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的三边关系 — 评《博古和毛泽东》（下篇）

解读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的三边关系 — 评《博古和毛泽东》（下篇）

高?华

在1930年代初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博古属於资历较浅的年轻一辈。他於1930年9月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中共所属的全国总工会做干事，和王明、王稼祥一起反「立三路线」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後，博古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因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十分危殆，中共主要领导人准备撤离上海。9月，王明、周恩来指定博古担任新成立的临时政治局负总责，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博古在当年虽然是中共总书记，可是知名度却不高。王明、博古何许人也，白区的党员不知道，甚至苏区的干部战士也没听过。毛泽东几十年後对斯诺(Edgar Snow)说，完全不搞个人崇拜就要垮台，用到博古身上是绝对正确的。

博与毛，谁是谁非？若以成败论英雄，答案是现成的。毛泽东是开国之君，博古早被其打垮，後者之「错误」且写在官书中，已是铁板钉钉。只是历史更复杂，非线条般简洁明晰。

一?当年的国民党如何看待博、毛、周？

博与毛，谁是谁非？若以成败论英雄，答案是现成的。毛是开国之君，博古早被其打垮，後者之「错误」且写在官书中，已是铁棍钉钉。只是历史更复杂，非线条般简洁明晰。如今，博古的亲属写出书来(以下简称秦书，引用只注页码)，就江西一段，举出了博古几个方面的「是」。秦书说，博古最大优点在於不擅权，不是独断专行之辈，此说大致可成立。该书还说，博古负责中央红军大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是成功的，此说也是正确的，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这点。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突圈，国民党方面竟然到「十月下旬才得到情报」。当年负责江西剿共，「收复瑞金」的陈诚就承认∶「共军封锁情报的工作十分成功，因此才有突围的成功。」他喟叹∶
「剿共数年，卒使共党份子数万突圈，这是我们的失败」，「竭数年之力，糜巨万之锅，劳百万之师」，到了最後收尾阶段，「共党竟开始突围，其中渠魁如朱、毛等，尽皆漏网，遂使九仞之功，亏於一篑」；陈诚甚至自责道∶「这让我们当时剿共有责的人，真不知应何以自处！」
秦书也不讳言博古之错，指出其最大的「错」在於不懂军事，听信甚至纵容李德。至於博古其他的「错」，作者都是照搬〈关於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是此书和〈历史决议〉一样，未点出博古问题的真正实质，乃是他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

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几年，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举凡一切重大政治、军事方面的方针政策，都事先请示或事後向莫斯科做了汇报。

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往来电报清楚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几年，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甚至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案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埃韦特(Arthur Ewert)起草的 。博古主政中共期间，举凡一切重大政治、军事方面的方针政策，都事先请示或事後向莫斯科做了汇报。比较重大的几件事，事先请示的有∶临时中央请求迁往中央苏区，伊思美洛夫(张闻天)要求前往中央苏区 ，拟担任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及书记的名单；事後汇报的有∶宁都会议上的争论等。
博古在中共党内执政前後四年，可分前後两段∶前段在上海(1931年9月至1933年1月)，後殷在江西(1933年1月至1935年1月)。秦书几乎没有交代前设博古做的工作，这是该书的一大不足。这个时期是中共在上海最困难的时期，周恩来去了苏区，王明去了莫斯科，博古以一个二十四岁的小青年担任中共总负责人。秦书说，博古受命於危难时期，这是成立的。在国民党特工组织逮捕、威胁的险恶环境下，到了1932年12月，就在博古去苏区前一个月，上海中央机关还有大约一页人，主要从事联络、印刷、保卫等工作 。
面对领导中央的繁重工作，博古其实很盼望王明早点回国，1932年3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临时中央)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请求「伊万洛夫［王明］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 。共产国际也一直考虑王明回国的路线，同年12月21日，甚至指示急於要开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五中全会一定要等王明进入中央苏区才能召开，而且要由王明担任全会的主要报告人之一 。次日，又电问中央，王明是否可直接去香港？可否把王明夫妇从香港接到中央苏区 ？後因返回的安全性无法确保，王明一直没能回国，一直到了1937年11月才回到延安。
在上海时期，博古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

(1) 保持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另在上海与国际代表沟通；
(2) 指导上海与全国的工运、兵运；
(3) 保持与江西和其他苏区的地下交通线，以电台指导江西苏区的工作；
(4) 应付国民党「中统」对上海及白区党组织的破坏。

在这几项工作中，最有成绩的是保持上海和中央苏区以及与苏联的秘密电讯和地下交通线的畅通。1932至1934年间，在国民党特工组织的破坏和威胁下，上海地下电台与苏区的联系虽然经常中断(或重新建立联系)，但在瑞金和上海的电报联系相对比较稳定。临时中央通往莫斯科的电报是由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联络部代表掌控的电台进行的，而与江西联繁的电台是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较小功率的电台进行的。由此，我们才可以从前些年俄国的解密档案看到当年周恩来(莫斯克文)、王军家祥(科穆纳尔)、任弼时(布林斯基)、朱德等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以及博古(波戈列洛夫)、张闻天给莫斯科的电报。
莫斯科为保障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机构、国际代表以及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紧，还有另一条最安全、「最可靠」的联系管道，这就是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直属机关与其在上海的秘密机构的电台，他们用这个管道传递最重要的情报和指示 。1932年7月；共产国际就是通过这个电台要求苏联军方在华间谍佐尔格(Richard Sorge)紧急支援上海临时中央一万美元，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已有四个月没有从莫斯科得到经费。
但是这并不能挽回中共在上海等城市的整体性失败。正是在博古领导党的时期，中共在上海等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毁灭性的破坏∶1931至1935年，大批中共要员投降自首，甚至上海中央局的两任书记李竹声、盛忠亮(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成员)在1934年6月和10月分别被捕後也向国民党投降。国民党在10月後还破获了在上海的共产国际的大功率电台，以及上海中央局联络苏区的较小功率的电台，使得与莫斯科和江西苏区的电 讯中断(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突围转移)。国民党大量收编前中共人士，「中统」一半人员为「转变」份子，依靠这批人，国民党又抓捕了更多的共产党人，以致恶性循环，直逼得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国民党以「共」制「共」的策略大获成功。

中共在城市的失败，原因是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处於上升阶段，国人对中共无多同情。另外，中共在农村的激烈行动经国民党曝光，吓坏了中产阶级和知识份子。

中共在城市的失败，其客观原因是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处於上升阶段，国人对中共无多同情，更少支持。另外，中共在农村的激烈行动经国民党曝光，吓坏了中产阶级和知识份子。1930年代初的中共，只关注「下层统一战线」，对高举全民族抗日旗帜的重要性尚认识不足，也影响国人对中共的观感。几年後，〈八一宣吉〉发出，情况才好转。
由於上海太危险，「党的领导中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1932年11月2日，王明给联共(布)驻国际代表团写信，请求帮助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 。12月3日，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讨论通过王明的建议，同意将中央、团中央和全总迁往江西苏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1月，博古和陈云进入中央苏区。

博古有「总书记」的名号，也有俄国人支持，对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军事，因而丧失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发言权，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来。毛泽东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意见相左，对留俄派整体轻蔑。

二?从博、毛、周鼎立到毛独大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後，首要问题是调整或处理和毛的关系，确立中央权威。毛是江西苏区开创者和红军的主要缔造者，苏联和国民党都因此重视他。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批准两项任命∶一是批准中共临时政治局成员名单；二就是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毛为苏区中央局书记 。然而，江西时期的博、毛、周尤如东汉末年的魏、蜀、吴，各有所恃，却无一方占绝对优势，只能鼎足而立∶
博古，有「总书记」的名号，也有俄国人支持，对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军事，因而丧失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发育权，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来。
毛泽东，有名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兼有国际声望，此为毛的巨大无形资产，又是军政双才，有主见，也有「狼」劲，更有强烈的领袖欲，但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意见相左，对留俄派整体轻蔑。博、周联合後，毛暂时受挫，共产国际虽然对毛的「避敌」、「右倾」(「规避打大城市」，「遇敌就跑」)有批评，但又看重毛的军事才华，毛随时可能因局势变化而东山再起。
周恩来，掌军权，在党、军都有雄厚基础，性情和善，无领袖欲，甘做辅助，对毛、博皆亲善，在博、毛之间,无论倾向哪边,都会影响大局∶若支持博,中央就可发号施令；如支持毛,博古就是「汉献帝」,只能拱手交权。
相比於创立了江西根据地、又具有国际名声的毛,博古等不仅名气不响,更是外来户。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早,1932年1月就到了瑞金,国民党判断周与毛将有大的矛盾∶「足与毛对抗者,唯一周恩来,周之能力,固不及毛泽东,但因共党之军事工作,历史上即由周一人包办,故在匪军中,周恩来之力量,殊不可轻视。」 「中统」的上述描述,基本正确,但国民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看到周、毛矛盾的一面,却没看到周、毛共同的一面，这就是他们都要对付国民党，都关注怎麽打破国军对苏区的军事围剿。
周虽有军队的拥戴，却不是枭雄类的人物，他比较半就知道毛的军事才华，自知军事才能不及毛。
至於项英，更是缺少军事领导的能力。李德进入苏区後，周认定毛的军事主张明显比李德高明，所以对毛一向迁就。周虽是顶了毛的位置，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却以「军事第一」为藉口，基本在前线处理军务，党的许多事放任不管，也就减少了和毛的冲突，这是周的「聪明」之处。
博古聪明能干，比周年轻，但缺乏周的灵活性或妥协性，更没有毛那般成熟、老到。博古以前虽然和毛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是对毛还是有所了解。1931年春在上海，他曾接待过到来告毛状的赣南共青团代表，知道毛的「肃AB团」及「富田事变」的原委，以後也知道毛的「右倾避敌」，孤高自傲。但莫斯科一再要求中国党尊重毛，所以博古对毛的态度是矛盾的∶当面是客气和克制的，尽量避免和毛的直接冲突；同时又是反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毛藐视中央，藐视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
毛的这种藐视，从1931年春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时就有了，而博古所面临的毛的藐视尤甚之，是博古进入苏区後面临的头等压力，因为他没有经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步就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甫进入苏区的博古没有威信，全靠周恩来的扶持和配合，为了确立中央权威，也是为了贯彻国际进攻路线，博古到达後就抓住两件事∶一是大张旗鼓反「罗明路线」；另一件是静悄悄的，这就是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层，将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派去军队担任要职，如派杨尚昆去三军团任政委，派朱瑞 去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等。1932年9月30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批评毛提拔干都是从私人关系出发 。毛固然有这些问题，可是博古等在用人方面何尝没有倾向性？
毛的自傲与其极强的自信心相联紧。1935年初，国民党就说过∶「毛泽东为一自信力极强之人」 他素有大志，有极高的自我体认，在江西滚爬几年，对当地民情、地情有深入了解，这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及的，所以他自视甚高，脾气大，语多讥讽，瞧不起博古、更瞧不起洛甫(张闻天)，对留俄派，是整体看不起。「中统」当时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陈绍禹［王明］藉国际代表米夫之奥援，居然为伪总书记，其资望能力学识气度，更不足论。毛泽东实系轻视之而非畏惧之。」
留俄派也确有被毛轻视的地方。站在毛的角度，他们在上海滩混不下去跑到毛的地盘上来，一来就指手画脚，既然这麽有能耐，怎麽不在上海混呢？既然都是响当当的布尔什维克，怎麽一被国民党抓住就叛变呢？仅几年，被抓叛变的「二十八个半」就达十三人之多 ，这让毛怎麽看得起他们呢(因信息、不通，毛当时并不了解「二十八个半」被捕叛变的具体情况，但他知道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之事)？

或许周恩来知道革命是不能戴白手套进行的，自己既然缺少那种「大手笔」的气质，而毛则有这种做革命令领袖不可或缺的气质和胆魄，那就不应批评毛的「肃反」错误了。

在博古这边看来，毛利用肃反清洗大批同志，实属「个人野心家」(页122)，博古的这个态度与莫斯科明显不同，共产国际并没有就此问题批评毛。可能是因为博古身处苏区，与毛有较多的接触，对毛的负面性格体会较深，才会对毛有此评语。但是周恩来却不这麽看，也从没使用这种语言评价毛。周固然不会如毛这样去打「AB团」，但他理解毛如此做在客观上促成了江西红军的统一，故称之为「大手笔」(页128)。或许周恩来知道革命是不能戴白手套进行的，自己既然缺少那种「大手笔」的气质，而毛则有这种做革命领袖不可或缺的气质和胆魄，那就不应批评毛的「肃反」错误了。
有了莫斯科和周恩来对毛的偏袒，即使博古、项英对毛的「肃AB团」有意见，中央内部也没有形成批评毛肃反错误的决议。莫斯科虽然对毛的「右倾」有所批评，但看重毛的军事才能，博古就只能听莫斯科的。毛被赶出军队後，博古等对毛留有馀地，念其开辟根据地有功劳，团结他一向工作，毛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在宁都会议後「小病大养」，使博、周非常难堪。
毛之桀骜不驯，博、周无可奈何。1945年，蒋介石在重庆见过毛後在日记中评论毛∶阴阳怪气，棉里藏针 。这个观察可能不错，因为和毛有过较多接触的民盟人士周鲸文也认为毛的性格属「阴柔」 。毛不是直率之人，尽管他很喜欢性格直率又听话的人。毛还有喜欢骂人、发脾气的另一面，但是国民党方面并不了解，因为毛骂人多在党内。杨尚昆回忆毛因党内同志反对他和江青结婚，「经常开会就骂」，「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甚麽我不能够？」
毛，非常人也，意志力极坚定，自信心极强。从秦书中，我们还看到毛有浓厚的山大王作风，傲视一切，一人说了算。江西时期，周恩来每次开军事会议，都得看毛的眼色(页12)，否则毛就自说自话，海阔天空，甚至一走了之。龚楚的《我与红军》对此也有描述，两书可形成对照。
杨尚昆在1986年回忆张闻天时也多次提到毛的负面性格问题，如极左，十分多疑，对权力特别看重，记性也非常好，谁反对过他，记得一清二楚 。杨尚昆说得非常客观，事实就是这样。毛可以让别人吃冤枉，他写於1930年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批评那些在「打AB团」中身受酷刑乱咬口供的同志「不能经得住考验」，他写道∶纵是冤枉，也有被洗刷的一天。但他自己是一点冤枉也不能吃的，他在江西受委屈没几年，却倒苦水四十年，从延安讲到北京，从中国人讲到外国人。早期元老多了解他，因此至延安整风时期，毛提拔一些对江西苏区历史不了解的人，如刘少奇系的彭真等，在他们帮助下造成「势」，使了解内情的人从此噤口。一段时间，延安最有权势的就只有四人∶毛、刘、康生、彭真 。

毛被赶出军队後，博古等对毛留有馀地，念其开辟根据地有功劳，团结他一同工作，毛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在宁都会议後「小病大养」，使博、周非常难堪。


在这几人中间，毛是领袖，刘等是学生，他们之间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上下的关系。1943年毛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一封谈人性善恶问题的长信上做了大量批注，对刘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敢蒙教育，刘如同一位小学生。而毛暂时让周恩来出局，并接受康生等的批判，是为了将来更好地用他，因为毛也离不开周。
毛一时冷冻周恩来，乃是因为周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当家人，最让毛不舒服的王明、博古，就是周扶上台的。1931年6月，是周和共产国际顾问商议，增补王明为常委；而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是周向国际顾问建议的。由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就是他和王明两人决定的，这在组织手续上是严重欠缺的。博古年轻，世故不深，也可能是深感责任重大就坦然挑起了领导中共的担子，却没有意识到王明、周恩来的这项任命在「法源」上有其先天不足，将会给他本人和党带来许多麻烦。果如此，在延安整风期间，毛就提出王、博「篡党」的问题，经过一番周折，才把王、博问题视为「党内问题」。
现在真相大白∶王明、周恩来 对临时政治局人员的安排是先斩後奏的。以往的文献都说，临时政治局得到莫斯科的批准，这不错，但是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对中共临时政治局的人选是有疑问的。1931年10月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灰基(Iosif Piatnitsky)签署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号记录中有以下的话 ∶

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来的？为甚麽沃罗夫斯基同志［即黄平，1932年夏被捕叛变］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麽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意见。

事实是，在当时的紧迫环境下，王、周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来决定临时政治局的名单，有关人选就是王、周两人商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这麽重大的事，就由他们两人决定了。幸而延安整风期间，毛手中还没有掌握这份档案，否则周恩来、王明、博古将为此受到更多的责难和惩罚。
共产国际档案证实，在博古去苏区前，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反毛。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在瑞金联名给上海临时中央写信，批评毛不打大城市的主张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表示他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 。
6月，苏区中央局给上海临时中央发电报说，他们在传阅了共产国际5月15日关於毛的电报後，召开了中央局会议，「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电报说，毛「在会上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 前的错误」，而他们的「讨论是同志式的，只限於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中央局并表示，会议之後「不会再有任何冲突」 。
然而毛的所谓「承认错误」是表面的，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再发电报给临时中央，说毛忽视党的领导，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军事主张，和毛在一起的周恩来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等等，因此苏区中央局请示上海临时中央，他们要把毛调回後方主持政府工作 。

以往的文献都说，临时政治局得到莫斯科的批准，这不错，但是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对中共临时政治局的人选是有疑问的。

正是在这背景下宁都会议召开了，毛的军权被周恩来接管。然而在对毛的人事安排上，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和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并不一致，博古支持批评毛的「右倾」，但反对将毛调离军队 。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埃韦特和博古持同样态度。10月8日，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书记的信中明确提出，苏区中央局未告知国际代表，就自主作出了批评毛和撤销毛军中职务的决定。他在信中抱怨道，苏区中央局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书记的同意，「是不能做出这种决定的」 。
他甚至说，苏区中央局干预苏区军事行动的领导，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是完全错误的」 ，这充分说明，苏区中央局成员(为首的就是周恩来)，他们对毛的态度比博古、比共产国际代表激烈得多。
几个月後，1933年1月，博古到达江西苏区。在上海，虽然他同意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但是他和毛没有直接冲突。进入苏区後，他和毛的关系很快就紧张起来。博古的个人风格是敢作敢当，周恩来又予以配合，中央权威在苏区才得到真正确立。所以毛在延安整风时指责周说∶「经验宗派」扶持「教条宗派」，并不冤枉。对於苏区失败，周也有责任。因为周提出的「六路分兵拒敌」主张(页81-82)，导致了苏区军事全面危机，最後迫使红军突围转移。
但是周恩来等谈不上有一个「宗派」。当初成立临时政治局，把博古「扶上去」的是周恩来，现在动员博古下台也是他！而且是周最早发现毛之才能，为毛的复出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帮毛从孤立和自我孤立状态下解放了出来。是周向博古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使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任政治局委员。长征後，又通过几次会议，恢复了毛 的发言权。在遵义会议前夕，临时调换中央警卫营(页130-31)；在会上，又临时改变原和博古商定的会议程序，支持毛和张闻天的发言，会後又成功说服博古下台交权。其後，毛的军事领导因土城战斗失败出现危机，又是周帮了大忙。三渡赤水後，部队怨言多，周开始宣传毛如何神机妙算，封锁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破译敌人密码一事，毛再亲自主管一科，直接掌电讯往来的秘密(页151)。周制造了毛「用兵如神」的舆论，帮毛树立威信(页152)。正是由於周的弃博投毛，才使得原有的以党统军的格局大崩解，毛才得以一股独大！

周恩来最早发现毛之才能。周制造了毛「用兵如神」的舆论帮毛树立威信。正是由於周的弃博投毛，才使得原有的以党统军的格局大崩解，毛才得以一般独大！

周恩来一生服膺党内强者，1935年前，服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後又服从於毛，尽管中间有反覆。周一向对毛妥协，1931年之前，毛在江西「当家」周去江西後，毛还是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毛与周的权责模糊，周虽是苏区中央局书记，理应是第一号人物，但毛掌军队，使得周很难主持全面工作。国民党当时所看到的，就是周抵达後，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在匪区形成两个统治权」，即「周的党权和毛的政权」，他们由此推论毛与周将由此而争 ，却不知道毛的红一方面军才是苏区的重中之重。周虽为中央局书记，却一切从党和红军最高利益出发，根本不愿和毛争。直到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後，毛的军权被拿下，周才掌权。也就是在宁都会议後的一设时间里，周不再请教毛了，使得毛特别压抑，「小病大养」，而周又放手不管，只有年轻的博古傻乎乎去得罪毛。
周何以一向对毛妥协？一则是周的性格本来就具妥协的因子；二则因为王明、博古有莫斯科支持。周到苏区後发现毛的军事才能和统帅潜质，加之莫斯科又来电，要求团结毛，发挥毛的军事才能，周就对毛多有扶助。1937年11月末，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召开延安12月政治局会议，王明的背後是斯大林，周就站在王明一边。然而1935年後，共产国际工作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共产党，於是毛的腰杆又慢慢硬起来了，到这时，周就更多顺著毛。
从江西苏区时期到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他对毛的妥协使毛可以为所欲为，周等为了党和军队的利益，对毛一再妥协，这其中周起的作用最大。周知道毛性格上的缺点，似乎也希望政治局内有制衡毛的力量，可一旦有可能形成这种苗头时，也是周把它掐灭。1938年在武汉，他劝张国焘时说过此类话，张知道这不可能，还是没听周的劝告，坚持出走，投靠了国民党。
朱德、陈毅等也是知情者。朱德虽对毛也多有妥协，但与周有很大的差别。1959年庐山会议後，陈毅面对面批朱德，批张闻天。1966年5月23日，又当面开重炮批朱德。周恩来知道他必须发言，也在这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批了朱德，只是他批评的口气比较缓和，在谈到朱德所犯的历史错误时，也把自己放了进去。陈、周等批朱德自然是为了取悦於毛。如果说建国前，周等的检讨、自贬是为了打败国民党，夺取共产党的天下而突出毛的威信，尚情有可原，他们看到毛天纵神明，文韬武略，早已服输；那麽在这之後，就是惧怕毛。
为了历史上几次与王明、博古的合作，周恩来几乎检讨了大半辈子。文革前周恩来去哈军工视察，校方介绍在那儿学习的高干子女与周见面，周对林彪的女见等亲切有加，独对博古之女十分冷淡。
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到了1960年代初，看饿死人太多，单枪匹马，对毛稍有点抗争，要求对百姓实行让步，此是刘一生中对国家对民族做出的最大贡献，但多数时候，刘对毛也是处处卫护。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60年代初，毛的老秘书叶子龙私下对毛多有不敬议论，某次刘少奇闻之大怒，下令枪毙叶，後经周恩来、彭真等一再劝说，才没有执行 。最近，这一段历史由刘少奇之子刘源说出来，不仅可和李医生所述互为佐证，而且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刘源说，叶子龙是「近而不恭，熟不拘礼」，因被下放而对毛发牢骚。叶子龙发了甚麽「牢骚」，刘源没有说，只说彭真在政治局会议上「顺口说笑了一句」，引致刘少奇大怒，两次下令∶「彭真，把叶子龙抓起来，枪毙！」此事後来不了了之。刘源、还说，文革中叶子龙闻刘少奇「反毛」，始终不信，王光美出狱後第一个前来探望的就是叶子龙 。

为了历史上几次与王明、博古的合作，周恩来几乎检讨了大半辈子。文革前周恩来去哈军工规察，校方介绍在那儿学习的高干子女与周见面，周对林彪的女儿等亲切有加，独对博古之女十分冷淡。

周、刘等的帮忙，使毛踌躇满志，率性而为，常常指鹿为马，指白为黑。到了1960年代後，他明知大跃进闯下大祸，还理直气壮，毫无任何道德障碍，整治正确的彭德怀，刘还是配合毛，最後整到自己头上，刘的嘴巴被毛和自己双双封住，正是胜利者写历史。
在中国历史中，开国皇帝搞权谋，是最为平常之事，只是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自有新的评判标准，如不是这样，也就无话可说了。中共自五四而来，三、四十代还带有不少五四痕迹，抗战初期大批知识份子的卷入，将青春、理想、热情和生命都献给了这场革命，延安整风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个性自由的精神，他们怎麽知道红太阳下也有「阴影」？1949年後就是毛的乾纲独断，他几乎让所有人都感意外，从他的战友、民主党派领袖到大、小知识份子，都从自己的想像和愿望去揣度毛，结果毛让他们的希望落空。白为黑。到了1960年代後，他明知大跃进闯下大祸，还理直气壮，毫无任何道德障碍，整治正确的彭德怀，刘还是配合毛，最後整到自己头上，刘的嘴巴被毛和自己双双封住，正是胜利者写历史。
在中国历史中，开国皇帝搞权谋，是最为平常之事，只是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自有新的评判标准，如不是这样，也就无话可说了。中共自五四而来，三、四十代还带有不少五四痕遍，抗战初期大批知识份子的卷入，将青春、理想、热情和生命都献给了这场革命，延安整风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个性自由的精神，他们怎麽知道红太阳下也有「阴影」？1949年後就是毛的乾纲独断，他几乎让所有人都感意外，从他的战友、民主党派领袖到大、小知识份子，都从自己的想像和愿 望去揣度毛，结果毛让他们的希望落空。


注释
1 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第四卷，〈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页58、59、54。
2-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 —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页19，254，263；132；283；285；225；253；65；210；39-40；147、148；164；210；214；217；218。以下简称《联共(布)档案(13)》。
8〈前言〉，载《联共(布)档案(13)》，页9。
12 14 15 29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
(台北∶文星书店，1962)，页156；27；157；156。
16 万亚刚(前「中统」资料室「荟庐」负责人)∶《国共斗争的见闻》(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页268。
17 杨天石谈蒋介石的内容，参见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2009年4月10日，引自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64&id=2760447。
18 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页136。
19-20 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页32；30。
21 参见李新著，陈铁健整理∶〈中共北方局整风记〉载《流逝的岁月》(大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页191。
3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322。
31 刘源∶〈漫谈党内民主与团结 — 在院党委全会上的谈心〉，《香港传真》，2009年第8期，页7。

高 华 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更正
〈解读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的三边关系 — 评《博古和毛泽东》(上篇)〉(2009年12月号)中有两处需要更正∶页121「季振同、黄中岳等国民党降将」中，「降将」应为「起义将领」；页128「博古被概念化或污蔑数十年」中，「污蔑」应为「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