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定都临安，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当时金兵处处主动进击，宋军时时被动防守，这是当时战局的长期态势。杭州和建康比较，离前线较远，相对安全。宋高宗说过：“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浙西一带水网交错，对金骑兵活动不利，杭州有这一道天然屏障，给南宋统治者增加了安全感。第二、唐宋以来杭州迅速崛起，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发达，一跃而成为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这种相当规模的城市体制和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恰恰是作为国都所必需的。
定都之后，杭州成为南宋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
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高宗建炎三年（1129），即诏以州治为行宫。绍兴元年（1131）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修建宫殿，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初具规模。由于宋金对峙局面有所缓和，偏安政权逐渐巩固，经高宗、孝宗等几朝君主的不断扩建、改建和修建，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陆续在凤凰山麓耸立起来，至南宋末年，达三十座之多，和北宋汴京相当。不仅规模和汴京大内相仿，而且连宫殿的格局也和汴京相同。皇城四边有四座大门，南门称丽正门，是皇宫正门，上有御楼。北面称和宁门，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主要宫殿有垂拱殿、慈宁殿、崇政殿（又名文德殿、大庆殿、紫宸殿等名）、钦先寺、孝思殿等十数殿堂。行宫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十分壮丽，布局遵“前朝后寝”之定制，外朝的崇政殿、日朝的垂拱殿均在行宫南部丽正门内；东宫在行宫东北部；其他宫殿、寝殿、后苑等均在行宫北部和宁门内。
行宫只是南宋大内的一部分一一南内。另一部分称北内，即德寿宫（系秦栓旧宅改筑），是宋高宗禅位后颐养天年之所。孝宗禅位后也居此，改名重华宫。德寿宫范围南起望仙桥直街，北至佑圣观路，西临中河，东到吉祥巷、织造马弄一线，内有亭台楼阁，假山苑池。宁宗时曾遭火灾，度宗时以其地之半为宗阳宫，祀道教神祇。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灭南宋。元军占领临安后，幼帝、谢太后被押送元大都（北京），南宋皇宫被元军掳掠一空。第二年，因民间失火，飞烬延及，皇宫被焚毁。
时掌江南佛教事务，任元朝江南释教都总统（后改江淮释教都总统）的僧侣，唐兀（党项？）人杨琏真迦，至元十五年（1278）在宰相桑哥支持下，盗掘钱塘、绍兴宋陵，窃取陵中珍宝，弃尸骨于草莽之间。绍兴人唐珏闻之悲痛不已。当下典当家产，私下备酒宴，邀请乡里青壮年血气男儿。酒至半酣，唐珏突然说：“今请诸位同心协力，前往收埋先帝尸骨，如何？”有一人问道：“山上有军队把守，虎视眈眈，事情一旦暴露，如何是好？”唐珏说：“此事我早已计划好，今四郊荒野多露白骨，何不取而代之以假乱真呢？”大家义不容辞。唐珏取出备好的木匣若干只，上面复以黄色丝绢，署上帝名、陵名，分头趁月色潜入陵山，自永思陵以下，随号将诸帝遗骸分别收藏起来，埋在宝山之阴，天章寺前，并种上冬青树，作为标志。七日之后，杨琏真伽复下令裹取诸帝骨骸，部众只得杂以牛马枯骨拾来，在临安故宫中“筑一高十三丈的白塔压之，名曰镇本”，以示制胜江南人民之意。
后来杨琏真伽又用行宫遗址地盘建造了五座寺院，这些寺院在元朝后期陆续毁坏。到了元末张士诚筑城时，把凤凰山置于新建城池外，南宋行宫旧址就成为荒郊之地，最近杭州市准备对一定程度恢复南宋行宫做出规划。
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十三座，城外有护城河。南宋朝廷政局稳定后，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定居杭州，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几个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使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南宋临安的城市建设也受到了汴京的影响，当时城中的民房、园林建筑也竞相仿效汴京。如南宋戴植所撰《鼠璞》载：“南渡驻跸，王公贵人园池竞建”。西湖四周，“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列亭馆于水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城中更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拥塞，街道狭小，不堪其 行”。北宋时还是“林木茂盛，阒无民居”的城西及宝石山、吴山、万松岭诸处，此时已是“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茸，更加妩媚动人，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等服务性行业及夜市也很兴盛。怪不得有一首流传极广的《题临安邸》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该诗作者历来认为是太学生林升，近年有人考证是另有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