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阴。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磐”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点在玉泉山林彪住过的那幢房子。画在大厅画，原来的摆设一点没动；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张大床上。有人问我晚上怕不怕，年轻时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过四五天，没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磐”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磐’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样。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不为他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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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平兄胆子小
记得他那时也画三毛。我不记得什么地方、什么报纸用的。他坐在窗子边小台子旁重复地画同样的画稿。一只手拐不自然重画一张，后脑部分不准确又画一张，画到第六次，他自己也生起气来。我说：
“其实张张都好，不须重画的。”
他认真了，手指一点一点对着我，轻声地说：
“侬勿可以那能讲!做事体要做透，做到自家呒不话讲!勿要等人家讲出来才改，记住啦杭!”
一次雏音大嫂也告诉我，他画画从来如此，难得一挥而就。
这些话，我一直用到现在。
乐平兄和我比起来是个富人，他在中国茶叶公司兼差。不过他一家是四个人，所以我比他自由。
他有时上班前到东溪寺找我，在街上摊子喝豆浆吃油条糯米饭。我有一点好处，不噜苏，不抢着说话；自觉身处静听的年龄，耳朵是大学嘛!
晚上，他也时常带我去街上喝酒。
大街上有这么一间两张半边桌子的炖货店，卖些让我流口水的炖牛肚，以及各种烧卤酱肉。隔壁是酒铺。坐定之后，乐平兄照例叫来一小碟切碎的辣味炖牛肚，然后颤巍巍地端着一小满杯白酒从隔壁过来。
他说我听，呷一口酒，舒一口气，然后举起筷子夹一小块牛肚送进嘴里，我跟着也来这么一筷子。表面我按着节拍，心里我按着性子。他一边喝一边说；我不喝酒，空手道似的对着这一小碟东西默哀。第一杯酒喝完了，他起身到隔壁打第二杯酒的时候，机会来了，我两筷子就扫光了那个可怜的小碟子，并且装着这碟东西像是让扒手偷掉那么若无其事。
他小心端着盛满的酒杯，待到坐下，发现碟如满月明光，怆然而曰：
“侬要慢慢嚼 ，嗬!”
然后起身，走到炖锅旁再要了一碟牛肚。他边喝边谈，继之非常警惕我筷子的动向。
事后我一直反复检讨，为什么不拉他的老伙伴陆志庠而拉我陪他喝酒呢?一、他受不了陆志庠的酒量；二、他受不了陆志庠的哄闹脾气。
带我上街的好处如下：
一、我不喝酒，省下酒钱。二、虽然有时筷子节拍失调，但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弟。三、我是个耐心聆听的陪酒人。四、酒价贵之，肚价贱多，多添一两碟，不影响经济平衡。
乐平兄胆子特别、特别、特别之小，小到难以形容。雏音嫂觉得好笑，见多不怪，任其为之。
飞机警报响了，我和陈庭诗兄恰好在乐平兄家里聊夜天，九点多十点钟，他带着我和庭诗兄拔腿就跑。他的逃警报风采是早已闻名的，难得有机会奉陪一趟。他带路下坡，过章江浮桥，上坡，下坡；再过贡江浮桥，上坡，上坡，上坡，穿过漫长的密林来到一片荒冢之中，头也不回地钻进一个没有棺材的坟洞里去。自我安顿之后，急忙从坟洞里伸出手来轻声招呼我和陈庭诗兄进去，原来是口广穴，大有回旋余地，我听听不见动静，刚迈出洞口透透气，他蹩腔骂我：
“侬阿是想死?侬想死侬自家事，侬连累我格浪讲?快点进来!”
我想，日本鬼子若真照张乐平这样战略思路，早就提前投降好几年了。漠漠大地，月光如水，人影如芥，日本鬼子怎么瞄得准你张乐平?他专炸你张乐平欲求何为?
后来才听说他胆小得有道理。在桂林，他跟音乐家张曙、画家周令钊和家人在屋里吃晚饭，眼看炸死了身边的张曙，怎么不怕?
雏音嫂带着孩子在家里，稳若泰山，好不令人感动。
后来我到赣州边上的一个小县民众教育馆工作去了。陆志庠在附近南康。日本人打通了湘桂线，把中国东南切为两半。麻烦来了。
不到一年，日本鬼子占领赣州，宣布“扫荡三南”(龙南、虔南、定南)，追得国民党余汉谋的七战区大兵四处逃窜。真正是搞得周天火热。
逃难的比赶集的还热闹。这当口，谁都有机会见识日本兵未到、中国人自己糟踏自己的规模景象了。说出来难以相信，在同一条道路上，混乱的人流有上下好几层，灾难是立体的。
我逃到龙南，遇见陆志庠兄，他说乐平兄和雏音嫂也在，我问：“孩子呢?”他说：“平安!平安!”
马上去看他们，原来在摆地摊，卖他们随身带着的衣物。乐平兄打着赤脚卖他那双讲究的皮鞋。
有一天乐平兄异想天开，做了满满一缸炎夏解暑去火恩物——清甜藕粉蛋花汤。做法简单，煮一锅开水，打两个鸡蛋下去，放二两山芋粉一搅，加十几粒糖精即成。本小利厚，一碗若干钱，几十碗，你说多少钱?几十万逃难的，一人一碗是什么光景?一人两碗又是什么光景?东西做好，来了场瓢泼大雨，早上七点下到下午五点多，别说人，连鸭子也缩回窝里。天气闷热，眼看整整一聚宝盆妙物付之东流，便大方地请陆志庠、颜式和我痛喝起来。如果我是过路难民偶然来一碗喝喝，未尝不是解渴佳饮；但好端端坐着的三个人要一口气把整缸东西喝完，那就很需要有一点愚公移山的精神了。乐平兄还问我们：
“味道哪能?”
颜式这人狡猾，连忙说：
“一齐来!一齐来嘛!叫阿嫂、孩子都来喝……”
陆志庠不知天高地厚：
“侬叫我伲光喝液体，也唔俾点硬点实在物事吃吃，——残忍!”
后来听说这缸东西真倒进街边沟里去了。其实早就该倒，免得一半装在我们肚子里。
不久乐平兄一家搭便车走了。记不得是去梅县还是长汀。总是这样居无定所，像大篷车生涯浮浪四方。我们送车，他在卡车后头操着蹩脚京片子叫着：
“黄牛黄牛!年节弗好过，你赶到××找我伲!”(我混名叫“黄牛”。)
车子太快，偏偏××两个字没听清楚……
再见面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了。
三毛在《大公报》连载，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那时天气冷，三毛穿的还是单衣，女孩子们寄来给三毛打的小毛裤毛衣，而在画上，三毛真的就穿上这些深情的衣物。这些衣物也温暖着病中的乐平兄。
他住在几马路卖回力鞋之类铺子的二楼，在吐血。与人喝酒闹出来的。雏音嫂和孩子在嘉兴。不晓得知不知道。
有时碰碰头，陪他吃小馆子，喝酒。在那段时候，我没见到雏音嫂和孩子。听说他俩添了许许多多儿女，并且又收养了许许多多儿女，一个又一个，形成张冯兵团的伟大阵容。设想生儿养女的艰难，便明白这一对父母心胸之博大，他们情感落脚处之为凡人所不及。
一九四八年我离开上海经台湾到香港去了。再见乐平兄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北京。他到北京开会，当然我们会在一起聚一聚，吃一点东西，喝喝茶。“相濡以沫”嘛!等到一搞运动，便又“不若其相忘于江湖”，这么往来回荡，轻率地把几十年时光度过了。
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我有不少尊敬的前辈和兄长，一生成就总有点文不对题。学问渊博、人格高尚的绀弩先生最后以新式旧诗传世，简直是笑话。沈从文表叔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是服饰史图录，让人哭笑不得；但都是绝上精品。乐平兄一生牵着三毛的小手奔波国土六十多年，遍洒爱心，广结善缘，根深蒂固，增添祖国文化历史光彩，也耗尽了移山心力。
我是千百万人中乐平兄的受益者之一。从崇拜他到与他为友半个多世纪，感惜他还有许多聪明才智没有使用出来。他的长处，恰好是目下艺坛忽略缺少之处。古人所谓“传神写照”，他运用最是生动流畅。不拘泥于照片式的“形似”，夸张中见蕴藉，繁复间出条理。……要是有心人做一些他与同行闲谈交往和艺术创作时的纪录，积少成多，可能对广大自学者如我辈是一部有用自学恩物。
乐平兄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到家的巧思和本领。
一次在北京张正宇家吃饭，席上吃螃蟹他留下了壳，饭后他在壳盖纹路上稍加三两笔，活脱一副张正宇胖面孔出现眼前，令人惊叹!
熟朋友都知道他能不打稿一口气剪出两大红白喜事队伍，剪出连人带景的九曲桥看乌龟图。他的确太忙，这一辈子没有真正地到哪里玩过。去外国也不多，随的是代表团，难得尽兴。要是他健在多好!让我陪着他和雏音嫂、绀弩、沈表叔、郑可诸位老人在我意大利家里住住，院子坐坐，开着车子四处看看、走走多好!这明明是办得到的，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
一梦醒来，我竟然也七十多了!他妈的，谁把我的时光偷了?把我的熟人的时光偷了?让我们辜负许多没来得及做完的工作，辜负许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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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与白石老人
也有很多机会听他谈齐白石。他谈齐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加味精香料的齐白石，这么一来，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他第一次见齐白石是带了一卷画去的。齐见到李，因徐悲鸿的介绍，已经是越过一般礼貌上的亲切，及至他读到李的画作，从座位上站起来，再一张一张慢慢地看，轻轻地赞美，然后说：“你要印出来!要用这种纸……”
于是他转身在柜子顶上搬出一盒类乎“蝉翅宣”的纸来说：“这种!你没有，我有，用我这些纸……”
他明显地欣赏可染的画。齐九十岁，可染才四十刚出头。后来李对齐产生拜师的动机，是对齐艺术的景仰，并且发现这位大师的农民气质与自己某些地方极其相似。已经不是什么常人的亦步亦趋的学习，更无所谓“哺乳”式的传授。一种荣誉的“门下”；一种艺术法门的精神依归。
可染精通白石艺术的精髓。他曾经向老人请教“笔法三昧”。老人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好一会儿，像自言自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可染不止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也没有向我分析这句话的心得。
“抓紧了，不要掉下来”之外，还有重要的秘诀吗?没有了。世上有抓笔的秘诀吗?老人没有说；只是提醒他这个弟子，如果“掉下来”，就不能画画。抓紧，不掉下来，怎么拿笔都行。笔，不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笔是一种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乘骑。白石一辈子的经验就是“法无定法”，“道可道，非常道”。可染不言，意思就在这里。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犊。白石论法，是看准了这个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可染先生介绍了我，特别说明我是老人的同乡。“啊!熊凤凰熊希龄你见过了?”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毛夫人?”
“没有。”
“嗯!去过湘潭?”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么子?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然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
老人一生，点点积累都是自己辛苦换来，及老发现占便宜的人环绕周围时，不免产生一种设防情绪来保护自己。
人谓之“小气”。自己画的画不肯送人是小气；那么随便向人索画就是大方吗?不送一个人的画是小气；不送一千一万人的画也是小气吗?为这帮占小便宜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大方吗?
随便向人要画的中国传统恶习的蔓延已成为灾难。多少画家对这种陋习的抗拒，几乎前仆后继，是一种壮烈行为。
可染先生还提到老人学问的精博，记忆力之牢实。北京荣宝斋请齐老写“发展民族传统”六个横幅大字。老人想了几天，还问可染“天发神谶碑”拓片哪里可找?上头那个“发”字应该弄来看看。不久就看到了那个拓本，六个大字书就后挂在荣宝斋当年老屋的过厅门额上。字是随意体，写得雄厚滋润之极，看得出其中的“发”字受到“天发神谶碑”中的“发”字的鼓舞，乘搭过气势，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笔的模拟。这是齐白石之所以为齐白石的地方。
可染先生对齐白石不仅尽精神上弟子之礼，每月由中央美院发出的名誉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领，亲自送去白石铁屋老人手中的。冬天来了，白石老人的家里就会打电话来问：学院为什么还不送煤来?
送薪俸到西城，有时可染带着小女儿李珠或小儿子李庚去，老人总要取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作为“糖果钱”。入情入理。充满温暖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齐老大约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女弟子家画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请齐老题字。
我记得可染先生说过，惟一的一幅他与齐老的合照，是我拍的；同时我跟齐老合照的一幅当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记得给过他一张，底片可能还在我家哪个抽屉里，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会，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李苦禅在京剧《黄鹤楼》中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飞扬。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
锣鼓响处，赵子龙出场，几圈场子过后亮相，高粉底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回到二号已经半夜十一时多，一路上我们几家人笑个不停，可染还学着苦禅拉开架子亮相，“啊!啊!啊!常!常!”苦禅也一路又笑又解释：“太，太累了!原先没想到那么吃力，到‘报名’时弄得那副德行!幸好，幸好没搞那出《武松打虎》，那是场独脚戏。要真搞，可有我的好看!”
几年之后，大家在一起时讲到这件事又大笑一场。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