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福因诗系狱，邓小平没有冤枉他，他的诗对党的领导不利。后来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他以屈原自况，因诗系狱证明了他诗歌的力量。
这篇访谈很长，但值得读完！
-墟
2015年4月27日《诗歌周刊》
活着的我不是我
——周刊访谈之二：叶文福
问：韩庆成 答：叶文福
韩庆成：
叶文福先生，您好！祝贺您荣获《诗歌周刊》第二届“致敬诗人”。
此刻我记起35年前的1979年，您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在《诗刊》社全国优秀诗歌评选中，获得专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而高票当选，但正式公布结果时，这首作品却被偷梁换柱，您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感受？今天，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文字暴行的？
叶文福：
韩庆成先生您好！
《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是《诗刊》1979年8月号发表的——迄今已有36个年头了。8月号《诗刊》8月27日发到市场，9月4日的《解放军报》 就立即转载了。9月8日，上海《文汇报》转载了。9月13日，《辽宁日报》配了一篇老诗人白桦的文章转载了。9月23日《青海日报》配了一篇本社评论员的 文章《劝君莫当大渡河》转载了，这篇文章长达半版，与我的诗一起占了整一个版面。这些是就我知道的材料，还有不少地方的报纸、校刊转载。这种状况是中国诗 前无古人到目前是后无来者的，这是中国诗第一次适时而准确地点中了中国病态社会的死穴。
36年过去，这个民族至今没有消化这首诗，也就是说，没有读懂这首诗。包括许多朋友，包括许多正面的评论家和反面的小丑，包括许多赞扬者，至今还在说 这首诗是所谓反腐第一枪云云。这个民族的浅薄使我心寒犹彻，这个民族的无耻更使我不寒而栗。我知道我已经成了暗箭之下的烈士，一生在文学道路上的孜孜追求 成了一丘黄土，黯淡无光。但是我毫无怨言。诗是我的孩子，我有幸生下了这样的好孩子，死而无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我挨批判期间，有一位画家画我的肖 像，完成之后，问我起个什么名字，我不假思索，悲怆地说:《明天认识我》。
在这里，我不得不借您的平台，再一次明确地道出我的诗的主题。自古诗无达诂，诗是供人无极限地想象的。要一个作者去解释诗的主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 忍受的痛苦。但是我没办法，36年过去，置身于这个无知的民族，在这个野蛮残酷荒芜的年代，我面对的是这里的聪明的和愚昧的人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故 意读不懂我的诗，说我的诗是反腐的利器，要以它为他们认可的政治服务。
于是我不得不坚决地说：“否！”
我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是对这一场所谓革命的性质的拷问，对文学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在这首诗中，所谓反腐，不过是进入主题的切口。
回望中华民族的历史，封建专制有多长，腐败就有多长，腐败与专制是孪生子，是以我对所谓反腐根本没兴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去考求历史的得失，不去 彻底铲除生长腐败的土壤，反腐根本没用，或者说只是制造一个口号，来迷惑这个极易满足的人人都自以为聪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是的，这个民族至今不认识我。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一位真正的诗人，总是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信仰、性格、情操和美学观点；一位真正 的诗人，就是天生的热爱自由的人，热爱平等的人。这些美好的性格和追求，如果只是某一个人的素质，倒也罢了。诗人不是，诗人热爱并舍身忘命地追求自由、平 等、知识、进步，是积攒了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痛苦、奋争和希望和能量，他应该是民族的代表，是人类的代表。每个健康的民族之所以都热爱自己的诗人，我 想就是这个内在原因。我很荣幸地当上了被邓小平冠之以所谓自由化的代表。他恶意地给了我作为诗人的最高荣誉。可惜他死了，假如没死，我或者可以反问一句： “我是自由化的代表，我很光荣。诗人是自由的化身。你呢？你是什么的代表？你有胆量像我这样诚实地回答么？”
他当然不敢说出来。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这就是他们的政治遗产。
我以自己的苦难，我以自己作为诗人的一生的苦难，终于弄明白了什么是诗的内涵，弄明白了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诗的民族，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诗是中华民族思想的旗帜。她哗啦啦地飘扬，美丽而悠扬，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思想者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专制统治进行体味，反思，否定和彻底的反抗。她使中华民族美丽，人性，高尚，善良，纯朴。
什么是诗呢？关于诗，世界上有无数解释。作为一位中华民族的诗人，我的第一理解是：诗，就是你打我，我没有能力还手，但我有能力勇敢地说：痛！
诗的本质，就是痛。痛是可以转换的。转换成爱，转换成对美的赏析和追求，对爱的追求和歌吟；转换成恨，转换成对假、丑、恶的仇恨和鞭挞等等。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诗的民族，就是从古到今一直在痛。诗人们只有痛得躲进诗行里，喊出来，才能减轻些微疼痛。
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汉字的时候，大约就深刻地体味到诗的滋味。汉字的“诗”字，左边是言，右边为寺，合起来就是——语言的寺庙。所以我认为，诗是一门宗教。但诗不是佛教，不是道教，不是儒教，不是世界上任何一门宗教，而是诗教。
诗教的教主是诗人自己，诗教的教徒也只有诗人自己。
诗人写诗，不是为读者写的，而是为自己写的。读者读诗，是愿读者读，如同香客进香，是用寺庙幽静的环境、悠扬的钟鼓之声稀释自己的痛苦。
所以，把诗延伸到寺——诗无言为寺。什么意思呢？我想大约是说，寺庙也是诗，是诗的固化，是飘忽的诗的思维的固化。所以我的诗学观是：诗者，寺也，语言之寺也；寺者，诗也，无言之诗也。
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可以肆意地做各种无法无天的事，人民却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恭谦的那怕是文学的、诗的不同看法、不同意见。
《离骚》作证，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一位用整个生命热爱自由、热爱平等的诗人。中华民族一代代知识分子正是透过他华美的诗句扑捉到他对自由对平等的生死之爱才尊他为诗祖的。
说一句闲话，最近有一个分管法律的高级官员说要抵制西方的法律观念云云，我看了直笑。追求自由、平等，恰恰是中华民族的本源。《离骚》是中国的吧？ 《离骚》说：“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镬之所同。”大意是指上上下下到处寻求法度的一统，一致。这是西方的么？这是南方的，楚国的。
我经过了终生难忘的“文革”，看过了铺天盖地的歌颂“文革”、歌颂这个那个的所谓诗。我亲眼看见过时永福一夜写一首长诗《毛泽东之歌》、《周恩来之 歌》、《朱德之歌》、《杨开慧之歌》等等，有一首传下来了么？只会留下历史嘲笑的把柄。更可笑的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你写一千首歌颂万岁的诗没人理你， 只不过是所谓诗人们的保命底线而已。时永福写了那么多廉价颂歌，无人置评，后为一点小事，被诬为强奸犯，像扔破鞋一样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中国人总结了一丁点儿教训了吗？没有。有一个小丑跑到宝塔山上去写所谓诗表示效忠，还当上了所谓诗坛领袖——真乃是无耻成家了。
确实有些将军建议把我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更有人要把我枪毙。诗发表不久，《北京晚报》已经登出了目录、时间、频道，准备播出瞿弦和朗诵的这首 诗。当时没有电视，我个人也没有收音机，朋友们帮我找到收音机，可是到了时间，调好了频道，却是别的节目——不声不响就删掉了。后来终于传来了消息，说是 当时党内分管文教口的耿飚见了这首诗拍起桌子大骂：“老子住牛棚他在哪儿？刚回来消停了几天他就来说三道四！这家伙是从哪里来的？”派人打电话直接删掉了 这个节目。
我根本不认识的二炮政委陈鹤桥，在全兵种政工会上说：“有个叫叶文福的，写诗说我拆幼儿园盖别墅。我今天庄严声明：第一，我是拆了幼儿园，但我只拆一 半；第二，我是花了几十万元，但花的是人民币，不是外汇；我花的钱是在我这个级别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幸好二炮机关有不少干部是我们工程兵而且是我们 126团调过去的，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不过这个消息后面还有陈鹤桥不敢说的消息，那就是为什么陈鹤桥只拆了一半幼儿园？是因为二炮的幼儿园占面积很大。 再者，陈的老婆是幼儿园园长，如果全拆了，她就当不成这个在家就可以当的园长了。而且，他说他花的钱是在他这个级别允许的范围之内是纯粹的谎话。负责为他 筹划别墅的朋友告诉我，他不知道超过了多少倍。这个朋友一直向上级反映，上级没一点动静，陈鹤桥在上面的支持下，还有恃无恐将他转业了。
我所在的军委工程兵政委王六生就在工程兵政工会上说：“叶文福这号人，还批判什么？直接枪毙算了。”这话是几十年后，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告诉我的。
就我知道的关于这首诗的评奖情况大致是这样：
1、1981年诗刊社主持的这次优秀诗作评奖是改革开放至今唯一一次全国读者直接用选票评选的。那时候没有网络，都是读者写信投票的。因为当时诗刊社 有我不少朋友，每天从全国来的选票数都有人告诉我，每天都是《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遥遥领先。现在都是所谓专家评选，都是所谓专家收了钱评选，或根据上 面的意志评选，游戏而已，闹剧而已，有什么文学意义呢？
诗刊社根据读者选票，决定选出得票最多的前35首诗为获奖诗，其中1—3名为一等奖；4—10名为二等奖，11—35名为三等奖。我有三首诗不但在 35名之内，而且分别是第一名——《将军，不能这样做》、第四名——《祖国啊，我要燃烧》和第十一名——《站岗》。这就意味着，我一个人就有一个一等奖， 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而且每一首诗都是那个等级的第一名。
2、当时发奖大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前，我已经知道刘白羽给作协写信，说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污蔑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了。当时的悲愤之情 是无法用语言可以形容的。本来想拒绝参加发奖大会，但是一想，你拒绝参加有什么用呢？人家可以更顺利地开会，隐瞒不该让新闻知道不敢认人民知道的丑恶部 分，让人民只知道所谓美好的部分，这是他们几十年来最会干的伎俩，我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深深知道，这不是一首诗的荣誉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前途问题，我 作了最坏的打算，决定拼死一搏。
我一个人设计了一个在发奖大会上的行动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买了一双细纱白手套——想以此显示诗人品德的高贵，买了刘白羽的几个散文小册子，装在军用挎包里，到京西宾馆参加了发奖大会。
我的不配合不妥协态度早已通过许多朋友的秘密渠道传到了作协。开会的头天晚上，作协的七位副主席集体找我谈话——到现在我只记得有张光年，有艾（青） 老——七个人真是七嘴八舌地把整个情况给我说了一遍，说作协的为难处，说了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等。要求我配合大会，具体怎么配合怎么配合都讲得很细致。为了 封住他们的嘴，我早就想好了好办法。我第一句就问：“你们都是作协副主席，你们对我说的这些意见都请示了巴老吗？”
巴老是当时的作协主席，可是巴老基本不到北京。我于80年底写的一首抒情长阶梯诗《青春的歌》在这次发奖大会之前不久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被冯骥 才看后大大夸奖了一通，随后被他寄到上海《收获》。几十年只登长篇、中篇小说、根本不登一首诗的大型文学杂志《收获》，竟然一字不改，立即全部登出来了。 我从心底里崇敬巴老，我知道我的思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果然，我这一句话击中了七位副主席，好一会儿，只有艾（青）老歪着头，斜视了我一眼，半正经半幽默 地说：“没有。”其他人也都笑了。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连直接领导都不汇报不请示，你们是奉了谁的命令来要求我配合你们的无耻出卖的？”几位老人谁 都不做声了。我坚定地说：“老人家们，你们别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妥协的。我不妥协的理由是你们的无理。为了保卫这首诗，为了保卫这首诗的立场，我将英勇地 战斗一生——从现在开始。明天我肯定要造反，我肯定要打击你们的无耻，你们准备去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说完我就先退出了那个小会议室。
我这一生由衷地崇敬艾（青）老，感谢艾（青）老，因为艾（青）老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几年里，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体贴我，指导我，关键时刻还保卫我。那种真诚超越了个人情感，使我深深感到了我们民族的体温的温暖，感到了文学的传承的伟大力量。
我回到房间不一会儿，艾（青）老就到我房间里来了，一句话没说，抓住我肩头就往外走。进了一间小会客室，艾（青）老问我：“你说你准备好了造反，怎么 个造法？”我就把我设计好的一整套方案和盘托出。艾（青）老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述，忧郁的眼神使我终身难忘。当我说我要在主席台上用戴白手套的手把刘白羽的 几本小册子从挎包里掏出来，砸到他脸上时，艾（青）老铁青着脸猛地站起来，径直往外走。走到门口，打开门，手握着门把手，回过身来，轻轻地说了我终生不忘 的四个字：
“打人犯法！”
打人犯法。是的，尤其是这时这刻，小人们正愁找不到把柄，艾（青）老及时地提醒了我，使我没在关键时刻犯历史性错误。
第二天发奖大会上，贺敬之在中间，台上站着七位发奖者（我还是只记得有艾（青）老，有张光年），所以领奖者也就七个人一组上台领奖。我一看刘白羽没到 场，十分恼火。我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即使抢也要抢到话筒在大会上发言。可是台上没有话筒。这就是说，人家已经精心防着我了。我坐在第五排，我左边是高 伐林。我低声对伐林说：“我不动，你就别动。”伐林点了点头。
这里我想讲一个终身难忘的大会花絮。
因为发奖大会是京西宾馆召开，京西宾馆属军队管辖，所以代表和观众入场的时候，有几个带袖标的战士在过道上来回巡查。当时《不满》一诗的作者骆耕野穿 一件大红背心，坐在和我同一排左边的最边上。有一个战士到他身边，说他穿背心不符合礼仪，轻声要求他去换件衬衫。骆耕野是一位极有性格的诗人，马上大声叫 道：“干啥子哟，军队不要越权，我是老百姓，哪个要你管？”指着我说，“管你的军人去。”那个战士悻悻地走了。
因为把第一名的诗取掉了，所以无法评诗的一、二、三等奖，所以小说、报告文学奖都有等级，只有诗的奖项没有等级。我最后得奖的诗是《祖国啊，我要燃烧》。
当喊到我的名字和我得奖的诗名的时候，我立即站起来，取下军帽，狠狠地摔在座位前的条形桌上，再坐下，闭上眼睛。
这时候，全场几千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发寒。我不知道这种令人窒息的时间有多长，我只知道连我自己都几乎窒息了。除了高伐林与我一样端然而坐，身边好 几位得奖者都凑过来低声劝我，我不为所动。台上的七位发奖者也都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如何僵持下去，我只知道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只是个人荣 誉，我绝不在乎。我理解的是这关乎民族的前途，我决不能有丝毫退让。
大会几乎开不下去了。双方都无言地僵持着，没有人动。
终于，《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大姐从前两排转过身来双手紧握着我的手，朗声说：“叶文福，好样儿的！你如果今天直接上台领奖，我还真有点瞧不起你。但 是到此为止，该你做的你做到了。再坚持，就授人以柄。你大概不知道上面的情况，作协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能开这个会，已经不容易了。你知不知道有人要砸这个 会？”大姐流泪了，我也流泪了。大姐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推了我一下。我仿佛感受到一股魔力，默默戴上军帽，离开了座位。
我从右面走上台，站在台口，到七位发奖者面前只有几步路，但这几步路对于我就如同万里长征。我站在台口，轻声说了一句全场都能听到的话：“我从写第一首诗起，就不是冲着这样的领奖台来的。”
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与七位发奖者握握手，就下来了。
当天晚上开小组会。艾（青）老与我一个小组。艾（青）老知道我有个发言稿，是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所以刚坐下来就大声说：“叶文福，你不是有个发言稿吗？大会念不成咱们小会上念——我来替您念！”
艾（青）老替我念了发言稿。
3、几十年后，当时的诗刊社编辑部主任吴家瑾女士给我寄来一封当时诗刊社由她执笔写给作协的一封抗议信原信复印件，这封信坚决地反驳了刘白羽对这首诗的诬陷。几十年之后，我也就一笑了之了。
工程兵叶文福
韩庆成：
能谈一谈《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创作经过吗？有人考证认为诗中的将军是陈再道上将，也有人说是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将军，事实究竟如何？据说，这首诗和 您的另一首诗《将军，好好洗一洗》，以及您此后在北师大的“放肆”讲话，受到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严厉批评，这个批评导致您被批判、关押、逐出部队，能 否回忆一下您北师大讲话的“放肆”之处？诗人周涛2013年回忆当年被批判的您时曾这样写道：“开门的是一个瘦老头，矮小，胡子拉碴，萎靡不振，低声下气 说找谁啊”，与您此前阳刚、激情、壮实的军人兼诗人形象截然不同。这迫使我问：您如何理解一位文革中遭受过打击、掌权后彻底否定文革的领导人，却用似曾相 识的文革手段对您进行的迫害？
叶文福：
1979 当代中国最受煎熬的一年
1979年我35岁，这一年是我一生创作的最高峰，许多好诗都是这一年写的。而1979年10月11日则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这一天在沈阳。
这一天晚上与沈阳的众多诗人们一起喝酒，一直喝到将近12点才回到宾馆。到宾馆后又在一起说着亲热话，舍不得分手。大约快到下一点了，临分手时，《芒 种》杂志社的主编——可惜忘了他老人家的名字——忽然说：“文福，你得赶快给我一篇稿子，把《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发表出来之后的反 响情况都写出来。读者现在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情况。”我这时候好像已经不大清醒了，随口就答应下来。
“必须今天晚上完成，这一期必须上。否则等到下一期就来不及了。”老主编急切地说。
老主编这么一说，《鸭绿江》杂志社的阿红也急忙凑过来说：“不行，光给他稿子不给我稿子怎么行？你必须得给我一篇稿子，而且必须是关于这首诗的稿 子。”这下把我难住了，还是《芒种》老主编解围，说：“这样，你把一篇文章分成两半，一篇写这首诗是如何写出来的，一篇写发表之后的反响，不就都有了？” 我也不知怎么就答应了。谁知我这里一点头，阿红立即说：“那好，明天早晨6点钟，我准时来敲门取稿。”
诗人们离去之后，我完全坚持不住了，衣服也没脱，倒头便睡。
肯定睡不踏实。我没有手表，不知什么时候醒过来了。用凉水洗了洗头，才想起今天晚上有两篇文章必须在早上6点钟之前完成。
我坐到宾馆的简易桌子旁，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便开始写第一篇文章：《解放思想的阵痛》。文章仿佛就放在脑子里，不费吹灰之力，一口气就写完了。写完 之后看一遍，觉得有些地方还不如意，就又抄一遍，这才满意了。这时候毫无困意，头脑十分清醒。写完之后，又整理一下思绪，就开始写第二篇文章：《到底写的 谁》。
写第二篇稿子时，脑子极度兴奋，挥笔自如，淋漓酣畅，几乎没有修改之处。刚刚写完，签完日期，就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阿红。阿红指着手表，得意地说：“我站了三分钟，现在6点整。”我把自己还没看一眼的稿子给他，他接过稿子，转身就跑。
喝了那么多酒之后，一晚上写两篇那么好的文章，脱手而出，思想，文采，激情，逻辑，将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个创作之夜。
这两篇文章分别登在《芒种》和《鸭绿江》11月号上。
我以为我无私的英勇姿态激励了我的民族，定会在全国出现我祈望的强烈反响——这个民族的麻木再一次教训了我。
好多年之后，我骤然想起：1979年，应该是当代中国最受煎熬的一年。
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无人相约，无人联络，中国几乎所有稍有脑子的人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而且，无人相约，无人联络，几乎人人都不知在与谁抢时间，所有该做的什么事情都极力往前赶。
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慢慢领悟到，从1976年到1989年，这13年，是中国人民难得的思想的春天，经过了“文革”十年的惨痛，经过了1976年 “四.五”运动，人们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但是每走一步难度都极大，一种无形的压力对每个人都形成有形的压力，四项基本原则啦，严打啦，西单墙啦，不 亦乐乎。每一个人们盼望的新鲜事物一出世，立即引起轰动，但随即出现谁也想不到的结果。人们焦急地盼望改革，人们焦急地盼望政体改革。中共这个重要的会议 那个重要的会议开了不少，可是每一次会议都使人感到有一股无法接受的寒意。中国历史如同春天的气候，乍暖还寒。我所接触到的许多人，不由自己，事事都那么 迫切地往前赶，在与谁争时间。直到1989年“六.四”的出现，中国人民终于知道了：13年间，他们是在与邓小平抢时间。其结果是邓小平赢了，枪杆子赢 了，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赢了，中国人民改革的希望再一次倒在枪杆子底下。
抢在八月号
《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三月写成初稿，经过几次修改，六月终于定稿。这时，中越反击战已接近尾声，我接到命令，要到云南中越边界去采访。我犹豫再 三，终于决定出发前，把稿子送到诗刊社。当时诗刊社作品组组长康志强，是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严文井的夫人，因为从1977年开始，我不少作品都是经她手发 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我就把稿子交给了她。当时李瑛的女儿李小雨也从铁道兵转业到诗刊社，在作品组当编辑。小雨当时抢着看了稿子之后，说：
“哎呀，这么好的诗，可惜送来晚了。”
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小雨说：
“八月号的作品今天刚排完版，明天就要送印刷厂了。”
我当时并不在意发表时间的问题，觉得只要能用上，不管是哪一期都可以。
可是第二天上午，大约是十点钟左右，小雨忽然打电话给我，说请我接电话之后赶紧到诗刊社，有要事商量。
我一口气赶到当时在虎坊桥的诗刊社，我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
诗刊社领导在昨天看了我的诗之后，当时就决定把已经排好了稿子的八月号诗刊重新编排，把《将军，不能这样做》作为八月号主打作品推出。为了平衡，还专门找出铁道兵作者叶晓山的一首《师长下连来》放在最后。诗刊社昨天一晚上都在连夜重新排版。
当时的诗刊社副主编是贺敬之夫人柯岩，邵燕祥是编辑部主任。
《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现在正面回答您的问题：《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首先，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您，我谁也没写。
是的，我是谁也没写，我写的是中国，我写的是中国给我的现实。
我是个文学家，是个诗人。文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也告诉您，我不可能去写某个人，某个事。当我把整个创作过程如实告诉您，您肯定会相信，我完成了一个文学家应有的诚实，也完成了一位诗人该写的作品。
我所在的原军委工程兵机关大院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附近的太平路14号，与当时的铁道兵机关大院之间只隔着一所小学和一所十一学校，很近，我和铁道兵机关 不少诗人关系都很好，其中有一个叫李武兵，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1968年入伍。因为是同乡，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爱人沈玉仙是北京人，于是他们在机 关有一套一居室，虽然不大，但在那年头，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我是单身干部，有时在李武兵家，碰到饭就吃饭。
有一次，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我到李武兵家去，进门就看见他们3岁的女儿燕儿。我知道燕儿进了铁道兵机关幼儿园，而铁道兵机关幼儿园在西四一个全 军都有幼儿园的特大院子里，离铁道兵机关很远，只有星期六下午才由机关的车接回来，在家过一天，星期天下午再由车送回去。那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 燕儿怎么在家里呢？我并没有想许多，随手抱起燕儿，说：“燕儿，怎么今天回家来了？想家了？”就是这么随口一问，惹出了天大是非。
坐下之后，李武兵叹了口气，说起燕儿为什么没上幼儿园的原因。
西四有一片罕见的特大院落，出门是闹市，进门是全军高级干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都不需要出院门的学校。其中，铁道兵的幼儿园也在里面。李武兵 说的这个院子“文革”时我进去过一回，那时是满园皆狼藉，奇花异草、钢琴、教室等到处砸得一塌糊涂。据说这个院子的规模是五十年代就有了的，现在这一代中 央级领导人中，不少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长大的。我们工程兵为什么在里面没有一分地皮呢，因为工程兵是六十年代才筹建的。
“文革”后，许多“文革”中被打倒了的高级将领再也不愿住在本军兵、种的机关大院里的将军楼里了，便在这个隐秘的大院子里自己军、兵种有幼儿园的地皮 上。拆掉幼儿园，盖上了自己的将军楼。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干的，反正这个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所有的将军都这么干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惹起将军们众怒 的根本原因。
有不少人一直以为我写的是陈再道。事实是，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与陈再道有不少联系，就连陈再道本人也以为我是在写他而吓得非同小可，但我确实不是在写 他。再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是在我眼里，一个将军并不算什么大角色，还够不上我的作品里的主角的资格。这不是我有什么骄傲，而是作为一位文学家应有的大视 野。
我关心的是：我的民族道路的走向。
陈再道不是京官，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武汉当武汉军区司令。待到他到铁道兵当司令，一开始还真的没有地方安家。
铁道兵在五棵松有一块地皮，铁道兵招待所就盖在这块地皮上。陈再道一家一时没有住处，怎么办呢？铁道兵赶紧在自己的地皮上给他盖了一所将军楼。那时，别墅这个词早就被轰轰烈烈的革命掩埋了多年，所谓将军楼就是别墅，别墅就是将军楼。
在这座将军楼施工期间，陈再道一家被安排在铁道兵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一共有五层，第五层都给了他一家。
给陈再道的将军楼很快就盖好了。据说是花了36万多。
有人说，36万多算什么？不如现在贪官的一个小指头。
不对。
我给您算一笔账：1953年—1957年我上小学时，汀泗桥街上的米糕是一分钱一个。现在，街上同样的米糕，是3块钱一个；
1958年，我上咸宁初中时，每月的伙食费是统一七块五。现在的学生，一天的伙食费50块钱不够。
按照这个比例，就是说，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货币贬值了300倍。
用这个方法去计算，说陈再道的将军楼当时花了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该不为过吧。而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个亿呢？
如果当时陈再道接受了这座将军楼，天下也就没这些是非了。偏偏他查看之后，一句话不说就袖手而去。所有的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为什么他看不中呢？中国人主子会当主子，奴才会当奴才。铁道兵的奴才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个中奥妙。
五棵松位于军事博物馆之西，公主坟之西，1979年的五棵松，在北京虽说不上偏僻，但绝不是繁华地带。这么好的设备而不要，这就不是别墅本身的问题，而是所在地段不好。
哪儿好？西四好。
铁道兵在西四那个特大院子里有幼儿园，于是拆掉那个幼儿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攀比。
住进西四那个院子里的将军们，有不少是中将、少将，他们比陈再道不仅级别低多了，功劳，名气，都无法与他比。他们能住进去，陈再道竟进不去，而住在五棵松这个偏僻地带，公理何在？
以上就是李武兵告诉我的基本情况。
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前头有个小序，简述了这之间的大概情况。因为是诗之序，不宜过长，所以读者也就无法知道拆幼儿园背后有如此深刻的背景。1979年在沈阳写的《到底写的谁》的文章，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允许，也就没有具体说。今天算是交代清楚了。
这就是惹怒了众将军的要害，但不是我的诗的要害。
这是1979年春天的事，当时义愤填膺，但过去就过去了，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也根本没有创作的冲动，甚至把这事给忘了。素材的积累，好像有一点像女人怀孕，一开始有所得，但并不知道，等到几个月之后，叫做出怀了，就是肚子凸出来了，才知道怀孕了。
我是哪一天“出怀”的呢？
我还在51师宣传队当班长的时候，班里有个战士，叫韩立民，北京人，入伍前在门头沟当煤矿工人，嗓子好，人很老实。因为岁数比较大，在入党、提干等问题上，我就处处给予能做得到的帮助，他一直很感激我。
从李武兵家出来之后的大约20天，韩立民忽然邀我到他家去喝酒。因为是老战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
去他家那天，还没到他家，我就惊魂失魄。
他家在哪里呢？就在新华门旁边，府右街右边。我在《到底写的谁》一文中，写的是“北海旁边那条街”。在当时那个政治背景下，我已经尽力指出了大致方 位，这么大一个国家，几亿人，我期望读懂的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香港的《争鸣》杂志读懂了，著文《反对迫害》说叶文福的文章中指的就是府右街。大概本是 想声援我一把，没想到“叶文福问题办公室”就凭这篇文章，将批判加了一个等级，说我竟敢暗指中南海。
那天上午11点多钟，我如约到了府右街口，韩立民接我。那时候新华门右边的府右街，往西，往北，全是一拉溜儿的灰色围墙，往西一直到西单，就是以后的 西单墙。好像现在是农业部所在地，很气派。但那时不是这样，那时，进府右街口没几步，就有一个小门，很窄，很低，韩立民带我一进那个小门，我立即傻了。
原来灰墙后面，乱七八糟一大片，西边一直到西单，北边不知道到哪儿，黑压压一片，全是北京话说的破烂市，相当于难民营。那种破，不只是一个破字了得，是一片狼藉，是破得令人心酸，心碎。韩立民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1949年之前从各地逃荒到北京的难民。
我们一进小门就走不动了。一家挨着一家，正是快吃饭的时候，家家都在过道上烧蜂窝煤的小炉子上做饭。根本挪不开腿，迈不开步。人家大概已经司空见惯， 还照样在忙着做饭炒菜，叫我们从他们背上跨过去。做饭的人，炒菜的人，各自忙自己的，火烧着，菜炒着，十分危险，我们俩就只得小心翼翼地，一个挨一个地从 做饭的人背上跨过去，没有人惊呼，没有人大惊小怪。
大约这样走了十来米，进了韩立民的家。
韩立民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几乎失明的弟弟立仲，那时大约有十四、五岁。
韩立民家一间房，好像就是贴着外面灰围墙盖的，大约有2米来高，面积有多少我没本事计算，反正一个炕就占了一大半。
小饭桌是摆在炕上的，韩立民的父母热情地招待了我。我不知道吃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回忆以往的苦难日子，痛哭失声，我也是一起流泪。
吃完饭我就要走了。韩立民送我，出了那个小门，这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来时没有注意，这条平常干净得舌头都可以舔的府右街，这时候却足足有寸许厚的灰 土，街上大型载重卡车一辆接一辆，都是满载土石方。我正要发问，韩立民拽了一下我的袖子，低声说：“快走，哨兵来了——这里不许停留。”
这个小门离中南海的西门斜着——小门靠南——大约也就50米，我们还没站稳，流动卫兵就远远地过来了。为了不惹麻烦，我们赶紧走了。
到了街口，韩立民用嘴向中南海方向努了努，轻声说：“华国锋动用了两个亿，把中南海的古建筑都拆了，正在盖新楼。”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望中南海——
这时才发现，中南海许多高大的起重机和吊塔正在紧张地施工。
我潸然泪下。
我问韩立民：“两个亿，两个亿是多少？”我穷惯了，根本不知道两个亿是何概念。
韩立民笑了笑，想了想说：“这么跟您说吧，全国大大小小所有干部，每个人加一级工资。”
那一刻我崩溃了。
我的眼睛几乎是同时看见了中国最穷的地方和最富的地方——而它们只隔一条小街。
一街之隔，穷富如此悬殊，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对比竟然已经对视了30年，对峙了30年。
一街之隔，一边是无尽的奢华，一边是目不忍睹的穷困，相互对峙30年！这就是毛泽东想制造的一分为二，亲手制造的一分为二。
何况，那个破烂市似的大杂院还不一定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我心如刀割。
我们俩在等公共汽车的站牌旁边默默地站了20分钟，谁也说不出话来。韩立民老实，看我直流泪，也不作声。
我上了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上人挤人，挤得根本无法动弹。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日子了，大约是快到五一节了，天气已经比较热了。我站在车门旁边，车还没开动，我还看得见中南海高大忙碌的吊车和吊塔。
那一刹那，我出怀了！
几句诗突然闯进脑海！
我急急忙忙艰难地把手挪到裤兜里。我年轻时候是很用心的，我知道灵感的重要，兜里随时都准备着纸笔。但是我一激动，动作太大，把前后左右几个人都弄得不舒服。
站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和我几乎是脸对脸，毫不客气地说：“瞎动什么呀？”
这时我已经把笔和小本子掏出来了。我把小本子高举在所有人的头上。也毫不客气地说：“写诗！”
我真要感谢这个小伙子！一听说我要写诗，立即艰难地转过身来，说：“来，在我背上写。”
那一刻我因为灵感已动，思潮澎湃，根本顾不得回答他，就在他背上歪歪扭扭但准确无误地写下了这首诗中最核心的几句诗：
“你有什么权利
把先烈的热血，
把人民对党的信赖，
把劳动者辛勤的汗水，
肆无忌惮地挥霍？！
难道周总理
庄严宣告的四个现代化，
难道党和人民
忍住十年伤痛
在炉前
在田野
为之挥汗流血的四个现代化，
竟是你
打着饱嗝
信手弹给我们的
油星
和
唾沫？”
写到这里，我不能自己。我一面放肆地哭着，哽咽着，一面大声地朗诵。
想不到的是，全车的挤得密密匝匝的人们，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雷鸣般的叫好声。大家拼命地叫好，拼命地鼓掌，以至于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事故，还没到军博站，就把车停在路边。
这时好多乘客从后门跳下车，跑到前门来，紧紧地抱着我，泣不成声。
他们胡乱把我拖下车，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尽情地欢呼着，把我一次一次地抛向空中，连开车的司机也一面鼓掌，一面笑着叫唤：“上车哟！上车哟！误点啦！”
我面前的小伙子也十分兴奋地大叫：“在我背上写的！是在我背上写的！”
公共汽车足足停了10分钟才开动。
这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这是这个民族给我的最崇高的荣誉！
作为诗人，我觉得一生拥有了这样的时刻，我就拥有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诗人也无法拥有的崇高荣誉。我的民族从心底里如此热爱我，使我知道了他们不得不用假 话敷衍严峻的现实的后面的真实。这对于我足够了，这就是我几十年来为着民族要求我做到的真实而奋不顾身地前进的伟大动力。
从那一刻起，我的灵魂得到一种我说不明白的宗教的洗礼，在后来的反思中，我把它定义为诗教——因为我认为：诗是一门宗教。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实地感受到，我有了责任感，我觉得：活着的我不是我，而是我的民族的真实。
回到工程兵住处，已经是快吃晚饭的时候了。我是单身干部，在食堂吃饭。可是由于兴奋过度，我回家之后，倒在床上就睡过去了。
这一觉一直睡到晚上8点钟。醒来之后，精神饱满，意气昂扬，个人的成败得失，私情私事，全无了踪影，只觉得自己浑身都是诗，浑身都是诗在涌动。
可是待得真的下笔写诗，第一个难题就把我难住了：起不好题目。
第二个难题也把我难住了：开不好头。
我不知道要写一首什么样的诗，才对得住公共汽车上一车人对我异乎寻常的褒奖和信任。
我的思绪飞扬，在我有限的一生中，在我有限的一生的各种细节中寻找我的属于我的民族的这首诗的生命的母亲之门。
突然，我想起1950年十月一日，我六岁时，在汀泗桥庆祝解放一周年的演讲比赛大会上的讲演。当老师把我抱上土台子，望着强烈的阳光下一万多人闪亮的 头，把老师教我背熟了的讲稿忘了个精光，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家长、老师在台下着急，那么多群众在善意地欢呼，我一急，叉开腿，由于还穿着开裆裤，把家伙也 亮出来了。群众拼命地欢呼，我更是在台上孤立无援，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狠狠一挥手，群众立即安静下来了。我忘情地大叫一声：
“乡亲们，我们——解——放——了！”
然后哗啦啦一顿，不知讲了些什么，反正没有讲稿上一个字。我胜出了咸宁的一个六年级学生，夺得了讲演第一名。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奔腾起来，既不想题目，也不想是第几句，径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诗中“我——们——解——放——了——”一 句，就是用的我自己六岁时在台上扯起嗓子喊的那一句。一口气写完，最后一个感叹号，我手杵着钢笔，狠狠地插进稿纸里——满脸泪水横流，我懒得擦，任其澎 湃。没有激动，我端坐着，简直觉得自己羽化成仙了。
但是我还是激动得无法抑制。静坐了一刻，我抓起稿子就往外跑。这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我的单身宿舍隔壁是文工团舞台工作队的工作室，我见有灯亮 着，就冲进去，是舞台工作队的副教导员沈亚军在开夜班画布景。沈亚军是个文学爱好者，平常关系就很好。我把稿子一页一页地给他念。他听完后，紧紧地抱着 我，半天不动。放开我之后，紧抓着我的双肩，一字一字地说：“叶文福，你听好了：这首诗你不能再念给第二个人听了。否则，你要坐牢的。你记住，你坐牢，我 给你送饭。”
我们俩抱头痛哭。
诗，就这样写好了，但当然还是个草稿，还有不少地方不满意。其中，题目一直为难着我。
倘若诗是人，题目就是头。题目起不好，几乎可以残酷地说，诗就白写了。诗的题目决定诗的思想成色，比重。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鲁迅的“救救孩子”，但刚写出来就自己否定了。人家嚼过的馍不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毫无生气，书卷气太重，没有力度，仿佛是一个文人，一个文人个人在那里乞求。
我想写《党啊，不能这样做》。但毫不客气地说，作为诗的语言元素，“党”字是最败口味的。这里不涉及政治问题，“党”字确实不入诗，不能入诗。主要原因，外在的是字形不好，内在的是含义不好，只得作罢。
还想了几个，都不满意。
我在当时的军委领导里寻找思路，忽然发现领导里有个陈锡联，我眼前一亮。陈锡联是上将，又曾主持军委工作，如果在他身上找到与我的诗的主题所需要的共同点，能找到一个既具有诗的语言元素的条件，又有诗的主题具有的思想元素的词汇，就是最好的结果。
上将——有一点意思，但内涵不深，敷面不广，不行。
将军——好！字形好，涵量大，禁得起思量，行！
我要申明的是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将军泛滥。那个时代还真的不通用将军这个词，我应该是首用。
后来，记得有的傻子胡说，说叶文福反腐也只敢反将军云云，对于这类无知的傻大胆假大胆，我也就懒得计较了。
关于《将军，好好洗一洗》
您问起《将军，好好洗一洗》一诗的写作背景情况，我简要说一下。
《将军，好好洗一洗》确实是以我们工程兵司令谭善和的作为为背景写的。
但是作为一首诗，如果只是像新闻一样，把某一件事揭发出来，这不可能有文学应具备的质量。最主要的是透过某一事物，通过诗人的析理，把其中的道理表述出来而且是文学地和深刻地表述出来，这才符合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
大致情况是：
我们军委工程兵主要是搞地下工程的。地下工程里除了有指挥系统，还有生活系统。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级别，在地下工程里有生活空间。其 中毛的级别当然是最高的。当时为毛定做了五个洗澡的澡盆，用了三个。还剩下两个，放在战备仓库里。毛走后，原工程兵副司令谭善和当了司令。谭是二野的，邓 小平的部下。谭善和当了司令之后，也不在工程兵机关大院住，在另一个地方（恕我不能具体说）建了个将军楼。那时建个将军楼已经不构成任何问题，到处都有 了。问题在于，他动用一个连的施工部队和相配套的一个机械排，在将军楼底下挖地下室，这地下室的规格之高令人乍舌：要求能扛得住9级地震，要求能扛得住原 子弹的垂直轰炸。还把为毛定做而未用的澡盆拿一个到自己地下室。这个澡盆在当时（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价值9600元左右。
一个澡盆怎么就这么贵呢？因为这个定价是按照商品的成本规律换算出来的。任何一个商品，都存在一个成本与销售量的比例问题：销售量越大，成本就越低。 毛的这个规格的澡盆，从设计到制作，一共只做了五个，成本当然就很高——这个价格就是这么换算出来的。这首诗发表出来后，在上面的授意下，批判的文章也是 铺天盖地。这些文章都以极其蛊惑人心的写法，说叶文福是如何如何造谣，说他们这些善良的人们都被叶文福骗了，他们走遍了北京各大商场，哪里有价值9600 元一个的澡盆云云？天下真正善良的人们其实都像被崇祯骗了一样，被这些藏在角落里的歹徒骗了，于是我就成了当代袁崇焕，几十年来，被善良的人们当成了大骗 子。
我上面说的关于地下室和澡盆的全部消息，都是解放军报驻工程兵记者张升伦亲口告诉我并要求我写的。他说：“本来我想写，但面临几个问题：1、写了发不 出来。2、新闻的份量引不起人们的重视，还要在内部纠缠不休。3、反正事实是真的，你在真实的基础上，用诗的形式写出来，效果就好得多。”
虽然在一个机关，但我并不认识张升伦，也从没有任何交往。但他是军报驻工程兵记者，就那时年轻没有经验的我，我当然信任他，就用心地写了。
我伤心在于，批判我的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军内豢养的职业打手，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澡盆的存在，竟用那样迷人的笔法欺天下之善良，这种无耻与指鹿为马有什么区别？
说实话，这些文章的作者们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给毛做的这样的澡盆，确实，别说在北京找不到，就是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独裁者之独，就独在这里——就是为他一个人做的。
这些文章对我个人进行的攻击、诽谤不一而足。说我是个人主义膨胀云云。他们故意忘记了他们明明知道的一个重要之点：谭善和是工程兵司令员，是我的顶头 上司，我要是稍微有一点个人之私，就绝不会写这首诗。我这样写谭善和，无疑就存在一个决定个人命运的艰难抉择。事实上，我就是以党为重地得罪了谭善和，得 罪了谭善和就得罪了邓小平。那时我还是共产党员，我以为爱他们就是爱党，谁知道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我到底是真爱党还是假爱党，应该完全不成是非，但 终于被他们把大是弄成大非了。
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首诗所写的情况到底属不属实，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
首先，材料是别人提供给我的，我没能力也没资格去复核。
在整个批判我的几年中，谭善和还健在，还一直在当工程兵司令。他如果要当面说我写的是假的，只需要叫参谋打个电话给我，我肯定会随叫随到——但是没有。
中央军委纪委也装模作样地来工程兵调查过我，我回答说：“你们有那么多下级机构，你不去查问你的下级机构而来问我，你们不怕人笑话吗？我不能回答你，我怕给你们丢人。”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也没有把调查结果告诉我，也没有人说我写的是假的。
中央军纪委派来向我调查问题的人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笨蛋。他到工程兵机关，让工程兵机关的有关人通知我到机关大楼一个小会议室谈话。我准时去了。我很 恭敬地递上我的工作证，军官证。他看了。然后就开始讲他要问的情况。我对他的无理十分恶心。当他讲了好半天，把头歪向我，示意要我回答问题时，我严肃地 问：
“你是谁？”
他怔怔地望着我，一个字也回答不上来。我说：
“我尊重你代表的上级，一见面就给你看了我的所有证件，让你验明正身。你呢？你是谁？你说了吗？是一个人找我谈话我就不得不回答吗？你要是个骗子呢？我到哪儿去哭天？”
他没有任何证件。
他在我小本子上签了名。本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碰上这样的情况，我可以拒绝回答问题，可以强硬离场。但我忍住了，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健康的现实。
我拿出一个小本子来说：“签名。”
他签了。
可惜，几十年过去，因为我的日子总是在颠沛流离之中，找不着这个小本子了。
我一直在等他回答我，我写的到底是不是事实。等了三十多年了，够有耐性了，那个家伙一直没来。我也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些躲在角落里理直气壮地批判我的下流坯。
写作中
留与历史的悬案：北师大的讲演，谁出卖了我
关于在北师大的讲演，得从将军们的告状说起。
军委23个将军竟在一次会议上联名向邓小平写信，要把我开除军籍党籍，遣送回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诗史上，真是开天辟地的，李白也没有我这待遇，我有 了。中有两位将军到会而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这两名将军是张爱萍和杨成武。邓那时候因为才上台不久，还惹不起军中顽固势力，只在这封信中他们写的我的诗名 《将军，不能这样做》这几个字下面用红铅笔打了两横杠退回。我想大意应该是说，将军们，不能这样蛮干，我自有高招！但不好说出来，只在这首诗的题目底下打 两道红杠。中国大概只有他读懂了这首诗——因为几十年后，有人揭发他当时也拆了幼儿园，为自己干别墅。他才是真正地知道这首诗的分量，他当时不敢直接评价 这首诗，因为他正面是军方的压力，背后并不怕我，而是他深知道的全国当时汹涌的民怨。不评价我的诗，或者说不敢评价我的诗，而在绕一个弯之后，等待一段时 间之后，以我在北师大的讲演是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全党全国全军全面批判。分明的街头流氓手腕，竟被说成什么政治智慧，难怪有人 极其崇拜他的所谓政治智慧呢！
如果所谓政治智慧能拯救一个王朝，如果所谓政治智慧在不彻底改变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能拯救一个王朝，那么中华民族几千年该有多少人用了多少政治智慧，为 什么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呢？指鹿为马是不是政治智慧？狸猫换太子是不是政治智慧？没有用的。没有丁点用的。世界的进步就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封建王 朝始料不及的崭新政治制度。
这就是我在北师大讲演被批判的真实政治背景的一部分——记住：是一部分。
这件事后来被误传成邓小平在这个报告后面写了“诗人，不能这样写”几个字，其实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这回事。
无独有偶，在北师大讲演的有两个人：鲁迅和我。
几十年间，不断有人挑衅地问我，你觉得你在北师大的讲演比鲁迅的讲演如何？
我也就不假思索地迎着挑衅而答：我肯定讲得比他不知好多少倍。他的讲演只不过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雅兴，而我的讲演惊动了最高统治者，逼得他不得不对我痛下杀手。
1981年4月6日，我应北师大学生会的邀请到北师大分院去讲演。我没有讲稿，在讲台上像自己对自己说话似地踱着步子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反响极为热 烈。第二天，又邀请我到北师大本部去讲演。前面几排都是教授，都是坐的小凳子。我又讲了4个小时。讲的过程中，人越来越多，讲演完了挤得教授们站都站不起 来。连着两天讲演两次，每次都是4个小时。我当然比鲁迅讲的好得多。
我在北师大的讲演是被一个教育系的女学生告密的。她给校方写信，说我的讲演与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校方一开始并没有反应，后来消息到了上面，邓小平 等到了机会，小题大做，才有了中央（1981）三十号文件转载的《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上有——才有了我长达近6年的被迫检讨生 涯。这个讲话说我在北师大“放肆”地讲了一番话，按照我的说法，是要亡党亡国的云云。
是我放肆还是他放肆？历史将无情地证明。
当时就有不少北师大的学生帮我查找这个告密者，但被校方紧急藏匿保护起来。34年过去，这个家伙一直被保护着，查不出来——不出意外，也该混成核心人才了。
以邻为壑，以邻为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成功的跳板，吃着人血馒头治病，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官场不都是这样么？
中华民族之弱，弱在哪里？弱就弱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弱就弱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造出来的专制文化，彻底摧毁了这个民族的正常人性心理。
官场是封建专制的象征，有专制就有官场，官场是专制的后花园，是一切无耻和卑鄙的游乐园。不消灭官场就是封建王朝。
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病在哪里？不只是病在体质，而是病在心态，病不在外而在内，病不在生命而在精神，病在文化的腐败——扭曲的心态侵蚀了我们民族 的肌体。霍元甲以为打败几个外国人就不是东亚病夫了，没那么容易。东亚病夫的特质：对强者，以弱示人；对弱者，以强示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外战外行，内战 内行的根本原因。这个民族谁也不敢当英雄，谁当英雄谁死，而且死得特别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明朝的抗辽英雄袁崇焕死得最惨，行刑一路上被无知的百姓抢 食其肉，到刑场只剩一个人头了。为什么？独裁皇帝明明知道是自己中了辽人的离间计，却撒谎说他是卖国贼，无知百姓便信了，跟着起哄，跟着作恶。
您觉得周涛的屁话对您有用吗？您说周涛是诗人，不觉得这亵渎了诗人的称谓么？周涛就是个痞子，只有这个痞子时代能成全他。说实话，他连当痞子的资格都没有，他只是痞子脸上的鼻涕。他不值得我评论，免谈。
您问我如何理解一位在文革中遭受打击，掌权后彻底否定文革的领导人，却用似曾相识的文革手段对我进行的迫害。
您指的是哪一个领导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文革”后不管是哪个领导人，谁也没有彻底否定“文革”。样板戏还在演着，《朝阳沟》还在演着。 “文革”时期的独裁体制还在继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是后“文革”时代。毛泽东死了三十多年，还在那里躺着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所谓理论指挥这个不 思进取的民族。
而这一切，正是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里所忧虑的。
现在，历史上的许多档案都出来了，纵观邓小平的一生，他其实就是个时时刻刻在看人眼色的投机分子。邓小平重新上台之后的一切作为，就是我的思想的价 值，就是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英勇地闪现出来的思想光芒。不管我怎么死，中华民族总有一天要隆重地纪念我。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 一起一定会隆重纪念我。
我怎么理解呢？我能怎么理解呢？我是一个弱者，我是非洲草原上一头美丽的跳羚，我只会跳得美丽供自己欣赏。老虎要吃我，狮子要吃我，我有什么办法？跑不动了，蹲在那里给吃就是了——弱肉强食，这是自然法则，谁叫人家嘴里不但长了枪杆子，还长有*********呢？
《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之后
诗刊1979年8月号发表《将军，不能这样做》时，我正在云南麻栗坡采访。整个采访期间，我一直惦记着这首诗，细细地计算着，什么时候该出来了。回京的路上，路过一个县城，我寻思这期诗刊该出来了，就专门跑到县城一个新华书店去打听。
书店不大，只有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柜台里。我径直跑到她面前，问：
“请问,八月号的诗刊来了吗？”
女服务员也很有礼貌地回答：“来了。但是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期诗刊有一首特别好的诗，一来就抢光了。”
这时我对我的这首诗的思念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我挺直了胸膛，向那位女服务员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
“我就是那首诗的作者，刚从前线回来。您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说不下去了，满脸泪水。
年轻的女服务员怔怔地望了我一眼，脸红了，轻声地说：
“我自己还留着一本——给你吧！”
说着就从柜台下面拿出八月号诗刊。
我急忙翻开诗刊，我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果然洋洋洒洒地登在这期诗刊上。
我急忙在兜里掏钱。女服务员笑着说：
“我已经买过了，送给你吧！”
当时我真是喜疯了，大声说了个谢谢，又向她行了个军礼，拿起诗刊就跑了。
当时我的家属还在当时的蒲圻县（现在的赤壁市）。回京的路上，我请假顺便回家。谁知一进家，还没坐下来，家属就说：“昨天蒲圻闹翻了！”
“什么事？”我急着问。
家属说：“你写了一首《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
我笑起来，说：“别大惊小怪，一个县城能有几本诗刊？还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
家属说：“不是诗刊，是解放军报！”
原来，解放军报很快（九月四日）就转载了《将军，不能这样做》。
我一下子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那一霎，我现在也说不上来，是意外？是激动？是兴奋？是害怕？是一个诗人有了读者的幸福？还是一个军人对现实的敏感而惊悸、恐惧？
总而言之，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该闯的祸——来了！
我下意识地骂了一句：“杜志民！这兔崽子！”
杜志民是军报编辑，是我的朋友，我以为是他从中弄的小伎俩。
那时候没有手机，长途电话也极不方便，我不可能当时就问具体情况。
我的大哥，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听说我回家了，直奔到我家。我一听说大哥来了，急忙出门迎接。谁知一生老实巴交的大哥，看见我，老远就站住，在院子里愤怒地指着我，大吼道：
“你！你什么诗不写，写这样的诗，你不怕死，我们还怕呢！”
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无名烈火内外攻心。大吼一声：
“滚！”
直挺挺地倒在门前的走廊上，昏死过去。
回到北京，我赶紧到解放军报社。解放军报社收到两******袋全国各地给我的来信。我把这些信扛回来，一个人读了几天，哭了几天。每一封信都是在真实地向我 倾诉读后感。不少信向我诉说他们的境遇，控诉生活对他们的迫害等等。读得我毛发悚然。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该有事了。我怕这些来信处理不好会影响别人，看 完之后赶紧都烧了。
有一封信是柯岩和邵燕祥写的，不长，感谢我写了这样的诗。
那时候的中国，好像是春天，乍暖还寒，有点二四八月乱穿衣的味道。我十月应邀到沈阳，几十桌辽宁的诗人热情招待我。可是我回北京后不久，他们就奉命批判我。
1980年6月，四川省开文代会，会前专门派一个叫陈犀的到北京来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和陈犀一起去了成都，可是陈犀一到大会就消失了，再也不见我。 是孙敬轩偷偷提醒我，说气候变了，说有个叫杨星火的女诗人戴着20公分大的像章坐在主席台上，这样的大会能让我参加？只得把我安排到一个朋友单位的宾馆住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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