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 胡鞍钢的《毛泽东与文革》
唐少杰 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在纪念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胡鞍钢教授的新著《毛泽东与文革》（以下简称「《毛》书」，引用只注页码）出版，成为新近的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一个「亮点」。无疑，像「毛泽东与文革」这样一个说不完、述不尽的话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和如何把握文革。笔者在完成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泽东最後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文译稿写下序言时强调：「无论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既是现代中国历史自我变革和自我转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民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书为我们讨论、深化和把握上述评价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纪念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胡鞍钢的《毛泽东与文革》成为新近的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一个「亮点」。该书为我们讨论、深化和把握毛泽东和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
一、文革研究的多样性
《毛》书强调「以史实为基础，以事件为线索，以分析为手段，以评论为精华」（页3），来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作者强调，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最後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他漫长革命生涯的最大历史悲剧，更是一场以彻底失败告终的政治大革命」（页4）。诚如作者指出，从政治逻辑看，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革；从自然法则看，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革；从历史角度看，没有文革，便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从历史逻辑看，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来看，毛泽东与文革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即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唯有毛泽东才能够发动、领导和进行文革。同时，文革又是毛泽东政治文化的逻辑必然，尽管作者对这种必然性的挖掘和梳理还很不够。
中国大陆现今众多关於毛泽东与文革的著述都有意淡化或「美化」文革罪责，《毛》书的最大优点在於直面并且相当深刻地揭露出这种罪责并直指毛泽东在文革中表里不一言行相悸。
中国大陆现今局更多关於毛泽东与文革的著述都有意淡化或「美化」文革罪责，《毛》书的最大优点在於直面并且相当深刻地揭露出这种罪责。作者所下的历史结论是：文革，一是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命；二是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命；三是革了人民群众基本人权的命；四是草了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命；五是草了毛泽东思想的命（页735）。
《毛》书还直指毛泽东在文革中表里不一，言行相悸。这主要表现在毛不是搞马克思主义而是搞专制主义和机会主义，不是搞政治团结而是不断地制造政治分裂，对他的长期共事亲密战友不是搞「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直至「残酷斗事，无情打击」，并且使「阴谋诡计、残酷斗争」成为文革时期「党内斗争的唯一机制，也成为全社会『全面内战』的主要机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页7）。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各自异化并且相互异化的关系，即在文革中「毛泽东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总是相反，前後不一，出尔反尔，自我否定。对社会，先放火，後灭火；对造反派，先发动，後镇压；对干部，先打倒，後解放。他成了动乱之源」（页215），这种关系也是相互背离、分裂和否定的关系。
《毛》书还有力地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即「接班人陷阱」：一方面，毛泽东需要接班人，扩大接班人的权力和威信；另一方面，接班人的权力和威信愈来愈大愈高，就愈有可能危及毛本人的权力和威信。作者指出：
当出现他和接班人「平起平坐」（即政治平等）时，就会突然间爆发「接班人危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权力是最高权力，具有天生的排他性和独占性，是绝不允许接班人与他「平起平坐」，在相互猜疑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政治接班人就会突然变成政治对手，当然也就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从政治学角度看，晚年毛泽东所开展的多次政治斗争都是与「接班人危机」相关的；从老年心理学的角度看，也与他对接班人处处猜疑、处处防范是有关的。（页56）
同时，「晚年的毛泽东深深地陷入所谓『接班人困境』（the successor's dilemma）而不能自拔。┅┅每一次政治斗事变换政治接班人，而变换接班人又产生新的政治危机。」（页556）笔者把这种「接班人陷阱（或困境）」改称为「接班人情结」，这种情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使得文革充斥著破败和衰竭的色彩。其实，除了「接班人情结」，毛泽东在文革时期还有「君师合一」、「民众改革家」和「世界革命领袖」等情结。这几种情结的交织共存致使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烙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民粹主义、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等印迹。
《毛》书一再重申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方面深受中国专制主义的影响。作者提及毛泽东是毛本人所言的「秦始皇加马克思」（页75）。笔者认为，毛泽东更多地是「朱元璋加斯大林」。毛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和形象更像朱元璋，而毛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更是远远大於马克思的影响。根据「『毛泽东晚年现象』是一个历史现象，不过它也是『斯大林晚年现象』的历史重复和历史重演」（页781），作者阐明了「毛泽东晚年现象」比「斯大林晚年现象」更甚更烈，这是因为「首先他拥有的权力比斯大林大得多。其次┅┅其政治迫害、政治批判、政治冲击也比苏联要严重得多」（页784~85）。还有，「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规模超过了斯大林，毛泽东的『自我吹嘘』超过了斯大林」（页785）。再有，毛泽东使中国陷入「全面内战」，而斯大林则没有使苏联陷入内战。
《毛》书的另一大优点是相当公正、客观地评价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而这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关於周恩来与文革之关系的著述中是几乎没有的。作者多次强调，正是由於周恩来的「『跟人』政治哲学」就是「无条件紧跟毛泽东（个人），不管毛泽东是否正确」（页197），才使得毛泽东既可以发动文革，又可以使文革延续了十年（页125）。在破坏中共党章的一些做法上，毛泽东负有第一责任，「周恩来也应负有第二责任，不管他是被迫的、无奈的，还是无意的，在破坏党的制度方面的副作用超过他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的正作用」（页285）。文革伊始，「除了林彪之外，就是周恩来最紧跟、最服从、最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成为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人物。他到底为了甚麽？出於何种政治动机？是不得已而为之吗？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後来党中央对他的历史评价不仅过高，而且过份扭曲。在高度个人集权体制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周恩来也不可能『洁身自好』，『光明磊落』，他是一个典型的『多面孔』政治家。『毛荣则周荣，毛损周必损』；反过来，『周荣则毛荣，周损毛必损』」（页204）。
今天，在文革故乡，分析和评价周恩来与文革的关系比起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可能更加敏感、更加微妙，因为前一种关系、比起後一种关系在更细的程度和更深的层次上，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道义性和政治合理性等问题。文革时期，周恩来扮演了十分复杂、自相矛盾的特殊角色，一方面从战略上看，没有他的支持，毛泽东很难把文革搞下去；另一方面从战术上看，他也全力处理文革引起的各种问题。没有他的话，中国的社会局面会更加混乱。「实际上他更多的是扮演前者，但是人们看到的则是後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不是『功大於过』，而是『过大於功』。」（页150）
今天，在文革故乡分析和评价周恩来与文革的关系比起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可能更加敏感、更加微妙，因为它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道义性和政治合理性等问题。
虽然在总体上看，《毛》书还限於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文革，还限於与中国大陆官方关於文革的许多说法和观点保持一致，但是《毛》书对毛泽东、周恩来与文革之关系较有特色的评价，毕竟使它比上述这些说法和观点前进了一大步，这充分显示出即使是现今在文革的故乡，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也具有多样性或异样性。
二、文革诸问题有待研究
即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在文革不同时期「有悖」於毛泽东，但无论是他们还是毛泽东都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共党和国家的分裂，而更多的只是人事和权位上的变动。《毛》书所说的「政治分裂」只是某种潜在的可能。
然而，《毛》书仍有许多方面值得商榷。首先，作者把文革的性质定为毛泽东自评的「三分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即文革「一是党和国家政治摧毁、政治分裂的时代」，「另一是整个社会和人民自相门斗争、自我内乱的时代」（页7），前者主要是指「党和国家权力机构非制度化的失灵、失效，『名存实亡』，或者非制度化的撤销和替代」（页8）。文革是「一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分裂的、阴谋诡计为基本特徵的，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为基本性质的政治灾难」（页88）。
这种对於文革的定性显然不够准确。毛泽东那一不得已的评价并不确切，不应该成为界定文革性质的条条框框。文革没有也不可能「打倒一切」，文革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共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完全失效、失灵，否则，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权威和地位会荡然无存。《毛》书中多次提及文革是中国「政治分裂」以及中共党内五次分裂（页8）的说法难以成立，因为在整个文革时期，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党内或党外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权威势力。即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在文革不同时期「有悸」於毛泽东，但无论是他们还是毛泽东都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共党和国家的分裂，而更多的只是人事和权位上的变动，遑论中共党和国家的「政治摧毁」和「名存实亡」。《毛》书所说的「政治分裂」只是某种潜在的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的现实。
其次，作者把文革的起因归於「二十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领导人对中国政治国情（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分歧、冲突和斗争」（页23），又把文革的灾难归於领导者战略决策的失误（页4~5）。这些说法不但片面、狭窄，而且过份囿於领导者个人的主观层面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
笔者认为，考察文革的起因应该从更广更高的历史视阈来进行，应该从文革之前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已有的六十馀年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走势来把握。从长程历史的视野来看，文革是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疯疾的一次总暴露，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矛盾的一次总裂变，是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直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一次总爆发。从短程历史的视野来看，文革的近因在於它是中共以及毛泽东从事的「政治革命」（夺取政权）与「经济革命」（大跃进）之间矛盾张力的某种结果。从「政治革命」到「经济革命」再到「文化（或灵魂）革命」的转换，对於理解文革的起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则，《毛》书对於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问题概括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映。笔者认为这种概括有待深化。中国的封建问题不同於西方的封建问题，前者导向皇帝制度，并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皇权，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後者导向君主制度，带来了近代封建等级制度被破坏後的分权。中国的皇帝制度及皇权主义是比封建制度及封建主义更甚更烈的集权制度乃至极权主义。尽管文革出现於中国在形式上结束皇帝制度之後的第五十五个年头，但是文革却是现代皇权主义文化的大泛滥。显然，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做法甚至一些话语，都凝聚并散发著不是一般的封建主义，而是中国独有的皇权主义的气息。
最後，笔者认为《毛》书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关系，忽略了文革群众性问题。《毛》书把自己定位为「仅从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方面进行总结，并作为分析框架」（页20），即从中共领导集体内的信息、知识和权力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以及对决策机制的影响来展开论述。《毛》书那种「『边读边议』，『边叙边评』」（页4）的写法，给人以某种文革大事记加评议的感觉。《毛》书的篇章结构则限於从文革领导者和中央上层集团内部关系及其演变来展开，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官方公布的材料，所展现出的是一种特定的最高层领导者及领导集团眼中的文革。因而，这也就无法避免徐友渔十多年前就曾痛切批评过的那种把文革史写成「帝王将相」史的失误 。
笔者认为，《毛》书所涉及的文革「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不应只限於文革领导者上层，更重要的还应有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互动。显然，「文革全部问题都离不开群众问题。人民群众不仅使文革在规模、范团、意义和影响等方面成为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群原运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文革历史的主体。」
群众性问题是文革所有问题的「底色」。文革本身证实了毛泽东在「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所受到的群众作用丝毫不亚於来自党内或上层的作用，并且他利用甚至曾经依靠文革群众的作用来「敲打」和「修理」中共自身的「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无论是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和群众夺权，还是文革的群众运动以及群众专政；无论是文革的群众性论战、群众性思潮和群众大武斗，还是文革群众代表人物的职能以及文革「反潮流英雄」的角色，都既给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带来过至关全局的作用，也给文革的走向和结局产生过整体性的影响，更使整个文革的「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不可能是纯粹非群众性的东西。
如果毛泽东於文革时期在「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上所要面对或处理的只是来自党内或高层同事（或可能的「政敌」）的问题，那麽，毛泽东的文革或文革的毛泽东也好，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也罢，都无从谈起。换言之，毛泽东在文革中根本超越於他的党内同事，并且使文革根本不同於以往所有的中共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一点，就在於毛泽东与其亿万群众的互动导致文革嬗变为全民、全社会、全方位的「大革命」所以，文革中的毛泽东不是所谓卡里斯马式（Charismatic）的党的领袖，而是集文革上帝、文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式的民众改革家和文革世俗君王於一体的人物！
尽管文革出现於中国在形式上结束皇帝制度之後，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做法甚至一些话语，都凝聚并散发看不是一般的封建主义，而是中国独有的皇权主义气息。
三、大量细节的纰漏
综观《毛》书，还存在若干错误。一是在史料运用上的错误。最典型的是借用吴德的口述史 ，重复了1966年「6月21日，清华大学刺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口号」（页141）的错误说法。事实是这一天，蒯大富在其同学大字报上留言，表达了对工作组的怀疑和不满。清华大学第一张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是1966年8月20日以「向日葵」署名的，题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
文革根本不同於以往所有的中共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一点，就在於毛泽东与其亿万群众的互动导致文革嬗变为全民、全社会、全方位的「大革命」！
二是在史实上的错误或史事界定的错误。作者说「实际上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党内就已经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页17）。实际上，1930年代中共苏区整治「AB团」事件和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及「抢救运动」，就已经出现了上述现象。
作者断言1966年初的「〈二月纪要〉就是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正式结成政治联盟的产物」（页111），此言差矣，因为此时文革还没有正式爆发，林彪还没有「延揽」他後来的几位「大将」进入军机中枢，张春桥、姚文元也还未进入中共中央，何以谈得上这「两大集团」的形成乃至「联盟」？至多是林、江二者个人的政治联手。作者说「『罗瑞卿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政治冤案」（页119），那麽，比其要早的并且标?著拉开了文革序幕的吴晗冤案算是第几个冤案呢？
《毛》书在关於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会军队干部构成比例的表述上前後矛盾，先是说军队干部中央委员占475％（页231），後又说占44％（页421）；而在谈到中共九大政治局成员构成时提及「三名为大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页422），这里，把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半多，而该书的一个诠释正确地标明了李德生是1971年1月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页679）。
《毛》书说中共九大产生的中央军委形成了两派力量，一是林彪麾下的军委办事组，另一是毛泽东用以制约林彪的叶剑英、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说叶等五位元帅「的确在『九一三事件』中发挥了支持毛泽东粉碎林彪集团的重要作用」（页423）。这里夸大了叶等五位元帅的作用，因为他们在这一事件发生之际，除了叶之外，都是在若干天之後才得知此事的。他们在解决林彪问题上的作用甚至还不如同样是军委委员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李德生。又如，关於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说「毛泽东特意邀请林彪的政治对於三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参加」（页458），事实上陈、徐、聂不可能是林彪的「政治对手」。
《毛》书中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不符合实际的臆断。比如，关於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遏制了迟群、谢静宜推行的「反走後门」风潮，作者说这主要是考虑到叶剑英「在军内有很大的影响力」（页573）。实际不然。谢静宜後来回忆说，毛本人就「走後门」，即他把自己身边的女工作人员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上学 ，他是不想使自己「走後门」送去上大学的人被退回来。作者接著说毛的这一批示意味著这是毛在文革中「唯一作出的一次政治让步」（页573）。谈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让步」，笔者认为决不止一次，可以随便提及的就如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之後不久毛对军队势力作出的「政治让步」；1970年後毛决定与美国和好而做出多少牺牲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政治让步」；还有事後看来，毛在文革中作出的最大「政治让步」之一就是1973年让邓小平政治复出。
《毛》书说邓岗是「中央电视台台长」（页658），事实上邓岗没有任过此职，他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又说，聂荣臻是「最早提出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页659），理由是聂於1976年9月21日特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建议对「四人帮」采取措施。这个说法不成立。事实是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後第三天（即9月11日）找李先念等商议逮捕「四人帮」 。
三是校订的问题。《毛》书中出现了不少的笔误或者打印、编辑、校对的错误。例如，把毛泽东《七律·有所思》的诗句「满街红绿走旌旗」当成「满街红绿走族旗」（页142）；把「曹荻秋」当成「曹狄秋」（页211）；把「章士钊」当成「章世钊」（页246）；把1973年中共「十大」当成「十六大」（页287）；把「熊贡卿」当成「能贡卿」（页578）；把「陈垣」当成「陈恒」（页815）。又如，关於1971年9月28日至10月15日部分老干部座谈会，把李富春主持该会当成「李富春中央委员主持」（页470）；在关於1975年初周恩来介绍国务院分工的情况，把「请小平同志主持」当成「请小平通知主持」（页590）；说毛泽东「擅自利用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而不是选举」使得华国锋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页643），实为「第一副主席」；等等。
总之，在毛泽东与文革的许多具体、细致的问题探讨上，《毛》书还有较大的不足。但是，无论怎样，《毛》书凸显的「核心观点」（页15）已昭著世人：毛泽东怎麽也没有想到只要一结束文革，「中国就安宁下来，不止保持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安宁，而且还将继续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中国再也出不了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革，没有文革，「中国就能够安宁。道理就这麽简单。」（页789）拥有三十年之久的相对安宁历史是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而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归因於文革的反面影响。
《毛》书凸显的「核心观点」己昭著世人：毛泽东怎麽也没有想到只要一结束文革，中国就能够安宁。这是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而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归因於文革的反面影响。
大风出版社
唐少杰 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在纪念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胡鞍钢教授的新著《毛泽东与文革》（以下简称「《毛》书」，引用只注页码）出版，成为新近的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一个「亮点」。无疑，像「毛泽东与文革」这样一个说不完、述不尽的话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和如何把握文革。笔者在完成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泽东最後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文译稿写下序言时强调：「无论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既是现代中国历史自我变革和自我转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民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书为我们讨论、深化和把握上述评价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纪念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胡鞍钢的《毛泽东与文革》成为新近的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一个「亮点」。该书为我们讨论、深化和把握毛泽东和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
一、文革研究的多样性
《毛》书强调「以史实为基础，以事件为线索，以分析为手段，以评论为精华」（页3），来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作者强调，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最後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他漫长革命生涯的最大历史悲剧，更是一场以彻底失败告终的政治大革命」（页4）。诚如作者指出，从政治逻辑看，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革；从自然法则看，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革；从历史角度看，没有文革，便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从历史逻辑看，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来看，毛泽东与文革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即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唯有毛泽东才能够发动、领导和进行文革。同时，文革又是毛泽东政治文化的逻辑必然，尽管作者对这种必然性的挖掘和梳理还很不够。
中国大陆现今众多关於毛泽东与文革的著述都有意淡化或「美化」文革罪责，《毛》书的最大优点在於直面并且相当深刻地揭露出这种罪责并直指毛泽东在文革中表里不一言行相悸。
中国大陆现今局更多关於毛泽东与文革的著述都有意淡化或「美化」文革罪责，《毛》书的最大优点在於直面并且相当深刻地揭露出这种罪责。作者所下的历史结论是：文革，一是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命；二是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命；三是革了人民群众基本人权的命；四是草了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命；五是草了毛泽东思想的命（页735）。
《毛》书还直指毛泽东在文革中表里不一，言行相悸。这主要表现在毛不是搞马克思主义而是搞专制主义和机会主义，不是搞政治团结而是不断地制造政治分裂，对他的长期共事亲密战友不是搞「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直至「残酷斗事，无情打击」，并且使「阴谋诡计、残酷斗争」成为文革时期「党内斗争的唯一机制，也成为全社会『全面内战』的主要机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页7）。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各自异化并且相互异化的关系，即在文革中「毛泽东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总是相反，前後不一，出尔反尔，自我否定。对社会，先放火，後灭火；对造反派，先发动，後镇压；对干部，先打倒，後解放。他成了动乱之源」（页215），这种关系也是相互背离、分裂和否定的关系。
《毛》书还有力地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即「接班人陷阱」：一方面，毛泽东需要接班人，扩大接班人的权力和威信；另一方面，接班人的权力和威信愈来愈大愈高，就愈有可能危及毛本人的权力和威信。作者指出：
当出现他和接班人「平起平坐」（即政治平等）时，就会突然间爆发「接班人危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权力是最高权力，具有天生的排他性和独占性，是绝不允许接班人与他「平起平坐」，在相互猜疑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政治接班人就会突然变成政治对手，当然也就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从政治学角度看，晚年毛泽东所开展的多次政治斗争都是与「接班人危机」相关的；从老年心理学的角度看，也与他对接班人处处猜疑、处处防范是有关的。（页56）
同时，「晚年的毛泽东深深地陷入所谓『接班人困境』（the successor's dilemma）而不能自拔。┅┅每一次政治斗事变换政治接班人，而变换接班人又产生新的政治危机。」（页556）笔者把这种「接班人陷阱（或困境）」改称为「接班人情结」，这种情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使得文革充斥著破败和衰竭的色彩。其实，除了「接班人情结」，毛泽东在文革时期还有「君师合一」、「民众改革家」和「世界革命领袖」等情结。这几种情结的交织共存致使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烙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民粹主义、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等印迹。
《毛》书一再重申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方面深受中国专制主义的影响。作者提及毛泽东是毛本人所言的「秦始皇加马克思」（页75）。笔者认为，毛泽东更多地是「朱元璋加斯大林」。毛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和形象更像朱元璋，而毛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更是远远大於马克思的影响。根据「『毛泽东晚年现象』是一个历史现象，不过它也是『斯大林晚年现象』的历史重复和历史重演」（页781），作者阐明了「毛泽东晚年现象」比「斯大林晚年现象」更甚更烈，这是因为「首先他拥有的权力比斯大林大得多。其次┅┅其政治迫害、政治批判、政治冲击也比苏联要严重得多」（页784~85）。还有，「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规模超过了斯大林，毛泽东的『自我吹嘘』超过了斯大林」（页785）。再有，毛泽东使中国陷入「全面内战」，而斯大林则没有使苏联陷入内战。
《毛》书的另一大优点是相当公正、客观地评价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而这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关於周恩来与文革之关系的著述中是几乎没有的。作者多次强调，正是由於周恩来的「『跟人』政治哲学」就是「无条件紧跟毛泽东（个人），不管毛泽东是否正确」（页197），才使得毛泽东既可以发动文革，又可以使文革延续了十年（页125）。在破坏中共党章的一些做法上，毛泽东负有第一责任，「周恩来也应负有第二责任，不管他是被迫的、无奈的，还是无意的，在破坏党的制度方面的副作用超过他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的正作用」（页285）。文革伊始，「除了林彪之外，就是周恩来最紧跟、最服从、最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成为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人物。他到底为了甚麽？出於何种政治动机？是不得已而为之吗？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後来党中央对他的历史评价不仅过高，而且过份扭曲。在高度个人集权体制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周恩来也不可能『洁身自好』，『光明磊落』，他是一个典型的『多面孔』政治家。『毛荣则周荣，毛损周必损』；反过来，『周荣则毛荣，周损毛必损』」（页204）。
今天，在文革故乡，分析和评价周恩来与文革的关系比起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可能更加敏感、更加微妙，因为前一种关系、比起後一种关系在更细的程度和更深的层次上，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道义性和政治合理性等问题。文革时期，周恩来扮演了十分复杂、自相矛盾的特殊角色，一方面从战略上看，没有他的支持，毛泽东很难把文革搞下去；另一方面从战术上看，他也全力处理文革引起的各种问题。没有他的话，中国的社会局面会更加混乱。「实际上他更多的是扮演前者，但是人们看到的则是後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不是『功大於过』，而是『过大於功』。」（页150）
今天，在文革故乡分析和评价周恩来与文革的关系比起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可能更加敏感、更加微妙，因为它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道义性和政治合理性等问题。
虽然在总体上看，《毛》书还限於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文革，还限於与中国大陆官方关於文革的许多说法和观点保持一致，但是《毛》书对毛泽东、周恩来与文革之关系较有特色的评价，毕竟使它比上述这些说法和观点前进了一大步，这充分显示出即使是现今在文革的故乡，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也具有多样性或异样性。
二、文革诸问题有待研究
即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在文革不同时期「有悖」於毛泽东，但无论是他们还是毛泽东都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共党和国家的分裂，而更多的只是人事和权位上的变动。《毛》书所说的「政治分裂」只是某种潜在的可能。
然而，《毛》书仍有许多方面值得商榷。首先，作者把文革的性质定为毛泽东自评的「三分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即文革「一是党和国家政治摧毁、政治分裂的时代」，「另一是整个社会和人民自相门斗争、自我内乱的时代」（页7），前者主要是指「党和国家权力机构非制度化的失灵、失效，『名存实亡』，或者非制度化的撤销和替代」（页8）。文革是「一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分裂的、阴谋诡计为基本特徵的，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为基本性质的政治灾难」（页88）。
这种对於文革的定性显然不够准确。毛泽东那一不得已的评价并不确切，不应该成为界定文革性质的条条框框。文革没有也不可能「打倒一切」，文革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共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完全失效、失灵，否则，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权威和地位会荡然无存。《毛》书中多次提及文革是中国「政治分裂」以及中共党内五次分裂（页8）的说法难以成立，因为在整个文革时期，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党内或党外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权威势力。即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在文革不同时期「有悸」於毛泽东，但无论是他们还是毛泽东都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共党和国家的分裂，而更多的只是人事和权位上的变动，遑论中共党和国家的「政治摧毁」和「名存实亡」。《毛》书所说的「政治分裂」只是某种潜在的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的现实。
其次，作者把文革的起因归於「二十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领导人对中国政治国情（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分歧、冲突和斗争」（页23），又把文革的灾难归於领导者战略决策的失误（页4~5）。这些说法不但片面、狭窄，而且过份囿於领导者个人的主观层面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
笔者认为，考察文革的起因应该从更广更高的历史视阈来进行，应该从文革之前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已有的六十馀年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走势来把握。从长程历史的视野来看，文革是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疯疾的一次总暴露，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矛盾的一次总裂变，是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直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一次总爆发。从短程历史的视野来看，文革的近因在於它是中共以及毛泽东从事的「政治革命」（夺取政权）与「经济革命」（大跃进）之间矛盾张力的某种结果。从「政治革命」到「经济革命」再到「文化（或灵魂）革命」的转换，对於理解文革的起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则，《毛》书对於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问题概括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映。笔者认为这种概括有待深化。中国的封建问题不同於西方的封建问题，前者导向皇帝制度，并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皇权，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後者导向君主制度，带来了近代封建等级制度被破坏後的分权。中国的皇帝制度及皇权主义是比封建制度及封建主义更甚更烈的集权制度乃至极权主义。尽管文革出现於中国在形式上结束皇帝制度之後的第五十五个年头，但是文革却是现代皇权主义文化的大泛滥。显然，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做法甚至一些话语，都凝聚并散发著不是一般的封建主义，而是中国独有的皇权主义的气息。
最後，笔者认为《毛》书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关系，忽略了文革群众性问题。《毛》书把自己定位为「仅从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方面进行总结，并作为分析框架」（页20），即从中共领导集体内的信息、知识和权力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以及对决策机制的影响来展开论述。《毛》书那种「『边读边议』，『边叙边评』」（页4）的写法，给人以某种文革大事记加评议的感觉。《毛》书的篇章结构则限於从文革领导者和中央上层集团内部关系及其演变来展开，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官方公布的材料，所展现出的是一种特定的最高层领导者及领导集团眼中的文革。因而，这也就无法避免徐友渔十多年前就曾痛切批评过的那种把文革史写成「帝王将相」史的失误 。
笔者认为，《毛》书所涉及的文革「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不应只限於文革领导者上层，更重要的还应有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互动。显然，「文革全部问题都离不开群众问题。人民群众不仅使文革在规模、范团、意义和影响等方面成为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群原运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文革历史的主体。」
群众性问题是文革所有问题的「底色」。文革本身证实了毛泽东在「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所受到的群众作用丝毫不亚於来自党内或上层的作用，并且他利用甚至曾经依靠文革群众的作用来「敲打」和「修理」中共自身的「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无论是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和群众夺权，还是文革的群众运动以及群众专政；无论是文革的群众性论战、群众性思潮和群众大武斗，还是文革群众代表人物的职能以及文革「反潮流英雄」的角色，都既给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带来过至关全局的作用，也给文革的走向和结局产生过整体性的影响，更使整个文革的「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不可能是纯粹非群众性的东西。
如果毛泽东於文革时期在「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上所要面对或处理的只是来自党内或高层同事（或可能的「政敌」）的问题，那麽，毛泽东的文革或文革的毛泽东也好，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也罢，都无从谈起。换言之，毛泽东在文革中根本超越於他的党内同事，并且使文革根本不同於以往所有的中共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一点，就在於毛泽东与其亿万群众的互动导致文革嬗变为全民、全社会、全方位的「大革命」所以，文革中的毛泽东不是所谓卡里斯马式（Charismatic）的党的领袖，而是集文革上帝、文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式的民众改革家和文革世俗君王於一体的人物！
尽管文革出现於中国在形式上结束皇帝制度之後，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做法甚至一些话语，都凝聚并散发看不是一般的封建主义，而是中国独有的皇权主义气息。
三、大量细节的纰漏
综观《毛》书，还存在若干错误。一是在史料运用上的错误。最典型的是借用吴德的口述史 ，重复了1966年「6月21日，清华大学刺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口号」（页141）的错误说法。事实是这一天，蒯大富在其同学大字报上留言，表达了对工作组的怀疑和不满。清华大学第一张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是1966年8月20日以「向日葵」署名的，题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
文革根本不同於以往所有的中共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一点，就在於毛泽东与其亿万群众的互动导致文革嬗变为全民、全社会、全方位的「大革命」！
二是在史实上的错误或史事界定的错误。作者说「实际上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党内就已经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页17）。实际上，1930年代中共苏区整治「AB团」事件和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及「抢救运动」，就已经出现了上述现象。
作者断言1966年初的「〈二月纪要〉就是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正式结成政治联盟的产物」（页111），此言差矣，因为此时文革还没有正式爆发，林彪还没有「延揽」他後来的几位「大将」进入军机中枢，张春桥、姚文元也还未进入中共中央，何以谈得上这「两大集团」的形成乃至「联盟」？至多是林、江二者个人的政治联手。作者说「『罗瑞卿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政治冤案」（页119），那麽，比其要早的并且标?著拉开了文革序幕的吴晗冤案算是第几个冤案呢？
《毛》书在关於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会军队干部构成比例的表述上前後矛盾，先是说军队干部中央委员占475％（页231），後又说占44％（页421）；而在谈到中共九大政治局成员构成时提及「三名为大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页422），这里，把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半多，而该书的一个诠释正确地标明了李德生是1971年1月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页679）。
《毛》书说中共九大产生的中央军委形成了两派力量，一是林彪麾下的军委办事组，另一是毛泽东用以制约林彪的叶剑英、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说叶等五位元帅「的确在『九一三事件』中发挥了支持毛泽东粉碎林彪集团的重要作用」（页423）。这里夸大了叶等五位元帅的作用，因为他们在这一事件发生之际，除了叶之外，都是在若干天之後才得知此事的。他们在解决林彪问题上的作用甚至还不如同样是军委委员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李德生。又如，关於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说「毛泽东特意邀请林彪的政治对於三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参加」（页458），事实上陈、徐、聂不可能是林彪的「政治对手」。
《毛》书中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不符合实际的臆断。比如，关於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遏制了迟群、谢静宜推行的「反走後门」风潮，作者说这主要是考虑到叶剑英「在军内有很大的影响力」（页573）。实际不然。谢静宜後来回忆说，毛本人就「走後门」，即他把自己身边的女工作人员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上学 ，他是不想使自己「走後门」送去上大学的人被退回来。作者接著说毛的这一批示意味著这是毛在文革中「唯一作出的一次政治让步」（页573）。谈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让步」，笔者认为决不止一次，可以随便提及的就如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之後不久毛对军队势力作出的「政治让步」；1970年後毛决定与美国和好而做出多少牺牲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政治让步」；还有事後看来，毛在文革中作出的最大「政治让步」之一就是1973年让邓小平政治复出。
《毛》书说邓岗是「中央电视台台长」（页658），事实上邓岗没有任过此职，他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又说，聂荣臻是「最早提出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页659），理由是聂於1976年9月21日特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建议对「四人帮」采取措施。这个说法不成立。事实是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後第三天（即9月11日）找李先念等商议逮捕「四人帮」 。
三是校订的问题。《毛》书中出现了不少的笔误或者打印、编辑、校对的错误。例如，把毛泽东《七律·有所思》的诗句「满街红绿走旌旗」当成「满街红绿走族旗」（页142）；把「曹荻秋」当成「曹狄秋」（页211）；把「章士钊」当成「章世钊」（页246）；把1973年中共「十大」当成「十六大」（页287）；把「熊贡卿」当成「能贡卿」（页578）；把「陈垣」当成「陈恒」（页815）。又如，关於1971年9月28日至10月15日部分老干部座谈会，把李富春主持该会当成「李富春中央委员主持」（页470）；在关於1975年初周恩来介绍国务院分工的情况，把「请小平同志主持」当成「请小平通知主持」（页590）；说毛泽东「擅自利用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而不是选举」使得华国锋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页643），实为「第一副主席」；等等。
总之，在毛泽东与文革的许多具体、细致的问题探讨上，《毛》书还有较大的不足。但是，无论怎样，《毛》书凸显的「核心观点」（页15）已昭著世人：毛泽东怎麽也没有想到只要一结束文革，「中国就安宁下来，不止保持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安宁，而且还将继续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中国再也出不了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革，没有文革，「中国就能够安宁。道理就这麽简单。」（页789）拥有三十年之久的相对安宁历史是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而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归因於文革的反面影响。
《毛》书凸显的「核心观点」己昭著世人：毛泽东怎麽也没有想到只要一结束文革，中国就能够安宁。这是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而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归因於文革的反面影响。
大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