火气愈来愈大，信口开河，说了一句令众人大吃一惊的话：熊开元背后的主使者，想来就是刘宗周！
刘宗周的同僚、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金光宸仗义执言，说明事实真相：刘宗周秉性耿直，从来不会客，和熊开元不相往来。宗周与臣在同一衙门，臣极了解他……皇帝不等他讲完，厉声喝道：金光宸也一并惩处！在众多大臣再三恳请下，皇帝总算从宽发落，把已经拟好的圣旨——“刘宗周革职，刑部议罪”，抹去“刑部议罪”四字。
第二天，即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三十日，两袖清风的刘宗周骑着驴子，在肩扛包袱的仆人陪伴下，从顺城门出京，踏上了回乡之路。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刘宗周的凄凉落寞，而是大明王朝一步一步走向末路。
陈洪绶作为他的学生，含泪送别恩师，写诗一首，抒发“夫子受谴去国”的悲愤：
青鞋布袜嗟行矣，
苹乌糜庭良可叹。
诵道嵇山瞻北阙，
浮云不许老臣观。
次年七月，陈洪绶怀着对时局绝望的心情，离京南下，回乡隐居作画。他在诗中说：“病夫二事非所长，乞与人间作画工。”深秋抵达杭州，画出名作《水浒叶子》，用自己擅长的绘画方式，向恩师刘宗周学习，以北宋末年社会动乱的历史画面，曲折地影射明朝的末路，希望当局者警醒。
他的老师刘宗周，在家乡绍兴获悉京师沦陷，徒步前往杭州，要求浙江巡抚黄鸣俊为已故崇祯皇帝发丧，并且发表讨伐李自成檄文。不久福王在南京监国，建立弘光小朝廷，给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表示：大仇未报，不敢受职。
一年后，清军南下，南京弘光政权崩溃，杭州潞王投降。正在吃饭的刘宗周，推案痛哭，从此移居郊外绝食。朋友相劝，他沉痛地说：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因为自己罢官在野，而且寄希望于南明中兴。南都之变，主上（福王）自弃其社稷，当时可以死可以不死，因为还希望后继有人。现在浙江也投降了，老臣不死，还等什么呢？死意已决，便乘船到西洋港，跳入水中，被人救起。心灰意冷的刘宗周，绝食二十三日而死，时年六十八岁。
刘宗周的死，显示了遗老们与明朝共存亡的风节，极大地震撼了陈洪绶，影响了他晚年的行止进退。
“甲申之变”是指崇祯十七年的改朝换代，对于恪守传统道德的士大夫而言，是一场灭顶之灾。这种情怀，当代人是难以理解的，而这恰恰是了解晚年陈洪绶的关键。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深夜，准确地说，是三月十九日子时（凌晨一点左右），走投无路的皇帝朱由检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一棵大树下上吊自尽，王承恩随后也上吊殉葬。皇帝的死，意味着大明王朝的崩溃。
一部分崇尚士大夫气节的官僚，选择了杀身成仁的归宿。
大学士范景文眼看大势已去，感叹自己身为大臣不能为天子出力，深深愧疚，从此绝食。十九日京城沦陷，传闻皇帝驾崩，叹息道：只有一死，来报答陛下。随即在妻子陆氏灵堂前自缢，被家人救下后，赋诗明志：“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向皇宫方向跪拜号哭，纵身跳入一口古井中。他是内阁大学士中唯一为国殉难者。
户部尚书倪元璐在京城陷落后，向北跪拜皇宫，为自己身为大臣不能报国而自责；又向南跪拜，辞别住在南方的母亲。换上便服，祭拜关公，在案头题字：“南都尚可为，吾死分也。”（南京大有可为，死是我的本分。）然后对家人说：必须等到大行皇帝殡殓，才可以给我收尸。随即在厅前自缢，仆人想上前解救，老仆哭着劝阻：主翁再三嘱咐，不要阻拦他殉难。他的儿子遵照父亲愿望，直到崇祯皇帝殡殓后，才给父亲合棺下葬。李自成的部下得知这一情况，表彰为“忠义之门”、“真忠臣”。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十八日率领御史上城墙巡视，遭到太监阻挡，归途遇见同僚吴麟征，握手挥泪，互相鼓励，誓死国难。次日，获悉国难，抱头痛哭，带了印信、官服，前往吉安会馆（江西吉安同乡会），祭拜文天祥，题写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儿孙百代仰芳名。”随之上吊而死。
像他们那样殉节的还有：兵部侍郎王家彦、刑部侍郎孟兆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等。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官僚贪生怕死，卖身投靠新朝。
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首席大臣，在李自成入主紫禁城的第二天，就前往拜谒，表示改换门庭之意。李自成训斥魏藻德：你受皇帝重用，应当为社稷而死，为何偷生？魏藻德连忙叩头说：如果陛下赦免，一定赤胆忠心相保。对于这些朝秦暮楚的人，李自成不屑一顾，命令士兵囚禁起来。
其他降官一千二百多人，身穿青衣，头戴小帽，前往会极门集合，等待录用。李自成对这批降官十分反感，对处理此事的牛金星说：官员们在城破之日能够为国殉难，才是忠臣，怕死偷生者都是不忠不孝之人，留他干嘛？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顺治皇帝对于为明朝殉节的大臣，也给予高度评价。就在陈洪绶死于非命的顺治九年，下达圣旨，表彰前朝忠臣，要求政府部门对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王家彦、施邦曜、凌义渠、吴麟征等二十人，拨地七十亩，为他们建造祠堂，给予祭祀。
这些殉节大臣的风节，无疑对陈洪绶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言行有很大的影响。对他激励更大的是，当清军南下，南明福王政权、唐王政权、鲁王政权相继崩溃，江南抗清义士所表现出来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他的老师刘宗周绝食而死是一个榜样，另一位他尊敬的前辈，大名鼎鼎的黄道周，刘宗周的志同道合者，也是一个榜样。
黄道周被唐王政权任命为大学士，临危受命，他主动请缨，前往江西招募抗清义旅，以图恢复。从广信出衢州，到达婺源，遭遇清兵，战败被俘。清朝当局把他押解到南京，路过东华门，他坐地不起，淡然地说：此地离高皇帝陵寝最近，就死在这里吧。监刑官把他就地处死。
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以《三垣笔记》而为人所知的李清，在扬州获悉甲申之变，嚎啕大哭，几次昏厥过去。此后，每逢三月十九日，必定设立灵位祭奠。有人问起，他说：我家世受国恩，涓埃未报，国亡后守其硁硁，有死无二。南京失守后，他回归故乡隐居长达三十八年，闭门著书，杜门不与人事。以《物理小识》而著名的方以智，在南明桂王政权官至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不久，称病辞职。桂王屡次起用，他都婉言谢绝，陷入矛盾之中——“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在归途中被清军俘获，清军大帅企图招降，左面放着官服，右面放着利刃，让他选择，究竟是升官还是死亡。方以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右面的利刃——死亡。这一举动使清军大帅顿生礼敬之意，释放了他。他随后出家为僧，更名宏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出家为僧，是躲避灾祸，并非真想出家，“借僧活命而已”。
从他们身上折射出崇尚气节的士大夫，在明清鼎革之际，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光芒，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旨归却是一致的。一些人在一线作战，为抗清而捐躯；一些人在改朝换代的紧急关头，坚持明朝遗老的节操，以身殉节；另一些人虽然苟且活了下来，却选择冷眼旁观的不合作态度。陈洪绶在鼎革之际的言行，只有从这种宏观视野中，才能得到索解。
明末时，陈洪绶寓居于青藤书屋，获悉甲申之变的消息，悲痛欲绝。据当时人说：“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见者咸指为狂士，绶亦自以为狂士焉。”对于明朝的灭亡，内心极其痛楚，又不能直接流露出来，只能纵酒狂呼，这种狂士行为，其实是佯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如此，旁观者把他看作狂士，他自己也自以为狂士。自以为狂士，恰恰表明他很清醒，是佯狂。
南明唐王政权授予他翰林待诏、监察御史，他都没有接受。清军攻陷绍兴，清朝当局以死相威胁，命他作画，誓死不肯。为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他到绍兴云门寺，削发为僧，自称悔僧、云门僧，改号为悔迟、老迟，对自己苟且偷生表示深深的悔意。
这种情意，在他的诗中有所流露：“剃落亦无颜，偷生事未了”；“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胜哀。”对现实不满，又不能发泄，只能表现为放浪形骸的狂士，如同竹林七贤那样的佯狂。邵廷采这样描写当时的陈洪绶：“饮酒放豪，醉辄骂当事人。第闻蕺山（刘宗周）先生语言，则缩颈咋舌却步……先生既没，朝夕仰礼遗像，题壁云：‘浪得虚名，山鬼窃笑，国亡不死，不忠不孝。’”
这种不合作的狂士风度，是新朝当权者不能容忍的，死于非命似乎是必然的归宿。
顺治九年，在杭州卖画度日的陈洪绶，突然如痴如狂，东躲西藏，从杭州回到绍兴，不久就离奇死去。
关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病死、被杀、自杀。在我看来，被杀的可能性最大。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有一句话值得细细玩味：“晚岁在田雄坐，尝使酒大骂”，隐约道出了他的死因。
田雄是晚明江北四总兵之一黄得功的部将，南京陷落，黄得功自刎，田挟持福王（即弘光帝）投降清朝，新主赞扬他“有斩将擒王之功”，是“真功臣”，因此官员亨通，由浙江总兵升任浙江提督。明朝遗老对此人深恶痛绝。田雄附庸风雅，宴请陈洪绶。陈洪绶佯装酒醉，当众大骂田雄。一手掌握浙江军事大权的田雄哪里肯放过他！
同时代人丁耀亢哀悼陈洪绶的诗，特地指出：“时有黄祖之祸。”所谓“黄祖之祸”，是借用才子祢衡当众羞辱曹操，死于江夏太守黄祖刀下的典故。诗中云：“名高百尺莫登楼”，“始信才多不自谋”，都在暗示他死于非命。在当时的高压下，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只能暗示而已。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看出了此诗的言外之意，点明：“陈洪绶以不良死。”所谓“不良死”，可以理解为非正常死亡，或者说死于非命。
陈洪绶的死于非命，令人想起魏晋名士嵇康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