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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篇历史小说《百年陆沈》三部曲有鲜明的立场,在小说中,主要通过人物经历、见解和历史事件来表达,在我的介绍文章和广播中,则是直接表达。
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大家都被吓破了胆,这种深深的恐惧,已经融入血液,大陆的听众,听到我这样对共产党直截了当的抨击,第一反应是害怕,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包括已经离开大陆、身在海外的,第一反应都是害怕!想想共产党是有多恐怖!所以总是有人劝我,不要说得这么直接,立场不要这么鲜明,理由是没有明确立场,才显得“客观”。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有立场的,文学的立场,只要是站在维护人的尊严一边,捍卫人的天赋权利,抨击残忍暴政,“使乱臣贼子惧”,就应该秉笔直书,直接鲜明地表达,而不是躲躲闪闪,模糊自己的立场,假装“客观”,那不是客观,只是乡愿而已。明知看见的是邪恶,却假装“中立”,不敢指出其邪恶,或者想指出其邪恶又不敢直说,假装“客观”,都不过是怯懦之下的苟且。
文学是表达思想的,欧美文学批评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华文文学缺乏思辨,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的思辨,因此判定华文文学缺乏思想高度,如法国文学中雨果的作品和俄国文学中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样,在文学作品中夹杂大篇幅的思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甚至心理学等等。不管他们这个说法对不对,我的意思是,用有没有思辨来判断文学作品的好坏,究竟对不对,暂且不论,但是华文文学缺乏思辨内容,确实是事实。
此一问题在当代华文文学中尤甚,特别是大陆作者,似乎喜欢纯讲故事,希望读者通过故事,领会作者意图,这样说好听,是含蓄,说不好听,就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没有鲜明的思想和立场。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大陆政治高压,没有思想的自由,更没有写作和出版的自由,所以大陆作者写的东西只能遮遮掩掩、曲笔隐晦,就像刚刚过世的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的,大陆这几十年没有真正的史学,完全丢掉了中国史学“直笔”的传统,如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直笔书写鲜明的价值观和立场,直言褒贬,毫不含糊。当然,余先生认为共产大陆非中国,他们丢掉中国传统也并不奇怪,我深以为然……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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