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谈我的“书香之家”

“育德中学”，“大七条”和我的祖父


昨天读“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条“保定留法预备班旧址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新闻吸引了我。该文中提及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达等革命家曾在那里学习的事情，而我感兴趣的原因更是因为我的祖父当时曾在该校执教，并曾出任教务主任。

我的祖上虽说是世代书香门第，但也远非明门望族，起码没有出过状元，榜眼之类的大人物。曾祖父非长子，所以只是个家境贫寒的穷秀才，在祖父出生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临终前他将这孤儿寡母托付给他的家境富裕的大哥。曾祖母是一位很有志气的女性，她不愿过寄人篱下看人家脸色行事的生活，毅然谢绝了兄嫂的照应，靠给人家缝缝补补做帮工过活。当祖父开始懂事后，曾祖母就给他讲“岳母刺字”等故事，希望他从小要有志气，有抱负，长大为国为民做大事。祖父的大伯家的几个堂兄们，吃得好，穿的好，经常嘲笑祖父穿的破衣裳，还不时地欺负他。就在祖父七岁的那年，他的大伯因自己的几个孩子在家不好好地跟私塾先生读书，又看到我祖父十分聪明好学，就把祖父叫到他家为他的孩子们陪读，起个促进的作用。从那以后，我祖父天天到大伯家上私塾，回家后帮妈妈干活。在私塾里受到堂兄们的欺负和捉弄也不计较，一心想读好书有了出息能让妈妈过上好日子。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但很快地考上了秀才，而且终于在清朝的最后一期科举考试中，考上了“举人”。当保定府的当差人骑快马来报喜时，曾祖母那因过度劳累而过早苍老的脸上露出了喜悦和自豪的笑容。

祖父在“中举”前后，是当时著名的“桐城学派”的骨干分子。“桐城学派”在清末积极鼓吹读书人要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身变革运动。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新中举人的祖父一天官也没有做成，不久他来到保定的育德学校教书。那时的育德学校有留欧和留日的预备班，祖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和学生们关系很好，班上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国共两党的大人物。

他在育德任教时还兼任教务主任，经常向学生们宣传变革的思想。他的许多学生从日本和法国回来后，纷纷加入了革命军，成为当时国民革命的骨干力量。二十年代末，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将军主政北京，因敬佩祖父的为人，学识和韬略,便和祖父交为朋友，后又将祖父请入军中拜为军师（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祖父由于出身贫寒，所以在军中提拔了不少出身贫微但聪明苦干的下级军官。后来冯玉祥在蒋冯阎大战中战败下野，祖父便脱下军装回到学校教书。眼见政治的腐败和肮脏，祖父下定决心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三十年代初，祖父离开军界来到北京“四存学校”教书。以前只知道祖父与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是朋友，曾祖母去世时，徐曾赠匾及一对挽联以示哀悼。（徐的字画是如今收藏的热品，为数极少的匾就更为珍贵了，不过文革期间都被付之一炬了）。最近看了根据老舍著作改变的电视剧“月牙儿和阳光”，才知道“四存”是徐世昌倡导的“存人、存性、存礼、存治”的思想，而“四存学校”也是徐在二十年代初任“大总统”时创办的。在撰写此文时，我好奇的在GOOGLE上查了一下，在一份保存完好的徐世昌“四存学会月刊”创刊号的照片上，看到祖父的大名列在徐大总统后的第三位。祖父在“四存”任教期间，在西城新街口的大七条买了一套两进的四合院。当时画家徐悲鸿住在六条。

听说抗战胜利后，西北军的傅作义将军主政北京，他手下的一位上将军长是当年祖父在冯军中从下级军官中提拔的。他一进北京便到大七条看望祖父，感谢祖父的知育之恩，并力促祖父再次出山为傅作义将军做事，但祖父从政之心已死。 到五十年代初，又不时有他在新中国政府中做了大官的学生来大七条看望他并请他出山任职，但都被他回绝了。祖父在育德和四存共事的朋友们也常到大七条串门，其中来得最勤的要数大名鼎鼎的梁涑瞑先生。梁先生曾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坐上客，后来五十年代初因出言不慎得罪了毛泽东，从此在家赋闲，于是不时到祖父家发发牢骚。不过祖父从来以自己不问政治为荣，一生没有“红火” 过，对清淡的日子很满意。

原来只知道“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曾来大七条找祖父调查过刘少奇在育德的情况。今次人民日报又报道周恩来和邓小平也在育德上过预备班，因为祖父当时是教务主任，所以从广义上讲，他们都曾是祖父的学生。中共开国七大伟人中有三人曾从师祖父，若放在今日该是何等之荣耀，然而祖父却从来不以为然，我也从未曾听父亲讲过，许多事情反而是来美国后才从大众媒体上得知。

一九七零年，八十三岁的祖父在大七条的里院北屋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居住了近四十年的大七条。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父亲在大学里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接受批判，我和哥哥在农村插队，年幼的妹妹代表我家去北京参加葬礼。

祖父有六个子女，十三个孙子／外孙（女），其中只有两个孙子——哥哥和我，而我们哥俩儿都是在大七条出生的。大七条的房子是一套两进的四合院，祖父祖母住在里院的正房北屋，姑姑和叔叔住在厢房里。外院只有三间北房，由我父母居住。院子里有几棵香椿树和一棵枣树，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我家和叔叔姑姑家都在五十年代初便搬走了。解放后大七条胡同口外是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场，大七条的最里端是总政文工团的大院。大七条往东走不远便是积水潭，夏日晚饭后是乘凉的好去处。

说来也巧，大哥八三年赴美临行的前一天住在了大七条，我八七年来美的前一天也住在大七条。前年秋天回国时，我又带着妻子和儿子到大七条回访我的出生地。我家到我儿子这一辈儿，只有他这一个男孩了，临去时我开玩笑对他讲，在过去这房子是应该传给你的。当汽车开进狭窄的胡同时，我终于认出了那栋熟悉的房子。原来住在里面的亲戚已把房子卖给了发展商，房子已经几年没人住了，给人一种人去楼空，摇摇欲坠的凄凉感觉。我们拍了几张照片便匆忙离去了。当我坐在汽车里望着远远逝去的大七条时，心里在问着自己，随着即将开始的规划工程，我家四代人在北京七十年的历史也要划上一个句号了吧？

（此文写于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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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龙大班的父亲节的“书香之家” -谢盛友- ♂ (0 bytes) () 06/16/2008 postreply 12: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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