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形成之前，西部山区流出的武林水带来的泥沙沉积成陆，西湖形成之后，武林水带来的泥沙就只能沉积在西湖湖底，所以从地质条件来说西湖先天就容易淤积，再加上人为的围湖造田，加快了淤积过程。但西湖是杭州的水源，没有西湖杭州就无法存在。自白居易浚湖之时到吴越建国之初，前后仅80余年，西湖就又出现“湖封蔓合”的现象，西湖变浅了，并长满葑草（野茭白）。当钱镠筹划在隋唐州治故址筑子城，扩建宫室之时，有方士献媚说：“王如广牙城，改旧为新，有国正及百年；若填筑西湖以为公府，当十倍于此。”而钱镠深知“无水即无民”，不理睬方士的建议。他不仅不填塞西湖建造宫城，反而专门设置一支一千多人叫撩湖军的部队，定期疏浚西湖，巡湖禁止围田，使西湖在吴越时期始终碧波粼粼。
吴越钱氏三代五王笃信佛教，厚礼僧人，因而在西湖内外大兴寺院，建造佛塔，雕凿石窟佛像。从积极方面讲，建寺凿佛是为了祈求平安，造白塔、六和塔是为了镇压江潮，与“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相一致，给今天的杭州留下丰富的宝贵文化遗产。
灵隐寺因唐武宗排斥佛教，在会昌年间（841-846）已是“寺毁僧散”。吴越时重开殿宇，并加以扩建，如今大雄宝殿和天王殿前的两座石塔和两座经幢，就是当年吴越国的遗物。杭州众多的名寺名庙，近一半创建于吴越时期，著名的有钱塘门外的昭庆寺、南屏山的净慈寺、梵村的云栖寺、天竺山上的上天竺寺、吴山的宝成寺、六和塔的开化寺、北高峰的韬光寺、南高峰下的法相寺、赤山埠的六通寺、九溪十八涧的理安寺、青芝坞的灵峰寺等等。
杭州的塔早期尚未突破作为佛教特有的墓葬形式的范畴，如西湖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古塔：孤山寺的辟支佛骨塔。直至五代吴越时杭州的塔才走向成熟，和佛寺组群、园林建筑、山色水光溶为一体，充满美感。保俶塔、雷峰塔、六和塔、闸口白塔、梵天寺的南塔和仅见于古籍，现在已湮灭的城南塔、南高峰塔等，都肇建于吴越。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五“僧塔寺塔”中择要记载的杭州古塔有三十八座之多，其中砖塔、石塔、铁塔无所不有。除了宗教的缘由之外，世俗功利的考虑也是这一时期大兴土木建塔的主要动机。
雷峰塔是为庆贺钱弘俶王妃黄氏生子而筑，初建时叫黄妃塔，因位于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上，就被称为雷峰塔，白蛇镇压在塔下仅是神话故事而已。保俶塔原名应天塔，始建的确切年月不可考，有认为在吴越国王钱镠时所建的，也有认为系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吴越国国王钱弘俶被宋太祖赵匡胤召往汴京时，他的母舅吴延爽发愿建造九级宝塔，祈祝钱弘俶平安归来。后者的依据是清乾隆十四年（1749），赵茂才在宝石塔下发现造塔记残石，残石存34字，已无法通读。首句为“爽为睹此山上承角亢”。文中的“爽”应该就是吴延爽，“角、亢”乃星宿之名。“俶”字现在一般人都误读作shu第二声，应读为chu第四声。雷峰塔和保俶塔，隔西湖遥遥相对，古时就有：“雷峰似老衲，保俶如美人”的说法。六和塔位于西湖之南，钱塘江畔月轮山上。是钱弘俶在北宋开宝三年（970）为镇钱江潮命僧人智元禅师建造，取佛教“六和敬”之义，命名为六和塔。“六和敬”是指佛陀用身、口、意、戒、见、利六个方面的 “外同他善”（“和”）与“内自谦卑”（“敬”）统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优婆塞、优婆夷等七众弟子。闸口白塔已在前面介绍，不再赘述。
此外，吴越国时杭州还创立了许多石窟艺术，较著名的有将台山上和慈云岭上的摩崖石龛像，石屋洞的五百罗汉造像，烟霞洞的三世佛、胁侍、罗汉像及胜果寺石壁。最为人们熟悉的是在飞来峰诸洞穴及沿溪间的峭壁上，雕刻着从五代至宋、元时期的石刻造像四百七十多尊（其中保存完整和比较完整的有三百三十五尊）。最早的是后周广顺三年（593），刻在青林洞入口靠右的岩石上的弥陀、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三尊佛像。因而当时杭州被称为“佛国”。超自然的佛教艺术和绮丽的湖光山色相结合，使西湖更添魅力，至今仍是我国宝贵的艺术瑰宝和杭州的重要人文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