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火车司机的经历（１９８０—１９９５） 窦海军

我当火车司机的经历（１９８０—１９９５）
作者：窦海军
天涯 年6期 字数：3233 字体： 【大 中 小】


　　我小的时候很害怕尸体。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超级怕尸体的人，后来竟然要频频与尸体打交道。真不知是应了“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这句老话，还是纯属巧合。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学开火车的技校，不到十八岁就毕业分到机务段，开始了与那毫无性感可言的内燃机车相依为伴的漫长人生，而火车是要经常撞死人的。
　　我一直在京郊农村的学校上学，又赶上了黄帅反潮流、张铁生交白卷的时代。我妈搭他们养鸭场看电影的卡车到县城给远房的亲戚送了死鸭子，我才得以在县城的一中上了初三的后半年，也才勉强考上了技校。1978年考上技校比现在考上大学要牛很多，它意味着将有一个国营的工作单位，而当时很多插队的知识青年都在为工作发愁。至今历历在目的是，当我爸从场部拿了录取通知书进家门时，他的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笑。那时候铁路和邮电是公认的铁饭碗，我进了铁路，端了铁饭碗，还能开火车，一时轰动了整个养鸭场。我就读的农村学校那一届毕业生除我考上北京铁路司机学校外，还有一个考上中专的。校长自豪地说，虽然海军是在县一中考上的，但也应该算我们学校的，他在县里才念了半年嘛！可在我们学校念了多少年！
　　技校的老师很多是火车司机转业过来的，讲课时便难免会提到火车撞死人的事。一听这个，我便有点傻眼了。不但会撞死人，司机还要把死人从车底下拽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们毕业后将分成开火车的和修火车的两拨儿。开火车，威风，牛，但生活没规律；修火车，不威风，但生活有规律，尤其不会撞死人。然而毕业后是开是修，自己不能选择，单位说了算。但我也打听好了，要想不开火车，就得在检查身体时做文章，最管用的是假装色盲。红灯停，绿灯走，黄灯减速慢行，色儿都分不清，自然也就开不了火车。毕业后分到机务段，在强大的虚荣心的驱使下，检查身体时我竟鬼使神差地没有装色盲，并被分到了开火车的运转车间。
　　我们是内燃机务段，没有蒸汽机车，一水儿的烧柴油的内燃机车。蒸汽机车一个车班儿是司机、副司机、司炉三个人。内机车不用烧煤，只有司机、副司机两人，若有学员，就是三个人。早先管正司机叫大车，副司机叫二车，司炉一般不叫三车，而叫“烧火的”——有点歧视感。我当学员时没撞人，并很快考上了副司机，月薪也由三十四块升到了三十九块八。因为根儿红苗儿正，我竟然还被分到了专门拉中国头几号政治人物的专包车队。我上的那台国产东方红1型机车曾经拉着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但我上的时候它已经廉颇老矣，很少执行专运任务了，主力车型换成了西德进口的四台机车。这是很棒的机车，它鲜明地让我感触到了中国制造和西德制造的差距，有点像后来的宝马X5和北京2020吉普。没过多久，我就上了这四台西德车的其中一台。首长们很在乎安全，所以能乘火车去的地方大都不坐飞机。道理很简单，发动机若是不转了，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摔个粉碎，火车也就是趴在地上不动窝。专列出动，沿线的岗哨林立，每个道口、桥涵都有站岗的，级别高的，隔一二百米就一个人，有解放军，有武警，有民警，有时还有穿民服的，可能是民兵村干部什么的。
　　民运机车的司机都是拉一段就返回，下面的路程换成当地的机车和司机继续。专包车的司机则是首长到哪就拉倒哪，很有机会周游全国。接送金日成，还可以出国到朝鲜的新义州。为此，我们还办了护照，并在大名鼎鼎的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了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加厚毛涤纶的，一套藏蓝纯毛华达尼的。那年月，尤其对于我这种月薪几十块的小工人儿来说，这可是绝对的稀罕物。衣服归个人保管，但规定只有专运需要时才能穿。有规定没有好的监督机制自然就会不时地偷着穿出去显摆。外面套上一件工作服，贼一样遛出机务段，脱下伪装塞进书包后仍不能完全放松，总怕碰上知情的同事。后来对这服装的管理松了一些，而且越来越松，因为领导也做了，可能他们也很想穿，后来也确实经常穿。
　　第一次撞人我还在东方红1上当副司机。夜里从北京站放单机去永定门站挂车，大概到蒲黄榆附近，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弓着身子突然跑上铁路，那形体语言毫无疑问地表明是自杀。停车后我和师傅（五十多岁的正司机）回跑了二三百米将尸体拖到路肩上。没有血，但鞋都掉了。听老师傅们说，不管穿什么鞋，都会撞掉，就是高腰球鞋系得紧紧的，也会撞掉，还说人被撞死的一瞬间脚会缩得很小。我不相信脚会缩，但确实十有八九会掉鞋。我拽尸体的一瞬间并没什么感觉，应该是麻木、空白、灵魂出窍的状态。我怕尸体，我的师傅其实也不能坦然面对。拽完尸体奔回跑时，我闻到了一股很特殊的味道，我问师傅是什么味儿，他惶恐地喊了一句，女人就这么臊！我想，也没流血，哪来的这么大的味儿？莫非她被撞得尿了裤子？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人的气味，而是紧急刹车时钢质车轮与铸铁闸瓦剧烈摩擦产生的味道。因为后来有很多次紧急停车后没撞上人，也有这股味道。火车撞死人，司机是不负什么责任的，不算事故，连错误都不算，不会被批评，也不扣奖金。因为火车一不能随便拐弯躲闪行人，二不能马上停住，你不躲它，他（它）就只能撞你。撞死人后司机写一个死伤报告交给机务段的安全室就完了，一切后事会有专人去处理。我师傅不用怕犯错误，也没别的可怕，那人又是自杀，连内疚都不用，所以只能说他是怕死人，怕尸体，才喊出了那句有点性别歧视的外行话。
　　虽然是全尸，可这是我第一次亲手触摸尸体啊。那年我不到二十岁。这趟车一路上我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只是吃饭时有点恶心，想吐。真正的反应是跑完这趟车回到又脏又乱的单身宿舍。这是筒子楼，因为火车烧柴油，大家就都用煤油炉在楼道里烧柴油做饭。楼道被熏得黑黢黢的，每个门口煤油炉的上方墙上都有一片一人大小的黑，而这司空见惯的黑，那天竟有了鬼影的感觉。晚上同屋的师傅上夜班，我一个人怎么也睡不着，一合眼就是撞人、拽死尸的情景，还总觉得床下有鬼。接下来就是大脑里没完没了地上演自编自导的鬼故事连续剧，怎么也刹不住车，越是关灯闭眼，情节就越清晰，越有质感。睡不着，就开灯看书，结果精力竟然无法集中到书上。强行将注意力摁在文字上，几行以后又会跑掉，控制自己的注意力，竟成了小时候在水稻田里抓泥鳅。正司机师傅家在保定农村，是老单身，就住在我的对门，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是睡不着。即使他睡不着，我也不能去找他，那样会很丢我面子，甚至还会在车队里传开：窦海军撞了人吓得不敢睡觉直往师傅屋里跑。弄不好还会落个不雅的外号背一辈子，这样一来，就更没面子了。我知道，很怕死尸的我被吓着了。
　　老师傅真的不一定就胆儿大，跟我搭过班的另一个师傅就胆子不大。这是一个很有文艺天赋的师傅，嗓子好，文艺骨干，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充当合唱队员。开火车时间长了，同样会乏味，正副司机两个人同吃同睡同干活，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和老婆在一起的时间长。“有女不嫁乘务郎，三天两头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抱着大盆洗衣裳”；“远看像逃难的，进看像要饭的，上前一打听，原来是机务段的”，这是机务段尽人皆知的两个经典顺口溜。有文艺天赋的人总是趣味性强一些。我和这位师傅搭班儿，可谓一路歌声。唱歌解闷儿，还驱困。我们管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叫“鬼呲（龇）牙”，有人说这个时候鬼都困得呲（龇）牙咧嘴的，有人说冬天这个时候最冷，会把鬼冻得呲（龇）牙咧嘴的。我想都有道理。每到这个时候，我常会使出吃奶的劲儿高喊“ 狱警传”，让师傅接“迈步出监”；或我喊“要学那泰山顶上”，让师傅接“一青松啊”。没有一次他接不上的，还不走调。不但歌唱得好，他人还漂亮干净，只是有一个不大光彩的外号——“三弦儿”。“文革”期间自杀的多，一次我这师傅一趟车三四百公里下来，只是四个小时左右，先后竟撞死了三个自杀的。第一个只是有点紧张，第二个开始恐惧，到了第三个，他的双手已经哆嗦得就像弹三弦儿一样了，从此就落下了这个外号。我猜想不光是手，腿肯定也哆嗦了。

撞死另一个自杀的，是在天津郊外。上午。那时我已经上了西德进口的专包车。专包车大都闲着，天天擦车等待任务。但是兵不打仗要练兵，专包车不走专运也得练车。这次撞人便是专包车拉着北京到唐山的309次民用列车时发生的。没有站岗的，自然就没人阻拦自杀者。远远看见一男子站在铁道旁，通过其身形、动态，真的能看出他不是正常的行人，有点儿悬。果然，距他二三百米时，他猛地跑上来，背朝火车，头枕在了钢轨上。因为他的身体躺在了钢轨外，所以只是撞坏了脑袋，尸体好好的，也没有掉鞋。帮师傅处理完现场后回到车上我想，这男子看上去不像个知识分子，但也一定是个聪明、细致、善于思考的人。他在自杀前一定很好地思考计划过自杀的每一个细节。跑上铁道的距离不远不近，体位避免轧烂身体，背向火车减少恐惧，只撞头免得死不了又能保个整尸体。我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保个整尸体不仅为了好看，他甚至考虑到了这样死后会尽量少给收尸人添麻烦。
　　我属于淘气的小工人，在家行三，从小人送外号“坏三儿”。一天，司机长、我、东方红1的师傅正在检查机车，我假装没事儿地走到他跟前，突然把从圆明园捉回的一条红黑相间的蛇亮在他鼻子前。因为他的脸太黑，看不出脸红，但内眼圈儿却全红了。他吓得当时就翻了脸，还告到了车队，弄得大会说，小会点，扣没扣奖金我忘了。虽然不安分，但我有小聪明、好学的优点，干活也干净利索，和我接触长了，师傅们大都还挺喜欢我的。像我这样纪律不好的人，即使成绩再好，也不会轻易考上正司机的。我西德车的师傅，也是我们车的司机长。他不但人好，技术在全段也是数一数二的。偌大的内燃机车，每个零件的内部构造他都了如指掌。尤其是这种德国车，本来原理都一样，却处处都比国产车复杂、讲究。在他的调教下，结果我们这一期的第一次考正司机，我的成绩竟然挺棒。车队的书记、队长对我有看法，认为我这调皮捣蛋的小屁孩儿若是考上了正司机，就要将上千人的生命和千百万的国家财产交给我，这怎能让人放心呢？那时候三十多岁能考上正司机，就算很了不起了，绝对是机务段的佼佼者，而我才不到二十一。专包队也归运转车间管，但又有一个比车间主任高一级的副段长直接领导专包队，加上经常拉着中国的和来访问的党国元首、首脑级人物满处跑，致使专包队的头儿自然有点儿不尿车间一级的领导。矛盾由此而生，专包队并有了“牛逼队”的终身外号。专包队也管一些民运机车，一次一个民运司机没有看见前边列车撞死的人，又轧了一遍，虽然其罪过不如前面列车的司机大（前面的属于撞人不知道、不停车，该算 “事故苗子”），但也是个错误。此车间的领导便在大会上批评道：“牛逼队、牛逼车，见了死尸不停车。”这句话不但广被传颂，还流传了很多年。车队死活不想让我考上正司机，并找到握着考试生杀大权的车间，车间就非要按考试成绩办。并说他不行你们车队别让他考啊，让他考，人家考上了你们又不要？鹬蚌相争，我便考上了。那年我们一期的九十多人只考上了四个。当时据说我们是中国铁路史上最年轻的火车正司机。
　　真正开火车的是正司机，副司机只是打打下手，甚至没有驾驶火车的权利。让我这样一个散漫不羁的毛头小子攥着一千多人的生命飞驰在祖国大地上，领导怎么都觉得悬。结果是虽然考上了正司机，却照常把我当副司机使用，只不过我有驾驶的资格。为了尽快扶正，我像皇太子、接班人那样，下狠心要管住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每次领导添乘检查工作，我都尽力表现得稳重、谦虚、纪律性强、技术精湛。效果最好的招术，应该是少说话，只适当说领导爱听的话。如此一番韬光养晦，果然有效。当然了，能送两瓶洋河大曲或两条大前门烟更好。我没送，但给队长买过茅台，却要了钱。那年月这酒很不好卖，我哥在新侨饭店，费点劲能买到。把酒挂在车把上兴高采烈地奔机务段骑，搬车过铁道时磕在了调车信号机上，一瓶茅台变成了一片香气。我使劲拧了拧书包湿的地方，并舔了舔手。又费劲，又买了一瓶，我却赔了八块多。那时大概一瓶就是这个价钱。半年后，我终于当上名副其实的正司机。虽然老师傅叫我“窦大车”时总是带有点谐谑的眼神和语气，但我一点都不在乎，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尤其是每逢列车迎着初升的太阳行在弯道上时，我定要探出车窗回头一望，想这飞奔着的、闪着金光的、一千多米长的钢铁巨龙竟是被我驾驭的，那很牛的感觉便会登峰造极，一夜的困乏也会跑得不知去向。有时候我还会在想象中，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音乐来伴奏此情此景。老师傅驱困的方法则不如我雅，一个后来当了车间工会主席的师傅，大冬天的，他会饱含一口茶水将头伸出窗外，用力向正前方一喷，一百公里左右的时速，冰凉的水雾便回洒到脸上，然后他缩进头来大喊一声：好痛快！必须缩进来喊，因为头在外面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就更难大喊了。后来我也试了一次，是挺刺激的，但只试过一次。当了正司机，就是到了山海关休息时泡起姑娘来，我都多了几分自信。能给一小桶柴油，能从北京捎来十斤挂面（北京的面好，白），这在当时都是挺重要的。甚至可以偷偷地把想去北京的人放在后司机室带过去。但这件事风险较大，领导发现要扣奖金，一般的交情不会干。如今想来，那真是我人生中感觉最辉煌得意的一段日子。
　　每到撞了人的时候，我那副司机师傅总是坐在驾驶室里不动，说是必须有人看车，否则坏人上来把车开走了就坏大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虽然当过坦克兵，却出奇地害怕尸体。于是，我就要一个人去处理死尸。紧急停车后，尸体经常是在后面四五百米处，白天还好，若是夜里，我就要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到后面去找，荒郊野外，没有一点灯火，除了手电照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如果尸体在车底下，还得拽出来，赶上血肉模糊、五脏遍洒的，也得硬着头皮冲上去。奇怪的是，每次魂飞魄散的害怕感并不是在当时，而都是在过后。这种事情搞完了回到车上，就是碰上再好的红日，我都不会有心情回望巨龙找那种登峰造极的感觉了。自从上了火车头，差不多平均每年都要撞一个人，开了十多年火车，大概撞了十来个人。然而到了第四五个的时候，我就基本不害怕了。
　　后来我下了专包车，转为开一般的民运列车了。下来的原因是自由散漫。具体的事件是两个。一个是拉着朝鲜的慈父领袖金日成过秦岭。当时我们前面有一台当地的电力机车拉着，列车尾部还有一台推着，我们的机车只是在中间帮助使使劲，显得不很重要。前面的司机室人多，便让我检查完机械间在后司机室呆着。那时我已经玩了几年摄影，当我正用“孔雀DF”拍摄晨雾中秦岭的美景时，队长从机械间进来了。这便成了总结会上我被批评的一个错误。我认为呆着没事拍张照片没什么，他们说这是执行专运任务，没事坐着行，照相不行。更恶劣的事件发生在北戴河的站台上，当时接谁回北京我忘了，大概是小平、耀邦量级的人物。开车前我到后面车箱（厢）办什么事，正好碰上专运处的保卫科长从车厢下来，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看他那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牛逼哄哄的样子，还阴沉着狗脸，便也冷着狗脸反问他是干什么的。我心想，车站警戒了好几层，跟铁桶似的，还有谁能在与首长咫尺之遥的地方溜达？纯属吃饱了没事儿撑的，想耍耍威风。我的狗脸不但越来越冷，我的狗嘴甚至还出言不逊了，他的狗脸则被气得越来越白。最终我也没告诉他我是谁，只很牛地告诉了他车里拉的是谁。回到北京他便告了我的泄密状，车队就坡下驴，便把我调到民运机车上去了。他是跟车的保卫科长，车里拉的是谁他比我更清楚，我跟他说车里拉的是谁倒成了泄密。
　　
火车紧急刹车，行话叫“撂非常”，是将闸把迅速推到非常制动位的简称。撂了非常撞死了人的事情后来都记不大清有几次了，撂了非常却没撞上人的事就更记不清了。但有一次至今还记得。
　　快到山海关时，前半夜，头灯照见两人在路肩上，其中的女子跑上来想自杀，没等撞上又跑了下去。火车撂非常会瞬间产生最大的制动力，而且撂了就必须停下后才能再走。下车我跑到后面，只见男的四十来岁，女的大概不到二十，眼神直勾勾的，很像受了什么精神刺激。我责问男子为什么不拉住女孩，他支支吾吾。我又说了几句什么，便跑回了车头。有一种至今都没能准确落实的说法，就是火车耽误一分钟就要损失好几万。边开车边和副司机瞎聊这事。我的猜测是，男的是姑娘的姐夫之类，把她强奸了，女的寻死觅活。男的本能上怕她死，但是又怕事情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所以又希望她一死了之。这个猜测不是凭空的，他们的行为语言和眼神给了我这样的感觉。然而女孩终归太小了，想死，又缺乏死的胆量，所以跑上来又跑下去。瞎猜乱说，解解闷儿罢了，到了山海关，下了班，到公寓一睡也就不想这事了。第二天起床后到服务台换饭票，听到一个外段的货车司机正在给段里的安全室打电话，说的竟是昨夜他在我撂非常的附近撞死了一个女孩儿。我想定是那个女孩儿。她那直勾勾的眼神，那惶恐的表情，还有脖子上那条充满乡土气息的花头巾，当即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后悔当时没让乘警把他们强制到列车上交给下一个停车站的公安。
　　保护妇女儿童，似乎改成保护儿童妇女更合适，因为儿童更弱势，儿童更招人怜爱。儿女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在我的撞人经历中，撞了孩子是最难过的。
　　白天，村旁。我的前面一群孩子正在看另一条线路上行驶的货车。远远望去，其中有的孩子似乎侵入了我这股道的限界。我一个劲儿地拍打风笛按钮。因为那列货车正从他们身边驶过，噪音很大，所以很难听见我的笛声。撂了非常，却仍在飞奔。这个速度从撂非常到停车，起码要五百米。我还是不停地拍打风笛，想用节奏的变化加强笛声的刺激力，同时我的屁股使劲地往后坐着，似乎这样可以使列车能够早点停下，结果还是撞上了其中的一个孩子。撞上的一瞬间，我又猛地站起来，身体向前探得脑门儿贴到了风挡玻璃上。在村旁撞了人一定要小心，发生过家属殴打司机的事情。车停下，我见后面所有的人都在左边，我便从右门下车向后走，并嘱咐副司机锁好门，以防冲动的村民上车打人。快到出事地点时钻到左边，装得像看热闹的，不暴露司机身份。只见十多岁的男孩躺在血泊中，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跪趴在孩子身旁哭嚎。孩子的头还在流血，妇人就下意识地拿一件衣服蒙孩子的头，似乎蒙了就不流血了。蒙了，掀开又看，看了又蒙……她大声哭嚎，却没有一滴眼泪。后来我才知道，人悲痛到极点时是干嚎而不流泪的。妇人是孩子的姥姥。一个中年男子开着农用小四轮拖拉机驶来，一脸的焦急。就近的女列车员打开了车门看热闹，一脸的惊恐。我看孩子还有气儿，便大声喊：等拖拉机颠到医院人早死了！上火车吧！我抱起孩子走向就近的车门，那女列车员竟下意识地关车门，我连喊带骂，她才醒过闷儿来，连忙又拉开车门向车厢里跑了。姥姥和爸爸先上了车，接过了孩子。我跑回机车，尽量把车开快，并用电台通知前方的大站—— 丰润站，让他们赶快要一辆救护车到站台上等着。
　　轮到跑慢车的时候会在丰润公寓休息，半个月后，我用丰润公寓的电话问丰润医院这孩子的情况，说没死，但恐怕得残废。从此，一个农村家庭要多年守着一个不死不活的残废孩子了。我想这会给他们的物质生活添加不小的负担，更会给他们的精神带来无尽的痛苦。至于孩子自身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只能进行毫无体验基础的推测。
　　撞人、尸体，竟然还和治病有了牵连。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种至今也说不清楚的病状不约而至。不知是一股股的邪火还是什么，频频涌向头颅，憋气、起急、恐惧、焦躁……难以言表，痛不欲生。而且越是秋天和夜晚越严重，越频繁。那个劲儿一来，恨不得想把自己撕碎，还多次想过跳楼。当时想，如果这个痛苦能过去，我不打麻药自己剁掉自己一只胳膊都行。我犯过两次急性胃炎，疼得在床上打滚儿，要死要活的，但比起这个毛病，那实在算不了什么。看了几家医院，都说不出所以然，天麻素、刺五加吃得我晕头涨脑，一点用不管。癔病、躁狂、中邪、精神分裂、魔鬼缠身、走火入魔……我想大概就是这类病。这个病开始了我对人类医学水平的怀疑、失望，甚至对整个人类科学的水平都有了怀疑。而我妈和我哥却说我是吃饱了撑的，没事闲的，不痛不痒的，怎么是病呢？说我要是能像他们那样从早忙到晚，就不会睡不着了。我想，中西医专家都说不清，秀才都讲不清，遇上哥、妈这样的“兵”，就更没戏了。三十来岁就面临死亡了，那种心情、感觉真的很不好。谁都没辙，就只能自己想辙了。看医书，打坐站桩，仔细感觉那股劲儿上来时的生理变化……我甚至尝试利用艺术的方式调整、解脱。快结冰了，我背着照相机、三脚架在紫竹院公园里转悠，看着干枯了的残荷“移情”。岸上看不过瘾，就脱了羽绒裤到水里拍摄，弄得岸上的人对我喊：“小伙子快上来！腿会落病的！”拍够了，就躺在朝阳背风处枕着摄影包睡一会儿。后来看，那一次的黑白残荷照片确实拍得挺棒，残悲得很，起的名字也大都是“破碎”“挽歌”“ 魂魄”之类，还写了《漫步死亡湖畔》《秋来自述》两篇死亡味儿的散文。文字幼稚，却情真意切。在治疗的探索中，我慢慢发现，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很影响自我医治的效果，恐惧甚至是我痛苦的一部分。于是，我便在精神世界开始了理性地看待死亡与惧死的心理战斗。
　　火车这个庞然大物也不是撞无不胜的，比如履带拖拉机它就比较怵。本应该最怵坦克，但这玩意儿轻易上不了铁路，倒是经常让火车拉着跑。当然了，最怕的还应该是火车撞火车。师傅教导过我：只要一看要火车撞火车，撂了非常就赶快往后面的机械间跑。司机室很容易撞扁，机械间里有巨大的发动机，有这个大铁疙瘩撑着，要安全许多。蒸汽机车撞不过内燃机车，就是因为蒸汽机车的驾驶室是锅炉和煤水车的结合部，很薄弱，一撞司机室就扁了，又没有机械间可躲。这是被实践证明过的事情。其实奔机械间跑这一招也要活学活用，不是非得火车相撞时才能用。我们车队的一个高干子弟师傅就没活学活用，结果吃了大亏。这位师傅人品好，也漂亮强壮，他爸当时大概是某兵种的头两号人物。一次他撞了一辆油罐汽车，结果拉的是强酸，机车的风挡玻璃撞碎了，酸进来把人烧残废了，还破了相。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副司机就躲了，结果没事。说来我这师傅也是生不逢时，搁在今天，有如此的爸爸，他怎么也不会开火车挣那几十块钱呀，说不好连买火车头的钱都有了。打这以后我便暗下决心，只要是撞汽车这类大东西，不管是不是油罐车，我都奔机械间跑。幸运的是当了十五年火车司机，只是有几次差点儿撞上大汽车。我只撞过一个拉着一车大石头的四轮农用拖拉机。其实冲那车大石头我也应该跑，却没跑。好在只把它发动机部分撞碎了，撞飞了，连驾驶室都完好无缺，大石头也就不可能飞进我的司机室。停车后跑到后面，我看到站在没有头的拖拉机旁的司机铁青着脸，呆若木鸡，活像个兵马俑。我说你就认万幸吧，捡了一条命，别心疼你的拖拉机了，回家再买一辆吧。问了他的姓名和生产队，我便走了。开车时回头一看，他还像兵马俑一样戳在那里。
　　
　　 资料写作者：窦海军，1980年起在北京内燃机务段运转车间当火车司机，至1995年。现为编辑，居北京。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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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分享. 看的有点胆战心惊. ..... -开心豆豆- ♀ (0 bytes) () 01/30/2009 postreply 08:5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