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杭州市政府决定把中山路改建为步行街，重新命名为南宋御街，现已建成开放。在高银街到西湖大道步行街区域，将原来行道树：梧桐移至街心，引水入街，设置花坛，局部增植香樟等四季常绿树种，结合散落的方池，营造南宋园林气息。同时将吴山的山意和西湖、运河的水乡意境相结合，形成具有杭州历史人文气质的山水园林景观。沿街建筑进行翻修，三层及以下的木结构建筑都保持坡度屋顶，并采用小青瓦铺设，同时保留屋顶上的老虎窗，再现江南民居特色。御街步行街南端和河坊街相接，有电瓶车可以代步，从西湖大道到吴山广场来回。
南宋临安的商业十分发达，远远胜过北宋的汴京。对此，南宋吴自牧在其所作的《梦粱录》一书中有载：“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示，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袜，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说：“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番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在临安的商铺中，东京人开设的饮食店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都城纪胜》“食店”一节述及临安的食店时说：“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宋嫂鱼羹就是曾住汴京最大酒楼：樊楼附近的宋五嫂创制的，在高宗游西湖时献给皇帝而出名的。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
宋室定都临安后，直接为皇室、官府服务的、规模庞大的官方手工业作坊在临安纷纷建立，同时东京等地大量具有各种手工业技艺的专业人才也大量移居临安，这大大改变了当地官、私手工业的结构与比重，并对都城临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纺织、造纸、印刷、陶瓷、造船及军火等都居全国前列。尽管杭州这些手工业的生产历史非常久远，且至北宋时已有相当的规模，以前发达程度不能和宋室南迁后同日而语。学校教育、文化娱乐继承北方尤其是汴京的遗风，也有长足的发展，瓦子（游乐场）规模胜过汴京。
宋室南迁后，由于汴京人大量移居临安，因此杭州普遍流行着北方语言。南宋初年，临安居民的语言，可以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杭音”和“北音”两种语音，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北方的语音成分和所用的词汇，逐渐和“杭音”融合。著有《杭州话》一书的杭州方言研究者曹晓波说：“使杭州方言起了实质性变化的，是宋高宗赵构的偏安，杭城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后。当时，五方人士汇集，南北语言混杂。为了便于交流，杭州的历史责任，需要它的方言‘反主为客’起一种官方语言的作用。在这一种官方语言的产生过程中，杭州市井中的吴（越）方言，也就在南北文化的兼收并蓄中渐渐退居为‘山’话‘村’语，官方的书面化语言逐渐突出。”
杭州话，这里指的是杭州市区和部分近郊地区使用的地方方言，与大杭州市境内其他地区的方言有别。杭州话主要分布在杭州市区和杭州近郊，大致东至下沙，南到钱塘江边，西自五云山、转塘至留下附近，北经拱宸桥至三墩，东北经笕桥至乔司，不包括杭州远郊以及新近并入的萧山、余杭两区。保守估计，中国以杭州话为母语的人口在一百二十至五十万之间。
关于当今杭州话区别于一般吴语的原因，以南宋迁都为代表的几次北方移民涌入是学术界早有的定论。在永嘉之乱、南宋迁都和八旗南驻三次语言融合中，永嘉之乱是对整个吴方言产生影响，不限于杭州话，一般认为南宋迁都奠定了今天杭州话的基本构架，对于杭州话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南宋迁都造就杭州话是学术界的共识。八旗南驻是清初满人加强对汉人控制一项政策，凡设将军、都统的地方都有旗人驻防。清代其它设有将军的八旗驻防城市，如广州、福州，其营地不在城内，对当地语言影响没有杭州大。杭州的驻防城建在涌金门之北，钱塘门之南的西湖东岸城区，位于今湖滨路以东、岳王路以西、庆春路以南、开元路以北的一大片繁华区域，杭州人叫“旗下营”。顺治五年（1648）动工，七年建成，占地1136亩，顺治十六年又向南扩大了75亩，雍正五年（1727）、同治八年（1869）和光绪年间先后修葺过三次，一直保持到民国成立。二百多年，旗人逐渐习惯于定居城市的生活，与汉人广泛交流，影响杭州话，使之产生吴语其它方言所没有的儿化情况。所以杭州话是吴语中的一个另类，语言学上称为语言孤岛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