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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介绍美国食品安全历史的文章，认为三本书在推动美国食品安全上发生了重要作用。这三本书是《屠场》、《寂静的春天》和《快餐王国》。
第一本书《屠场》是小说，描写了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令人恶心的生产过程。其中最不堪的记叙是：“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这本书一上市，舆论大哗，引发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强烈关注。美国肉类食品的销售量即刻急剧下降，销往欧洲的肉类也减少了一半。美国肉类加工业和畜牧业陷入危机。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是领导二战的那位罗斯福，是参加过美西战争的那位老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肮脏的段落，老罗斯福大叫一声，跳将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这一段看起来像是演义，动作太夸张了，不像是绅士所为。不管老罗斯福是不是曾经把一截香肠扔出白宫窗外，他确实约见了小说作者。美国国会几乎是立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的雏形。
不了解别人有何观感，我油然而生某种类似于“嫉妒”的感觉。要知道，这不是新闻不是报告文学而不过是一本小说！中国的记者作家们不知道写了多少新闻、“内参”、报告文学，大声疾呼，说不得了啦，毒死人啦，谋财害命啦，天塌地陷啦，结果如何？有谁把半截香肠从中南海里扔出来吗？别说总统总书记总理，就连一位省长市长大人都没有做过这种能叫百姓感戴千年的动作。至于约见作者，那就更不用想了，盖上十八层被子做梦去吧！再说呢，以咱们中国人的历练，《屠场》里面的那些细节其实算不了什么，犯得着把一截好端端的香肠扔出窗外吗？“发霉的火腿”毕竟是真正的火腿呀。“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但那肉毕竟没有注水呀。“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倒是令人倒胃，但有多少老鼠往里掺呢？我小瞧《屠场》不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比起咱们的“大粪臭豆腐”差得远去了！据报导，深圳南山区有数十间臭豆腐作坊，不大，加起来不过日产一千多公斤。可是那味儿，就能熏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世间何物能臭到如此境界？腌制臭豆腐的发酵桶里加的是潲水、腐烂了的田螺和肉。如果还嫌不够臭，就会再灌进一些粪水，这叫“增臭”。要是还不够臭还要“增臭”呢，就要把做好的臭豆腐用布包好埋在粪堆里，最后精加工，看你够臭不够臭！据报导，前去查处的3名工商人员当场呕吐，报社的司机竟然“连胆汁也吐了出来"。说正经的没人听，如今也只有说笑话了。别说胆汁了，就是把苦胆，把心肝脾肺五脏六腑都吐出来，都吐到天安门广场上，你就能不吃大粪不喝毒药了吗？
促进了美国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另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作者是一位女生物学家，后来非常著名，叫卡森。她接到一封女友的来信，描述了一个小镇的春天如何异乎寻常的安静，听不到鸟鸣，感觉不到任何自然的气息。在这封书信的触动下，卡森写了这本书。她当时在农业部门工作，了解野草、昆虫、鸟类大量死亡的原因就是大面积使用DDT等杀虫剂。有多大面积呢？100万英亩。让我说实在不算是很多，不过是美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几分之一。因此，这本《寂静的春天》应该说是一个预警。卡森和美国都是幸运的：人们立即听懂了这个预警，全美震动。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国会也开始行动。结果，杀虫剂的潜在危险被确认，一些企业和官吏被起诉，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成立。
只可惜我们中国没有这么幸运。
《寂静的春天》出版已近半个世纪，中国记者作家写的更激烈的书籍文章也车载斗量，但中国就像死人一样没有反应。如今，没喷洒过强烈农药杀虫剂的耕地还有吗？有也是不多了吧？你不拿数字就说话，不是太武断了吗？不武断。君不见今日之中国，连麻雀都快死绝了？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麻雀突然大量消失。据报载，麻雀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乡村——消踪匿迹。“现在多数的中、小学生，已不知麻雀为何物。”——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麻雀是适应性最强，散布最广的一种鸟类。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中国继续使用被美国禁止的DDT等剧毒农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20年前后，中国开始使用比DDT毒性更加强烈的有机磷农药，并加大剂量，还把使用频率提高了4、5倍！如此，以昆虫草籽为食的麻雀以及各种鸟类自然难逃一死。麻雀不过是一种敏感的指示物。人受害之程度，与麻雀死亡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一个社会，能集体麻木到这种地步，何其惨烈！
推动了美国食品安全的第三本书是《快餐王国》。其主旨是对美国快餐文化进行反思，引导饮食结构向更健康的方向转化。对于我们，这就有点奢侈了。我们不要“更健康的方向”。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不让我们天天服毒，就已经感恩不尽了。
说人家美国是三本书推动了食品安全，这对于中国有无可借鉴之处呢？——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对于腐烂的僵死的被深度麻醉与禁锢的中国，三千本书三万本书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别说书，就是法律也不知立了多少条款。管用吗？我要一千次一万次重复：“傻蛋，要紧的不是思想认识，不是书，不是法律条款，而是制度、制度、制度！”要想绕开制度转型而解决食品之毒、环境之毒，实在是缘木求鱼式的妄想。中国之病，病入膏肓。十万个为什么，无一不指向制度。当然啦，说还是要说，写还是要写，但要明白，最重要的不是书而是制度。
很有人批评我说话太悲观。当然啦，我承认，与“和平崛起”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类豪言壮语相比，我确实落后悲观。而且，我并不认为“崛起”和“中国的世纪”此类喧嚣与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有何相干。对我们来说，能喝口干净水吃口放心饭比什么都重要。
说白了，在我（以及与我持相似观点的人）和爱国愤青愤老们之间有一赌：
连食品安全这种最简单、最起码、最要命、最丢人现眼的麻烦都无法解决的国家，也能够和平崛起，称雄世纪吗？
如此社会，如此国家，不亡者几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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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线评论：
作者对中国食品业现状痛心疾首，即使文章最后的言论有过激之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作者疾呼：“要紧的不是思想认识，不是书，不是法律条款，而是制度、制度、制度！”，“最重要的不是书而是制度”，角线却不能同意。归根到底，制度是人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和维护的。人的思想决定其行为，所以思想不同的人会发明不同的制度。而即使同样的制度，在思想不同的人手里仍然会有不同的效果。文中谈到的“集体麻木”，乃是思想麻木，而不是制度麻木。所以，制度固然要紧，但比制度更要紧的，是人的思想。最重要的还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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