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过至亲的人，都能体会《天堂一定很美》这首歌里的痛。几千年来，对“天堂美”的期盼和信仰，安抚了无数人的心。母亲走后，每次我劝父亲多吃一点东西，他都说不用为他担心，他对人生已经心满意足了，只想早日去和母亲团聚。父亲相信，天堂很美，而母亲需要人陪。
父亲曾经蒙冤二十年，直到我进大学，父亲母亲都聚少离多。但任凭风吹雨打，甚至身陷囹圄，母亲也不离不弃。她以一己之力，给了父亲和我一个完整的家，给了我一个正常的童年和少年。知道我父母的人，都对我母亲钦佩有加。无论在哪个方面，父亲都觉得亏欠母亲太多太多。而关于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从小到大，父母都没有给我讲过什么。不知道中国的父母是不是都不大给儿女讲这些。也许女儿们会好些。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和父母的沟通更少。我也是直到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才听父亲说起来当初是怎么和母亲好上的。我听后很诧异。因为它一点也不符合父亲平时给人的印象。
我父亲给人是什么印象？亲戚间的一个笑谈是这样的：他们三兄弟，很久不见后再聚一起，见面打招呼：“大哥”，“来了啊”；“大哥，二哥”，“嗯，来了啊”；“还好？”，“还好”。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三兄弟坐在那里，每人一张报纸一杯茶，再也没有其它的声音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很难想象他们年轻时的样子，甚至根本就忘了他们也曾经年轻过。
说起来，我父母不仅是青梅竹马，还是表亲。只是并没有血缘关系。我的曾曾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开得有医馆药店。但是家里只有一个独女。于是，曾曾祖父就把自己的徒弟招进门。这徒弟是岳家的人。入赘以后改姓王。就是我的曾祖父。我小时候回老家，觉得好像整个老城都是亲戚，不断有人请我去吃饭坐席。当然，别人是把我当成母亲的代表。这其中就有岳家。好几次被岳家请去坐席。我一个小屁孩，坐在一堆大人老头之间，很有些别扭。但是也没人给我说和岳家究竟是什么关系。直到出国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王岳两家之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原来我差点就是岳家后人，姓岳了。
曾祖父入赘以后，和王家女曾祖母有了一儿一女。女儿是老大，成家前就去世了。儿子就是我爷爷。我那王家女曾祖母几年后也病逝了。曾祖父又娶了辜家的女儿。辜家也是当地大户。这位辜家曾祖母却是我母亲的爷爷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的妹妹。我父亲和我母亲就成了没有血缘的表亲。我这辜家来的曾祖母给王家前后生了五个子女，也很喜欢我母亲。而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妹妹又从小是同学、好朋友。所以我母亲从小就在王家进进出出。知道了这些关系，我才懂了为什么我知事以后见到王家几个祖辈对母亲那么亲，远超一般人对一个侄儿媳妇的样子。现在才知道，原来她们还有一层辜家的关系。自然，我父亲这便宜表哥也就近水楼台和我母亲从小就有了交集。
我老家虽然在川北大山里，却也是一个有历史有见识的地方。文献上从西周以来就有很明确的归属记载。近代曾经是红军川陕根据地总部所在。三十年代初，红军总部转移到那里。大户人家都提前逃之夭夭。有钱人的大房子自然被红军征用。我曾祖父新盖好不久的大院成了徐向前的司令部。现在大门上还挂个“革命遗址”的牌子。前些年有个红军老太太去看了。指出哪间房是徐向前开会用的，哪间房是徐向前的卧室。我外曾祖父家也被红军征用。网上有回忆录说那大院是红军水军成立的地方，可以算解放军海军的诞生地。现在那老山镇的一半都成了红色旅游景点“红军城”。虽然我家的房子还在，却都空在那里。王家的后人都出来了。
这些大山里的大户人家，那时候也会让儿子们到外面去读书。我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现在的四川大学毕业的。按年代算，应该是川大最早的学生。祖父学的是中文。外祖父学的是艺术。我外祖父的哥哥是北京师范大学学“西语”的。从那么偏僻的大山里出来去北京学“西语”，觉得他实在是够前卫的。祖父辈的女儿们都老老实实呆在大山里等著嫁人。到我父母这一辈，女儿们也开始往外走了。我母亲14岁时就自己决定要去成都求学，跟着表哥表姐，离家步行两天山路走到广元。然后才有敞篷大卡车去成都。我听起来觉得很像现在大山里飘出来打工的山妹子。但是他们那时候就知道要读书。
我父亲在母亲离开老家前就去了阆中读高中。那时候阆中高中的校长是我祖母的大哥，他亲舅舅。祖母家也是大户，族人分布几个县。听父亲讲到这些，联想起我母亲写的回忆里提到的一些当时的家族关系，我对当时的“乡绅”阶层到有了些具体的感受：都是地方上的大户，不一定都富得流油，也没几个什么地方恶霸，却占据了各地经济和文化乃至政治的主体。这些家族的通婚范围很广，在各地盘根错节。如我父母的家族，这种通婚的关系我知道的就跨越了川北好些县。解放以后这个乡绅阶层当然是直接被灭了，否则“新思想”、“新文明”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但这也是刨根的事：在以前几百年上千年里，这个“土老财”乡绅阶层，也是从民间到庙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基石。结果是，我们这一代，也是现在高居庙堂的这一代，大多是在几乎与传统文化隔绝中，如果不说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敌对中，长大的。
我父亲高中毕业以后回到老家时，我母亲已经离家去了成都。父亲就在老家的中学教书。学校的校长就是他未来的老丈人。当然那时候他和我母亲还没这些关系。我父亲教了一年书以后，我的外爷，他未来的老丈人，为了安排自家子侄进学校，不给他续合同，让他失业了。搞笑的是后来有人揭发他和未来的老丈人狼狈为奸祸害乡里，是他被问罪的“有力罪证”之一。
那时候四川刚解放。虽然我曾祖父因为口碑好，是县里的“民主人士”（大概有点类似今天的政协人士），已经“参加革命”的大伯告诉我父亲土改就要开始了，这些大户人家可能都会有麻烦，劝他不要再留在家里。正好他伯父带信回家说南充的“革命大学”在招生，我父亲于是决定去革大。阴差阳错，被未来的老丈人“逼”上了“革命道路”。
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有四、五年没见过我母亲。也不知道母亲在成都怎样了。临行时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我母亲。他说信的大概意思是自己一直都很喜欢她，现在他也要离开老家了，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相见之日，但还是想写封信把心意表白一番。把信托人送走以后，父亲就去了南充。父亲说后来问过母亲有没有收到那封信。母亲说收到了，但是没有看懂！哈哈哈，我听了直乐。我问他是不是写得太含蓄了。他只是笑笑。
父亲说从母亲六岁开始经常到王家走动时他就喜欢上母亲了。他比母亲大三岁。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旁边“偷听”到母亲笑话父亲的事。那山镇在嘉陵江支流东河边上。东河绕城而过，有很宽很大的河滩。大家洗衣服都是去河滩里，把衣服放在大鹅卵石上反复捶打冲洗。因为母亲经常去河边洗衣服，父亲就特意跑到河滩上去看书。母亲说那时候和几个女孩子一起，一边洗衣服一边笑话父亲，因为他行为古怪，像只呆头鹅一样。
革命大学当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学。父亲革大以后加入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五二年，东南西北几个行署合为四川省。父亲因为工作出色，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从南充转到成都。他到成都那天是星期四。当天下午他就去找我母亲。那时候他只知道母亲在卫生系统，究竟是在学校或者医院却不清楚。成都那时候就那么大，在机关里他居然很快就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母亲当时已经在市产院工作。他当天找上门时，被守门的老太太仔细盘查了一番。他报上表哥的身份，说是家里让他来看看母亲的近况。老太太将信将疑。专门请人去找到我母亲，得到证实后，才放他进去见人。
父亲说星期四见到母亲后，他马上就请他的上司星期六去给他“做媒”：给母亲介绍他的现状，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进步等等，相当的有时代感。问我母亲愿不愿意和他“交往”，相互深入了解。那是要定下谈恋爱的关系的意思。他们已经六年没见过面了。母亲再也不是以前的小丫头。我母亲的情况他也不是很了解。他担心夜长梦多，被别人捷足先登。结果我母亲答应了和他“交往”。得到上司的回话，第二天星期天，他立刻就约我母亲去看电影了！
我听到这里大吃一惊，没想到平时从不多话也不太表达自己情感的父亲居然在这事上还这么积极主动。马上觉得自愧弗如。这老爸怎么也没有早早的传授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啊？我自己好像就没有这么有”魄力“、这么灼灼逼人过。不过又想想，如果自己当初有了这种“魄力”又如何。发现大概率今天还会是现在这样。自己当年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原因错过什么，有什么因为自己没“魄力”而需要遗憾的。我开始长大的那些年月里，能随自己的心意去争取什么做什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这却让我觉得需要重新认识老爸了。
那时候男女之间”交往“谈恋爱可比现在的小年轻谈恋爱郑重多了。不仅父亲要报上自己的工作”成绩“，领导作证，母亲当时还专门征求了自己老师、当时的产院院长刘云波的同意。刘云波是留德的博士，妇产科专家，在成都也是个名人。解放前就在成都办医院了。朱自清曾经为她写过一篇散文《刘云波女医师》。刘云波当时是母亲曾经就读的川西卫校的校长，市产科医院的院长。母亲是她手把手从头到尾带出来的学生。母亲卫校毕业后就被她留在产院做护士长，同时在卫校教书，一直跟在她身边。所以后来好些母亲的同龄同事，都曾经是母亲的学生。母亲和刘云波的关系以后几十年都很好。也给了母亲很多帮助。当时，母亲孤身一人在成都。这种事，能给她把关做主的，也只有自己的老师了。
我父亲说他和母亲”确定关系“以后，就有人扬言要找他”谈谈“。母亲漂亮，又聪明能干，性情也好，周围有人有意思父亲也不意外，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火烧火撩般的去追母亲了。父亲说他也不惧，放马过来就是。不过后来也没人找上来。那些人和母亲也还只是同事熟人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我父亲当时各方面也不错，在省委宣传部很受赏识。那时候的人要单纯得多，大概冷静下来，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就算了。我长大以后，也见过不少母亲各个时期的同事和朋友。有几个人对我还很不错。结果父亲说其中谁谁谁当初想找他“谈谈”，谁谁谁又去找母亲表白，我才知道还有这些故事。其实其中一个还曾经把自己在文工团的侄女带来和我见过。后来母亲问我观感，才知道被相了亲。
父母开始“交往”后不久就通知了家里。双方家里在老家摆了酒席，表示认可。他们两年后结了婚，几年后才有了我。结婚的时候因为父母家长都不在成都，由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主婚。杜心源又把省长李大章请来做证婚人。
那几年是我父母一帆风顺的时期。工作、爱情、家庭都越来越好。听得出来，那时候的父亲颇有些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不过，如俗话所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那以后，父亲在运动中被打入深渊，父亲和母亲经历了整整二十年的磨难和考验。父亲说，他一生最幸运的是有了母亲。最亏欠的人，也是母亲。母亲走后，他最想做的，是早日去陪伴母亲。他说当年就是他去找的母亲。这次，他还会去找母亲。
父亲多年来一直没病没痛。我以为母亲走后他还可以有很多年。却没想到不到三年，他就匆匆走了。甚至一直到他去世的一周前，我都以为他还有很多时间。
“我想天堂一定很美，妈妈才会一去不回，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
父亲追随母亲而去。他们终于一起走完了人世间的这一程。我也愿意相信天堂一定很美，父亲一定已经找到了母亲，一路风景，又能相伴相随。。。他们在天堂再也没有病痛，没有牵挂，没有磨难。还有那么多早去的父母、长辈，那么多他们挂念的亲人。。。想象他们在天堂重聚的画面，真的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