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 《黄炎培眼中的李叔同》 （by 陈星）

前言：

弘一大师李叔同和与他情操志趣相近相投甚至只是与他有缘的其他一些文化人之间的交往，则又很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文化现象了。这种交往的史迹，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材料，也可以看作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弘一大师李叔同一生与众多的文化名人有过交往，这里记述、寻绎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选择的原则：一是史料相对比较丰富的；二是这些文化名流应该是与李叔同有过直接交往，或虽是间接交往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

弘一大师李叔同灿烂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值得人们寻绎回味的事迹，他早年在艺术领域里取得的辉煌成绩和中年以后在佛学上的非凡成就是后人需要永远记取和弘扬的。作为一位文化伟人，他的行为举止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中是代表着一类特殊类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处世方式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弘一大师李叔同和与他情操志趣相近相投甚至只是与他有缘的其他一些文化人之间的交往，则又很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文化现象了。

《黄炎培眼中的李叔同》


　　作为南洋公学时的同学，黄炎培对李叔同的回忆值得珍视。1957年3月7日《文汇报》发表了黄炎培的《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黄炎培回忆说：

　　我和叔同是1901、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后来被先后改名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特


班的同学。……同学时他刚二十一二岁。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公学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

　　这当然只是日常生活方面的李叔同。

　　从黄文还可看出：在学业上，李叔同的成绩也十分出色。他写起论文来思路清晰，一篇《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强调了弱国的生存惟有自强自立之一途。他写道：“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南洋公学重视外语学习，而李叔同在这里也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为宣传民权思想，李叔同还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

　　李叔同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取得的艺术教育业绩，黄炎培也充分肯定。1914年，黄炎培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其中在谈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说：“其专修科的成绩殆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高。主其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哀）也。”从这段话的语气看，黄炎培似乎很有一点为同学李叔同而骄傲的意思。

　　黄炎培谈《祖国歌》

　　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还说：“我至今还保存着叔同亲笔写他自撰词、自

　　作曲的《祖国歌》。当时曾被一般男女青年传唱。当然，必须认定这还是叔同的早年作品，但也值得珍视。”

　　一般认为《祖国歌》是李叔同根据民间乐曲《老六板》而填词的爱国歌曲（谱上有“沪学会补习科用歌”字样），时间是1905年农历二月。《祖国歌》选用中国民间乐曲《老六板》填词，当时是有人不以为然的。一些人以为词曲过于“村俗”。但丰子恺认为李叔同取民间乐曲来作爱国歌曲，“这大胆的创举极可钦佩”。“李先生这《祖国歌》可说是提倡民族音乐最早先声”。黄炎培虽误认这首歌的作曲者也是李叔同，但并不妨碍人们确认李叔同是此歌词的作者。


正如黄炎培所说的那样：此歌“当时曾被一般男女青年传唱”。为黄炎培这句话作印证的有丰子恺，他在《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回忆儿时的唱歌》一文中说：

　　那时候的有志青年，大家忧心忡忡，慷慨激昂地发挥他们的爱国热忱。李叔同先生这歌曲便是在那个时候作的（《祖国歌》作于1905年）。这歌曲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之后，立刻不胫而走，全中国各地的学校都采作教材。我的故乡石门湾，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我们


的金先生也教我们唱这歌曲。我还记得：我们一大群小学生排队在街上游行，举着龙旗，吹喇叭，敲铜鼓，大家挺起喉咙唱这《祖国歌》和劝用国货歌曲。

　　《祖国歌》何以有如此振奋人心的神力？且看它的歌词：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看得出来，这歌词的气势确实浩大超凡。

　　黄氏回忆文章引来的别妻疑案

　　黄炎培《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还引来了另一争议。文章说：“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糾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浆一浆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从情理上讲，黄炎培先生的这段叙述也是可信的，因为当事人中就有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糾思女士。然而，这一段记載却被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认为此事不确。这就令人想起了李叔同的另一位日本夫人。黄炎培所说会不会指的是日本夫人呢？如果是的话，则又涉及到弘一大师另一位好友杨白民了。

杨白民无奈，只好带着李叔同的日妻来到杭州，安顿下来后，他只身先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见日妻已经来了，也就不好回避，于是同意会面。会面的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某家旅馆里。杨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这一对平日相爱的夫妻。交谈过程中，李叔同送给日妻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日妻见丈夫


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此后她就回日本去了，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以上这段往事的述说者恰恰是杨白民的女儿杨雪玖。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师》一文中转述了这则故事。黄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而杨白民则又是李叔同的挚友。源于他们二人的故事想必应该是有可信性的，只是故事均为回忆，难免有在细节上的差异，但想必日妻赴杭州与李叔同告别的这一段往事应该是有过的。对于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没有更充分确凿的证据发现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当然，存疑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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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连载】1 《黄炎培眼中的李叔同》 （by 陈星） -★馨雨微涵★- ♀ (77 bytes) () 04/16/2007 postreply 07:56:06

• 安静。不喧闹。适合读书。 -杨子- ♂ (0 bytes) () 04/16/2007 postreply 09: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