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而获罪，古而有之。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魏晋“竹林七贤”领袖的嵇康因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见《古文观止》）被司马昭所恶而丧生；明初“吴中四杰”之一的文人高启为修盖知府衙门所撰《上梁文》一文中因有“龙蟠虎踞”一语，冒犯帝王之讳，与苏州知府同案处斩；清雍正年间江西考官查嗣庭出的考试题“维民所止”被指控为“雍正去头（维止）”而身受异处；同时期翰林徐骏因“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被责讥讽满清人愚昧无知被杀。然而，若论文字狱的面之广，量之多，之荒唐，之恐惧，恐怕无过于现代的文革时期。
那个年代的很多事情，对于当今中国八零后九零后的幸运后生，大约只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对于在国外蜜罐出生成长的华人孩子，更象是“天方夜谭”，无从想像；然而对于很多亲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却象是身上的伤疤，看得见，抹不去，阴雨天还隐隐作痛。
上个周末，小学六年级的渔二郎在做世界历史的功课时，问及老渔一些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原由和情形时，让我想起并给他讲述了一段遥远的往事，一个亲历的故事，一个九岁的小学生因粗心而引来的刻骨铭心的“一字之祸”。记得应该是一九七三年，渔樵子还是个九岁的孩童，上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好像是一个叫陈昌奉的人（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毛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是“毛主席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有一次做语文作业抄写这篇课文时，渔樵子不慎抄成了“毛主席夜以继日地忘记工作”。一字之谬，差之千里，意义截然相反，这还了得！作业交上去后，语文老师（一个我祖父辈的同族）马上把它交给了校长，作为写“反标（反革命标语）”的政治事件处理。于是，班级斗，学校批，并把我的“红小兵”中队长和副班长（迄今为止我当过的最大的“官”）职务一概撤消。一时间，不光名声扫地，而且心中充满害怕，惶惶不可终日。更有甚者，由于出身不好，学校向村里汇报，要追查我“黑五类”的父母，是不是他们唆使我写的“反标”，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更扬言要到上海去把我祖父揪回老家批斗。那时，我在恐惧之余，更觉得无颜见父母家人，既怕又羞，死的心都有。无奈之下，悄悄溜到姑姑家，躲过风头才敢回家。虽然后来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我也得以重新上学，但这一事件在一个九岁孩童的心灵上，留下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创伤。时隔将近三十七年，当年的恐惧心依旧历历在目。
一个九龄幼童，由于粗心写错一个字而招来横祸，并殃及父母祖辈，饱受惶恐，羞辱和心灵摧残，这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吧？更何况比我的遭遇严重的多的事件在当时的九州大地上还比比皆是。所以每当我看到赞美毛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某些愤青们的文章，总是忍不住要问一声：回去问一下你们的父辈，他们愿意回到那个年代吗？
西元二零一零年春 于美西 师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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