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听说过张献忠杀人如麻，将四川人杀光斩尽，最后弄得四川成了无人区，清朝入关后不得不将两湖、两广的民众移民四川，也就是所谓的湖广填四川的故事。可我一直以为那是传闻野史，不可足信。直到最近读了张宏杰的《张献忠杀人考》（载《当代》 2008 第一期），才系统地了解了这个血腥的暴行，方知这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
张献忠这个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一个反抗封建专制的造反者，最后自己成为了最专制最残暴的压迫者，这不能不另人深思。他之所以成为杀人恶魔，原因不仅仅是其自身的病态人格，还有他率领的那些农民起义军也是“残缺不全的人”。按张宏杰的论述“最主要的缺失，就是‘人道’精神。”也就是对生命的漠视和不尊重，不仅不尊重他人的生命，连自己的生命也不怎么在乎，这些亡命强徒个个号称脑袋掉了不过碗大哥疤。这些残缺的人对待女人的生命更是视之如草芥。在张献忠部从四川撤退到陕西的途中，因为嫌女人累赘，张献忠让士兵集中营内所有妇女，一并杀之，连他自己的三百嫔妃也杀了二百八十个，仅留下二十个侍候他自己。女人在其心里，不如战马、不如弓箭刀枪、除了为其泄欲之外，简直是百无一用。没用就没价值，没用就没有尊重。尊重生命对张献忠之流来说不是这个世界的词汇。这是中国“低层文化”中的最大的糟柏，也是中国文化中最让我们羞耻的部分。
据张文介绍，张献忠在进入四川初期，并没有像他在湖南湖北地区那样杀人如麻，而是打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即使这样他在四川残暴行径也仍然让人胆寒。本文的一开头就将那一幕再现给读者，那城门外侩子手一个一个剁去投降士兵手掌的描写，让我脑海中不时浮现那阴森恐怖的 场景。地狱也不过如此而已！
和所有暴君一样，张献忠对知识分子同样充满不信任和带有自卑的仇恨。他始到四川，霸业还没来得及筹划，对知识分子的屠杀就争分夺秒地展开。这个奸诈凶残之徒，以科举之名将蜀中的知识分子骗到成都，然后一个一个砍翻在城门外，一次就屠杀了一万七千人，几乎将四川的读书人斩尽杀绝。
到了后期，张献忠部在军事上不断失利，这不但没有促使其反省暴力政策的弊端，反而加速了他的疯狂。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是在这种疯狂状态下开始的。按张文的介绍，经过张献忠部离开四川前的疯狂屠杀，四川已成为无人区，野狗野狼遍野，甚至虎患猖獗一时。等清军入主中原后，四川已成为野兽王国，顺治年间，四川巡抚好不容易招募了五百多人，结果被老虎吃掉了二百八十人。当年四川的 惨状，由此可见一斑。
张宏杰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和我一样，也是对关于张杀人的传言似信非信，可是在研究了大量的史料之后，他才相信传言不仅是真的，而且还仅是暴露了张的残暴行径的一角。知道了事实，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可以疯狂，可张手下那样一群曾经苦大仇深的农民也一样疯狂和残忍就很令人费解。对此，张宏杰有几段论述我觉得很值得深思。
“一提起农民，我们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罗中立《父亲》中那个满脸苦难
善良、坚忍的形象，在我们的思维定势里，‘农民’这个词总是与‘淳朴、勤劳、仁义’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相反，与‘富贵’这个词距离最近的，却是‘虚伪、残暴、为富不仁’。”
“然而，随着深入阅读明末四川的那场大劫，我的思维定势逐渐被打破。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由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底层社会文化除了我们熟知的质朴、自然之外，还有着粗陋、浅薄，甚至野蛮、丑陋和黑暗的另一面。农民们被贫穷和专制统治双重镣铐紧锁着。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
“最主要的缺失，就是‘人道’精神。”
“长久地被自然、宗教、政权和意识形态束缚，使农民们失去了自我意识。农民们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处于沉睡状态。他们即使团结起来，也只能成为别人的工具。”
俗话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农民，因为其人格的残缺不全和自我意识的沉睡，的确让觉醒的人们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恨其不争。甚至最伟大的农民领袖毛泽东也深知农民（底层人民的主体）的两面性并告诫全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懂得尊重生命，不懂得自由的价值是低层农民阶层最缺乏的意识，也是中国始终逃不脱暴力怪圈的思想文化根源。
张文最后一段的论述颇有借古喻今之意，但却句句如重槌击打着我们逐渐麻木的心灵。现摘录如下 ：
“张献忠的神像后来不知所终，然而三百五十年过去了，张献忠的灵魂仍然游荡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张献忠之后三百年，我们还听到过有人宣称，中国死掉三亿人，还剩有一半的人口，还一样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不怕打仗’、‘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这些说法还屡屡听闻。张献忠崇拜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一处危险病灶，虽然已被历史之手割除，然而割除的并不彻底，时有复发的可能。所以，研究张献忠杀人的原因，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实不是一种猎奇，而是一种需要 。”
中国的王朝更替、历史循环都是依靠暴力来完成，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遗传，一种难以打破的怪圈。张文的意义是让我们思索这个怪圈产生的根源，让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顽症，而后把它去除掉。盛世和复兴不可能在暴力中成就，而仅依靠暴力维护的政权和稳定终究逃不脱暴力的轮回。逃出轮回的唯一出路是上层和底层双方的共同妥协和宽容，而起决定作用的是执政者的主动改革和顺应民意。
张宏杰的另两篇文章也很值得阅读，《恐怖的盛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的乾隆“盛世”，一个大兴文字狱的“盛世”。最新的一篇《“乖戾”的祖父》则让我们了解了“爱民”皇帝乾隆的统治术，一个对民间维权绝不姑息妥协的所谓“爱民”皇帝的真实内心。两篇文章的史料丰富，论述精辟，是多年少见的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