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总司是他的名，在这里公布他的姓好像不太公平。他来访的时候，我们完全按照美国的规矩，直呼其名，没有喊某某先生。
他年轻时留美，跟老板相识、成为朋友。回去之后，成为我们那个学科在日本的元老之一。几十年来，他们交情不断。
总司从东大退休后，又在早稻田干了些年。他来访的时候，还在一所女子大学带学生。老板请他来，是想说服他来替他管实验室。老板是副校长，公务繁忙，顾不上这摊子事儿。
头一天，老板将总司带到实验室，介绍给大家。老板指定我负责接待。他本人是凌晨四点钟开始上班，而总司年事已高，不能跟他同步，须要另外的人接送。我刚好跟老板住同一个方向。所以每天早上，我开着那辆老福特，去老板家接总司去实验室。白天全程陪同，从工作到午餐、晚餐。晚餐后再将他送回老板家。老板特别嘱咐，提供一切方便，务必让总司满意。所以接下来几天，我跟总司朝夕相处，基本上是形影不离。
总司夸我驾驶稳健。老板开一辆很拉风的红色跑车。总司说，像警匪片里赛车追踪一样惊险，常让他提心吊胆。老板带他到河里划船，晃晃悠悠，也让他胆颤心惊。他这个东京人，不知道对我说了多少次，“才两个人，一栋大房子，才两个人！”他是指老板的河滨别墅。也有让他得意的，老板夫妇请他到水疗池一起共浴，“仨人一起！”这个待遇，我们可没享受过。
我们带总司去吃饭，各种饭都吃。有天晚饭特地带他去本地最好的一家日本餐馆。吃完后他说了实话，“不咋样，还不如我的手艺。”不该带他去的，他还没到想吃日本饭的时候。
在实验室，总司见我还在用模拟的功率计，告诉我，“怎么还在用这种老古董？早该换了，换个数字的。”我问多少钱。他说不贵，才两千美元。我意识到当时日本在本学科的投入不小，因为在美国我们算是富裕的实验室。
我改进实验装置，总司在一旁观察。他熟悉所有的物什。突然看到一个白色的特氟龙附件，他睁大了眼睛，“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停下来给他解释，这个附件是干什么用的。他干了一辈子，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个时候，我才领教了日本人的谦虚。你要是知道他不知道的东西，他是谦虚得不得了。
我跟总司交流，完全没有障碍。隔壁实验室走了的王兄，是东北一位要员的公子，来美前在日本呆了八年。他给我讲过不少日本的故事。日本人喜欢琢磨，善于学习。东京地铁一开始上下车很拥挤。工程师根据人流，加宽车门，上下车就不再拥挤了。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泛滥，日本举国上下都在议论，似乎是他们自己的事。日本发射卫星失败，王兄在公司嘟噜了一句，“卫星不一样，技术公开发表的少，不容易学，所以失败。”举座默然。
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从王兄那里获益匪浅。我开始在工作和生活中，实践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多琢磨、勤学习，凡事行之有效的就坚持、甚至加以改进，行不通的坚决改掉。积久成习，我确实有一些日本人的做派。所以在总司来访期间，我跟他在实验室里相处得很融洽。多少年后，我去吉隆坡开会。当地华人说我像日本人，“形似，神更似！”这还不算，东京某公司的代表直接跟我讲日语，我开口讲英语让他大失所望。
既然是朝夕相处，那当然是无话不谈。总司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武汉。他马上在白板上画长江，然后标出武汉的位置。
我大致知道日本有些人否认日华战争。我问总司怎么看。他回答，对于他来讲，那场战争根本就没发生过。我说，看来我们学的历史大不一样。他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不要担心这个。
我直接问他，您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吗？他回答很干脆，“是。”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他还提到李远哲，“讲很流利的日语！”赞叹不已。我知道，李远哲在日治时期学的日语。他反对国民党，而国民党怕共产党，所以他不反共。
总司年事已高，喜欢心无羁绊，无意留下。他最后拒绝了老板的邀请。
他离开之前，我送他一盘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我当然知道这音乐的含义。作为礼物，这是再恰当不过的。
他收下了，跟我告别。
2022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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