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序(二)
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
唐山地震监测网发现了什么
有光就有阴影
1967年,地震地质科学家聚焦唐山
旱地的龙不再年轻,依然做着年轻的梦
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省地震局在一九七六
两道深深的辙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唐山地震宏观前兆现象扫描
唐山悲剧能否不再重演
后记
附录 唐山大地震预测时间表
序(一)
我与作者从未谋面,2004年7月25日收到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唐山警世录》,我于8月9日回复,建议他修改一下。11月,他将修改稿寄来并要我作序,实属盛情难却。
本书以唐山地震为例,提出了在有中长期及临震背景条件下,如何尽最大可能的防震减灾,以及社会公众如何逃生等重大问题。本书提出的命题“开放型防灾备灾ABC”,“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等等,我以为对社会公众是有益的。强烈的地震,生命线工程毁坏,房倒屋塌不可避免,但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是可能的。
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愿意看到地震灾害给人类带来的死亡和创伤。
在上世纪最惨烈的唐山地震中,重灾区的青龙县人民创造了世界防震减灾的奇迹。但青龙仅仅是个奇迹,他们毕竟得到了临震信息。更鲜为人知的奇迹是,大震前被认为最危险的开滦井下矿工震亡率仅为万分之七!开滦矿务局只知道中长期大震背景,在临震信息不明的情况下创造的奇迹,也许为人类防震减灾指明了一条可行之路。
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承认,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是人类尚未攻克的难题。所以关于地震预报,我以为在现阶段,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教训。无论海城与唐山,土耳其与台湾,都是如此。
世界各国和地区对空难和海难几乎都进行周密的调查,不断地吸取经验和教训,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安全系数。面对危害最惨烈的地震,人类却在重复着一次又一次的悲剧。只是把同情心献给不幸者,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
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地震预报是政府、社会公众和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大事情。人类居住的家园,一次又一次地被地震摧毁。20世纪过去了,100多万人在地震中遇难。新世纪来临之初,地震活动仍然按照地球活动规律发展而发生。2001年11月14日,中国昆仑山口发生里氏8.1级地震;2003年12月26日,伊朗具有2500年历史的巴姆古城发生里氏7.0级地震,41000人遇难。特别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近海发生里氏9.0级强地震引起海啸,造成印度洋周边各国空前大灾难,死亡人数已超过22万。印度洋在哭泣,各国启动最大规模救援行动。人们在思索,自然科学家努力探索,社会科学家也在探索。探索的目的只有一个:尽最大可能地减轻地震灾害给人类造成的损失。
张庆洲是河北作家,亲历了地震的惨烈。《唐山警世录》是本土的、浸着血泪的著作。我希望人们多路探索,落实科学发展观,尽最大可能地减少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会长 宋瑞祥
序(二)
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那是美国西海岸一块地震多发地。对我而言,有关地震的体验应该是我青年时代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对这种自然灾害却始终怀有一种深切的敬畏。我现在的身份是美国官员。您可能会问:作为一个外国人,是什么力量驱使我花费如此之大的精力去了解和关注有关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情况呢?
……
从这本新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唐山市与全球各大城市一样,在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情况下,地震的防范问题被放置在一边。相比之下,开滦煤矿为预防不测,根据实际情况事先制定出疏散计划和逃逸路线,结果,1万名矿工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这场毁灭性的灾害中得以生还。
由此产生的问题便可见一斑。那就是,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办法,让大城市的人们可以在遭遇类似唐山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中生存下来,并能生存得很好呢?
本书总结了20世纪最恶劣的自然灾害,并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专业经验……书中还记述了在唐山大地震中生还的人们所提供的情况回忆,同时也教授大家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灾情中如何借鉴以往经验,提前预防灾害。
作为联合国的官员我们普遍认为,我们的社会能增强人们预知和防范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而此书在以众多历史实例为基础的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人类社会更好防范灾难性自然灾害的各种答案。我相信,此书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勇气,并能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和认知地球发出的各种信号和讯息。
纽约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署
国际地区问题高级顾问
Jeanne_Marie Col.博士
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
1976年7月27日 星期二 丙辰年七月初一
几天断断续续的连阴雨过后,火辣辣的太阳照耀了整整一天。黄昏降临的时候,燥热依然悄无声息地弥漫着。人疲倦了,树木疲倦了,整个唐山都疲倦了。一缕一缕的炊烟像柔柔的黑纱,轻轻融入夏日黄昏迷迷蒙蒙的天空。
唐山人无法忘记和亲人生活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后,数十万亲人的生命结束了,还有数十万幸存者由此而改变了一生!那些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以及工作者们,无论在这一天做了什么,他们都不应该忘记。
刻骨铭心的黄昏。
千古遗恨的黄昏。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黄昏!
与大地震有关的还有一座美丽的小山城——青龙满族自治县。在这个无法忘却的黄昏,这里是另外一种场景。远处的山尖缓缓地刺破了夕阳,西边的半个天就被染红了。整个县城一片悲壮。路边大喇叭的“东方红,太阳升”听不见了,滚动播放着的是临震警报,“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地震……”
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坐阵帐篷,一脸的庄严,指挥青龙满族自治县47万人民创造着人类灾害史上的伟大奇迹!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这个大山的儿子,是他带来了大地震即将来临的信息。信息的来源地在哪里?9个小时后的震中区唐山!通报信息的人是谁?地震科学家汪成民。他是哪里的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
青龙距唐山115公里。冉广岐指挥青龙人民创造着奇迹,一无所知的唐山人民却面临着巨大的灾难!
唐山的夜,出现了一阵一阵的藕荷色的地光。池塘里的鱼翻白了。井水改变了少女般内在的性格,不是默默地调剂盈亏的水源,而是急剧地上升或下降,有的还疯了似的冒泡翻花!跟人患难与共上千年的狗声嘶力竭地狂吠不止,俨然得到了天旨,想告诉人们这即将来临的滔天大祸!
夜愈来愈深。一阵阵藕荷色的光仍在闪烁。乘凉的唐山人陆续走进了自己的家。中外宾客也回到了下榻的地方。渐渐地,唐山市的大街小巷变得空空荡荡。
唐山和青龙,同一个月亮,同一片星空。
我和数以百万计的唐山人一样,将近三十年了,多希望这是出自某个大导演杜撰的灾难巨片,我们的亲人有再次醒来的那个瞬间。可是它不是。真实的悲剧比虚构的故事更惨烈!
青龙能做到的,唐山为什么不能?
七•二八不是一个法定纪念日。新闻媒体总是尽着天职和良心,年年关注七•二八,年年报道七•二八,不忍说又不能不说的七•二八,人类无法忘记的七•二八。
七•二八那个黑色的瞬间,把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骤然变成了巨大的炼狱。幸存者们无法接受这血淋淋的现实,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姐妹之间兄弟之间说笑着睡了,睁开眼睛亲人竟与自己阴阳相隔!数以十万计的遇难者又演绎出了多少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人间悲剧。亲人们走了,已经走了很远。一日三餐,多少女人吃饭时多摆上一双筷子;漫漫长夜,多少男人给不再回来的亲人开着门;孤儿们一夜之间仿佛都一起长大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烧起祭奠的纸钱……
七•二八,全城自发的悼念日。
在我采写本调查的过程中,脑海中始终航行着一艘船——泰坦尼克号。它沉入大西洋海域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不同肤色的人们至今还在怀念它。我相信,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悲凉的爱情故事,人类需要在震撼人心的悲剧中吸取更深刻的教训。我们是水手,是乘客,也是设计者。
唐山大地震要比泰坦尼克号惨痛多少倍!
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对于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悲剧会重演吗?这是摆在行政管理者、科学家和公众三大群体面前的一道无法绕过去的难题。无论命题多么尴尬,都需要人类去勇敢地面对和思索。
人需要生存。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唐山地震监测网发现了什么
本章叙述的是工作在地震台、站及监测点的唐山人。
在采访中,我感到了他们对家乡那种深刻的爱。在平时,这种爱或许不怎么明显,可是当大劫难即将来临之时,却表现得那么强烈!唐山,是生养他们的故土。这里有他们牵肠挂肚的家,有恋着他们的女人,有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还有静静流淌的陡河,袅袅升起的炊烟……他们像小燕啄泥一样,年年月月辛劳奔波着,构筑了不怎么富有却温馨的小家。一个一个的小家,组成了可爱的故乡。
他们一旦得知故乡显现了大震的征兆,便不顾一切地捕捉地震的信息了。故乡不能毁灭,家不能毁灭,亲人的生命不能毁灭啊!他们捕捉到了临震的信息。
他们曾声嘶力竭地告急!
这一切没有感动上苍。父老乡亲大都还在睡梦中,一场大毁灭席卷了整个唐山!他们从此沉默。新闻界也从此沉默。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吗?假如唐山大地震预报成功了,新闻界会怎样呢?
这不公平。
他们是唐山人的骄傲。尽管他们不是哥白尼也不是海力布,只是一介草民。草民该做的他们做了,草民不该做的他们也做了。他们很优秀,优秀的事迹却沉埋了二十多年。
我寻找他们,从冬天找到夏天,从夏天又找到冬天。
面对地震专家的否定,他再次发出临震警报
马希融,高级工程师,回族,1933年7月生。1955年参加工作,后进修矿井地质及物探专业,任职于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
河北省人大第六、七、八届常委。
马希融身材魁梧,方形脸透着一股豪气,性格有点倔犟。让我想起回民英雄马本斋。在我众多的采访者中,他是最难采访的人。他不愿提及过去。我顶着寒风“三顾茅庐”,老人才向我和盘托出保藏已久的珍贵史料。
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异常变化:北偏西20度测道地电阻率值大幅度下降,北偏东69度测道也出现了急速下降现象。
他相信他的地电阻率监测系统。这在1976年是颇为先进的观测设备,是他亲自参与组装和测试的。然而,他还是反复地仔细检查,结果是仪器正常,线路无损,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干扰。
科学严肃地向他昭示:地电阻率下降,反应了地壳岩石应变积累的加速发展,预示着近期要发生强烈地震!
马希融明白,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定要慎重,一定要精确。他夜以继日地观测计算,结果:北偏西20度测道,5月28日至6月14日地电阻率值下降幅度达17%;北偏东69度测道,6月7日至18日累计下降幅度8%。
马家沟矿地震台毕竟只是一家,他又与其他台站进行交流,并且注意了对地下水和动物变化的观察。他最终肯定了自己的结果是准确无误的。
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国家地震局来人了。
7月14日上午,两名地震专家到达了发出紧急预报的地方。专家听了马希融的汇报,看了监测设备,又检查了线路,没发现任何问题。专家却认为地电阻率下降是由于干扰引起的。国家地震局地震专家和唐山市地震工作者的对话很干脆,也很正常,但却像刀子一样在马希融心里剜了将近三十年。
专家: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唐山不就在地震中毁了吗?
马希融:我是这个看法。
专家:如果真是大震,发生前将有很多小震。
马希融:如果先发生大震,而后发生小震群呢?
专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震例。
马希融:昌黎后土桥是专业地震台,极距比我台长得多,探测深度也深得多,为什么近两个月来曲线形态与我台那么一致?
专家:后土桥地震台内外线很乱,现在也不承认是异常了。
马希融:您看我们地震台呢?
专家: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马希融是个倔犟的回族汉子,他竟敢在专家的结论面前不退缩。这位专家毕竟不是一般的专家,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马希融还是蔫了一回,但从科学的角度他不服,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夜以继日地继续严密监测地电阻率的异常。
一个令人惊悸的重大异常,在他的视野中愈来愈清晰。
7月26、27日,相对平稳的北西道和北东道地电阻率值突然出现了同步急剧下降的现象:北偏西20度下降幅度达12.4%,北偏东69度下降幅度达3.8%!
为什么大幅度下降之后,曾出现了37天的相对平稳?
为什么又出现了同步急剧下滑的现象?
……
燥热折磨着马希融。
回族英雄马本斋驰骋疆场是一种征服,马本斋的后代征服地震预报难关也是一种征服。不同的只是,马本斋要征服的目标明确具体,马希融要征服的目标扑朔迷离。不屈不挠的征服欲望,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宝贵品质。
马希融的结论产生了:两个测道地电阻率大幅度下降,预示着地壳形变加剧,岩石出现微破裂。随着地壳裂隙增多,含水量增加,导致了地电阻率值大幅度下降。之后,地电阻率相对平稳,说明应力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出现了危险的暂时平衡。26、27日地电阻率出现大幅度急剧下滑现象,表示大地震的应力高度积累所形成的暂时平衡已经被打破,微破裂加剧,随之而来的将是大地震的发生。
马希融的额头上汗珠滚落。
是报,还是不报?
报,万一不震呢?
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抓革命、促生产”,扮演一回“狼来了”的孩童角色……
不报,如果震了呢?
数以百万计的鲜活生命……一名地震工作者终生的耻辱……一个辜负党和人民期望的历史罪人……
他望着沉甸甸的观测记录,想到近日来动物的异常变化,他犹豫了许久,终于拿起了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作了强震临震预报。
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历史将会记住这个时刻:1976年7月27日18点。
马希融发出强震临震预报9个小时以后,震惊中外的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唐山!
……
倔犟的马希融哭了。
他带着眼泪也带着腰伤,冒着余震的危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属于他的那堆废墟上扒着,寻找那些洒满汗水和泪水的地震观测资料。马家沟的人看见了,他顾不上给自家盖简易棚,他顾不上去看望在地震中被砸伤的老伴。他把一腔热血泼洒在地震预报事业上了。仅仅过了15天,他就修复了仪器,投入到紧张的地震监测工作中。
1976年11月初,他准确地预报了11月15日发生在宁河西部的6.9级大地震。他再次宣告了他的成功不是一种偶然!
在以后的日子里,马希融又成功地预报了多次5级以上的地震,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也多次把先进称号送给了马希融。
马希融想要的不是这些。
马老师,我顶着凛冽的寒风“三顾茅庐”,你跟我说早已看透了名和利,一再劝我别采写你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1977年的早春,马希融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是那位地电专家,写于1977年1月20日。信中说:
……
1976年7月中旬我去你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结果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人民我们是有罪的……
唐山地震……作为我们地震工作者来说心情十分悲痛,据传马师傅对我意见很大,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形变电阻率,7.8级震前的反映是应该肯定的,你们的预报意见是震前几大家预报意见中震级最大的一家,我们虽然漏报,但增加了我今后的信心,说明地震前有人能够做出预报……
我注视着国家地震局地震专家的来信。
一个民族能够正视本民族的弱点,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就还能进步。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无视自己的弱点和过失,那就是很危险的事了。
我相信这是地震专家真心的忏悔。
特大地震预报产生于震前14天
历史狠狠地戏弄了国家地震局一回,叫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长了一个记性,他也忒该长个记性(好像还不仅仅是记性)了!无论谁坐上那把椅子,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走马灯似的局长们谁也无法抹掉这个记忆。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在唐山主持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田金武老师手中的教鞭在“地震数据曲线图”上滑动,边讲解边分析,列举了土地电、地应力和磁偏角异常的确凿数据,郑重发出地震警报。
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有人问,你说有一个大震在哪儿呢?
田金武说,大地震就在脚下。
李伯齐和王书蔚的回忆令我震惊!
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成立于1973年。唐山市地震办的杨友宸那阵正忙,他跟唐山二中领导谈,也跟他看得上的人谈。组长田金武老师太不一般了,不仅仅是唐山市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六十年代初就曾应邀参加周总理召集的全国“神仙会”。成员也是这所重点学校的高手:数学老师李伯齐,物理老师王书蔚。
科研小组成立之初就埋设设备,地应力、土地电,还有地倾斜的测量仪。地应力测量仪是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倾斜测量仪也是买的,总坏,李伯齐就动手做了一个。阿基米德说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他利用杠杆原理,因为地倾斜量非常小,就做了一个杠杆放大,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每天测数据,绘出图表,然后开个小会,就带着这个结果去会商。每周三市里会商。从1973年坚持到1976年,风雨无阻。
1976年4月17日,在唐山市地震会商会上,田老师代表唐山二中科研小组提出:“京津唐地区今年7月底、8月初将发生大地震,震级在7级以上,可能达到8级。”
时隔三个月,唐山二中科研小组将预报的京津唐地区缩小为唐山地区。
王书蔚老师说,实际上,说我们七•二八地震测得准,就算是一个偶然吧。临震预报世界上还没过关呢,咱们一个小组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们说有一个大震,是按图纸数据讲的。
李伯齐老师把一张图摆在我面前。二十多年过去,图纸已经很陈旧了,似乎还有一些泥土的痕迹。
李伯齐老师黯然神伤。他说:
这是1976年的原始图,笔迹是田金武老师的。你看这条曲线是磁偏角,一直上升,地震前几天突然下来了!这条曲线是土地电,5月份是上升的趋势,进入7月份达到高峰。图纸上的数值很清楚,是一点点地上升,然后又有规律地降下来了,绝不是仪器出了毛病。图纸标得很明白。
尤其是地应力,你看,它开始挺稳定吧,然后就变化,变着变着就出格了。1975年12月份出格,没办法记录了。又过了几个月,直到7月份,又一点点地降回来了,我们一直记录到7月27日。你说仪器不好?可图上显示,把这个大过程都记录下来了。地应力测量仪是1975年3月份买的,北京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出的。
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现场会上,我们就是把这张图放大了挂墙上了。用数据说话,按照我们的理解和认识进行分析。
田金武当时不搞教学了,天天研究它,他也敢说话。当时我们自己觉着挺狂似的,这个地震怎么这么大?
最后是王书蔚讲的结束语,我们报了一个大地震,到底怎么样呢?那就让实践来检验吧。
三种仪器都有显示,我们也说了也震了。你说不科学?可我们记录的数据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至于我们的认识那就是另外的事了。
李伯齐、王书蔚非常钟爱地震预报事业。地震当天,亲人们的遗体还没料理,他们就扒出了地震的图纸和资料。那一年年一月月的多少记录本,没地方放也不能烧了它们!当时正是大伏天,一会下雨一会晴。夫妻两个蓬头垢面的,把图纸资料一张张地弄干净,一点点地摩挲平了,保存到小窝棚里。他们说,干了这么多年,积累的图纸资料或许有点用处,供专家做研究吧。
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蜂拥而至。什么地球所的,什么地应力的,什么什么的都来了。专家看资料他们就讲解。他们也往飞机场那里送过资料,觉着国家现在还保存着呢。这对夫妻说,自己受伤害了,别人再别受伤害了。北京的地震专家瞅着废墟上的小窝棚,也挺感动的。专家说,你们都这样了,还把图纸资料保存得这么好,你们也不是专业搞地震的。
1976年底,国家地震局在石家庄召开全国地震总结会。王书蔚老师应邀出席会议,并代表二中地震科研小组发言。王书蔚老师平时血压偏低,想起地震遇难的亲人,血压突然就高了……
在小组会上,唐山的代表议论纷纷,对地震局的个别专家很有看法。一向与世无争的王书蔚老师说话了,地震局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群测点,不屑一顾,说什么土里巴叽的。他们挺洋气的还测不出来呢。咱们的地应力好像就在地表,他们能打到岩石层,谁瞧得起。
但也不能说太深奥!
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短临预报,无论地震界的专家学者们如何看待唐山地震监测网的简陋仪器,也无论地震界的官员们今天如何评说群测群防,他们应该承认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田金武们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曾经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特大地震最精确的短临预报。据我所知,截止到目前世界各地还未见报道。
田金武带着遗恨走了。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给故乡人民留下了一份精确的临震预报,还有他那双永远也合不上的眼睛。
唐山地震后,河北、辽宁、天津和北京等省市地震界的同仁们,都对田金武的遇难深感痛惜。辽宁省地震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说:“田金武是尤其不该忘却的人。”
人,一生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
先生,您是做成了一件事才走的。
开滦矿务局短临预报意见报给谁了
王建功,1922年生人。
1954年至1974年12月,在开滦矿务局地测处任职。
1975年1月,任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主任。
我和他家人约见王老时,老人患脑血栓正在住院。他出院后我便去采访。老人背很驼。头发大都白了。脸上没有血色,满是疲倦与沧桑。我本不想打扰老人,可是王老所在的开滦矿务局在唐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老管辖的地震办公室就多达11个。不采访不行,与老人的对话只能简短再简短。
唐山大地震,老人记忆犹新。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地震台网是如何设置的?
王建功:矿务局成立了地震办公室。各矿厂也成立了地震办,矿务局出钱购置了监测仪器。像林西、赵各庄、吕家坨、马家沟、唐家庄、开滦机厂等都相继成立了地震监测台、站。
开滦矿务局下设11个地震办公室。
矿务局地震办公室4个人,各厂矿地震办大约有4至5个人。
矿务局地震办设在地测处。各厂矿地震办设在地质科。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投入这么多人力财力,研究地震又与出煤无关,成立时有难度吗?
王建功:我亲自一个矿一个矿地督促。
张庆洲:您能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王建功:这个事……(老人面露难色)那阵儿我有看法,可是咱们不能说。
张庆洲:为什么?
王建功:不但伤小人物还伤大人物。咱们认为这样,人家认为那样,不好说!
张庆洲: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异常?
王建功:地震半年前左右吧,各矿厂都出现了异常。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张庆洲:有人说,马家沟地震台的马希融发出了临震预报,你作为他的上级,你知道他报给谁了吗?
王建功:马希融报过不止一次,他报给我了。他来电话说,我把图纸资料整理出来了,是给你寄去呢还是送去?我说你也别寄也别送,我这里有你的图纸资料,咱们在一块也研究过。你送来,咱们还得研究,还得通过领导,那就耽误事了。你直接往地震局报,给我留一份就中。
张庆洲:我听马彩欣(唐山地震后调入局地震办)说,七•二八前几天石家庄开了一个地震会,您意识到要发生大地震,曾带去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吗?
王建功:1976年7月24日左右吧,我去参加省地震局的会议。临走之前,我写了地震预报意见。那是一份正式报告,复写了三份:一份给矿务局领导,一份带到石家庄,一份留底。
张庆洲:您的预报意见根据是什么?
王建功:我根据开滦系统各矿厂地震办报上来的意见,总结分析了他们的图纸资料和预报意见,提出在7月底8月初,唐山将发生5级以上的强震。
张庆洲:您亲自交给局长的吗?
王建功:咱见不着局长。局长办公室外面有秘书,咱连秘书都很少见着哇。我给局办公室,由局办转给局长。
张庆洲:您到石家庄以后,地震预报意见交了吗?
王建功:交省地震局了。
张庆洲:会议开了几天?
王建功:开了两三天吧。那边开着会,这边就震了。
张庆洲: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王建功:当天就回来了。地震发生在哪儿不知道,开始说东北然后又说唐山。我们说要是唐山我们就回去了。
地震就把地震会搅散了。
张庆洲:在我采访过程中,有人说杨友宸如果不上干校,抓住这次地震就有点希望,是吗?
王建功:你要说这个话,我可就要说了。杨友宸要是不走,唐山大地震就抓住了!
张庆洲:为什么?
王建功:大地震前半年开始吧,异常现象就越来越多了。市里会商会上,各单位都发表预报意见,五级六级的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二中,田老师敢报大震。
我们开滦系统就有11个地震台站,观测手段跟专业队伍相比差不了哪儿去!
杨友宸敢抓也敢坚持意见。我就说这个话,他要在,这个地震就是抓不住,在震前也嚷嚷出去了。
我们计算为8.4级,只报了6级左右
吕兴亚,1938年5月11日生,山海关人。
195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省重点高中——山海关一中。
1958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因身体原因辍学,山海关一中留下了这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任教。
1998年5月11日退休。
他没有大学文凭,却是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地震界承认这位预报过海城、唐山、宁河等震惊中外大地震的杰出人物,邀请他出席了“全国地震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议”(1977年12月,北京)。
20世纪末。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采访了鲜为人知的吕兴亚。采访前一天晚上,我与吕老通电话,他说明天早上要去取水样,10点你再来吧。我大惑不解,老人不是早就退休了吗?
我见到他的时候,很难把他和他曾经预报的海城、唐山、宁河等令世人震惊的大地震联系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大像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谈话时,吕老的夫人也在场。
张庆洲:您退休了还搞水氡化验?这么大雪,路还滑。
吕兴亚:那就推着自行车走,当拐棍。
张庆洲:市场经济了,没有更适合您的工作吗?
吕夫人:渤海中学是私立学校,总请他他就是不去。
吕兴亚:我观测30年了,中断一天也不行。
吕夫人:渤海中学董事长说,给月薪一千,还给房,还不用坐班。要是放不下水氡观测,还给他专门找一口井。
张庆洲:为什么不去呢?是不是地震局给的报酬更多?
吕兴亚:我说了你可别笑话我,早年一分钱也没有。80年代吧,唐山和秦皇岛分家了,你猜给多少?一天一毛!这两年秦皇岛地震局来了个新局长,说这也太少了,就一年给360块了。
吕夫人:他不会挣钱也不会花钱。前几年我说给他做一件衣裳,他说做那干什么,还得花布票!你说,都什么年月啦。
张庆洲:您现在的水氡分析数据报给哪儿?
吕兴亚:报秦皇岛市地震局,然后由他们报国家地震局,可能是入网了吧。我这个点有30年了。
我连续观测这么多年,扔了可惜呀,尽义务也不能扔!
吕老从1970年测报地震至今已整整30年,退休在家仍然搞水氡观测。楼下的贮藏室别人家放杂物,他家建了个小试验室。我参观的时候,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久违的震撼!
写字桌中间是化验水氡的仪器,铭牌是上海电子仪器厂出品,型号FD-105K。左边是一个小型真空泵,右边摆着一个厚厚的记录本,封面上印着:
水氡观测记录
FD —— 105K
使用时间:1999年12月 —— 2000年 月
负责人:吕兴亚
国家地震局制
观测记录本旁边是一个试管架,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试管。
我望着吕老的苍苍白发,心底油然升起一种敬意。我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吕老就快一辈子了,他向地震部门几乎是无偿提供着每一天的水氡观测数据。中国的北方冬天很冷,有雪也有冰;夏天很热,有雨也有雷;春天又常常是风沙弥漫。为了保证水氡观测质量,他把水点选在距山海关17里的疙瘩岭山区的天然自流泉,每天往返34华里取水样。对每一次观测,每一个数据,每一条曲线,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取得了大量原始数据,仅地磁一项就积累了十万多个数据。他们从未草率地对待任何一个异常,轻易作出一个结论。每当出现明显趋势异常或有短临预报时,都会加密观测次数和分析会商。
30年了,他取水样化验从未间断一天。30年了,吕老也吃五谷杂粮,身体就没有不适的一天吗?我望着吕老送给我的史料,在遗憾的同时更感到一种心痛!
我与老人相视无语,只有石英钟有节奏的嗒嗒声。在整整30年的风风雨雨中,吕老真的老了,我不知道吕老坚持至今的取水样化验氡值的日子还有多远。应该记住这位老人,我想。
吕老轻轻地从茶几上的史料中抽出一张泛黄的八开纸,笑容在脸上骤然凝固了。他的声音很沉重。
吕兴亚:这是山海关一中于1976年7月7日和22日先后两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提出的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张庆洲:您能像讲课那样,通俗易懂地讲一下唐山大地震前的预测预报情况吗?我是外行,读者们大都也是外行。
吕兴亚:这是地应力、水氡、磁偏角旬均值变化曲线图。
地应力最早出现异常。1975年7月以前曲线是平稳的。1975年8月至1976年5月,曲线已形成鼓包形趋势异常,异常幅度高达70微安。我们断定这是大震前兆。1976年6、7月份曲线开始回升,并出现跳动。7月中旬地应力仪表针大幅度摆动,有时还出现小幅度颤动,这反映了震源局部岩层产生了微破裂的应力变化,可能震源岩层即将发生大破裂。
地应力不断积累加强,地下岩层的物理化学性质就发生变化。地下水中氡气受到压力影响,压力大的地方向压力小的地方迁移增强,含量会发生变化。1975年8月初,氡含量50几个埃曼,1976年4月高达89.1埃曼。我们认为这是大震前兆。1976年5月氡值大幅度下降,7月又有回升趋势,突跳变化明显,预示进入临震阶段。
磁偏角异常变化从1975年9月10日开始,1976年3月10日出现峰值,连续渐变异常182天,最大变化幅度3.5’左右。
根据连续渐变天数T,计算震级为8.4级。
因为没有报大震的经验,只报了6级左右。
发震时间:我们在1976年7月7日和22日上报预报意见时,主要根据磁偏角日均值曲线快要恢复到1975年9月10日异常开始的水平,也就是说整个异常临近结束,又综合了地应力、水氡、土地电异常变化,认为这次地震很可能在7月中下旬发生。
震中估计:从变化曲线上看,连续渐变异常段磁偏角是向西偏的,故震中在我台站西部地区内。当时我们已积累了六年多的经验,从磁偏角曲线特征上分析,这次地震很可能发生在渤海及其沿岸陆地。
张庆洲:这样一个大异常,哪一级地震专家来核实过?
吕兴亚:唐山大地震前夕我去石家庄开地磁会去了。我把测报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教物理的何老师。1976年7月26日我返回山海关。何老师说,唐山地区地震队来了两个同志,看了仪器设备也看了坐标图,认为异常确实存在,让咱们继续观察。
张庆洲:你们计算是8.4级,为什么只报6级左右呢?
吕兴亚:如果报8.4级不是太大了吗?我们还做不到那么精确。反过来说,当时报6级左右也是很犹豫的,因为计算是8.4级。
张庆洲:大地震一天天临近的时候,您着急吗?
吕兴亚:时间进入1976年7月下旬以后,我的神经就绷得很紧了!就连走路、吃饭、说话都绷着弦,因为异常太大了!
七•二八夜里大地一晃,我腾的一下夹着大闺女就跑出来了。
1976年10月18日,山海关一中向河北省、天津市、秦皇岛市以及唐山地区地震队等地震部门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11月15日(±3天),西南部的天津、沧州可能发生7.1级地震。
1976年11月15日,天津宁河一带果然发生了6.9级强震。
我注视着泛黄的地震预报底稿陷入沉思。山海关一中对海城、唐山、宁河大震的预报无疑是成功的,只是震中位置还精确不到具体地点。吕兴亚说,对一个单独台站来讲,要准确地预报震中位置很难,最好是多台站、多手段的综合分析。
我想,唐山大地震前夕,许多台站都曾发出过临震警报,关键性的综合分析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收到这些信息了吗?如果收到了,他们至少也应该在百忙之中交代一下。如果没有收到,这些弥足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还沉睡在哪一级官员的办公桌里呢?
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侯世钧,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1964年8月,分配到唐山地区乐亭城关中学(“文革”期间更名乐亭红卫中学),任初高中物理课理化教研组长。
1969年,渤海地震后,红卫中学成立了地震测报小组。
1970年1月,参加首届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他对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后的序列强余震基本做出了准确预报,为此被评为河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并被推荐为参加首届全国科技大会的候选人。
侯世钧,圆脸盘,个不高声调也不高,很慈祥的老人。
他把满满一提袋资料小心翼翼地展现在我面前。那份极其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16开纸上方的订书钉一层锈迹。我抚摸着这些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史料,只觉眼中一潮。
唐山震后时间不长,一名记者来到了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跟他谈了很长时间。记者说,这些事不可能见报,但是作为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有可能写一写也不一定能发表。记者说,没法说!还真没见报。
当时去红卫中学参观的人多极了。什么地球物理所的,什么生物所动物所化学所的,一拨一拨地来看资料,了解情况。
乐亭红卫中学有三种观测手段: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应力仪、地磁偏角测量仪和地温测量仪。再就是他们埋设的土地电,极距75米,地下走电缆。乐亭没有大工厂,干扰小。土地电埋设在田野里,就连小工厂也没有。
侯世钧成功地预报过多次地震,震级和发震时间主要是依据地应力,趋势参考土地电,几种手段各有千秋。
乐亭红卫中学从1969年成立地震测报小组,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一天观测三次,早8点中午12点晚5点,每晚填图、分析。这项工作要持之以恒,风雨无阻,一天也不能中断。
从1974年开始,他们每天给地震办报数据。那阵儿是手摇电话机呢,摇几下总机电话员出来了,然后让她接县地震办。给地区地震队是用信报,特意印了一个表,三天一报数。
1975年10月出现异常。唐山地区各监测台站关于地震的呼声比较高。1976年5月,二中田金武老师给他写来一封信,探讨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以后的异常趋势,震情是结束了,还是一个新的转折?他回信说,和林格尔地震后是有变化。1975年12月开始出现异常,和林格尔地震是一个转折,异常还是继续发展。
1976年6月,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在县招待所召开了地震会商会,乐亭红卫中学正式提出:
七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异常越来越明显,幅度也加大了。侯世钧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又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为什么有思想斗争?侯世钧说,发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如果发了而没有震,那怎么交待?谁也不是瞎发的。当时华国锋有指示,京津地区5级以上地震要在24小时内作出预报。
虽然是慎之又慎的大事,侯世钧认为大地震即将爆发,所以才发了书面临震预报意见,并加盖了学校的公章。
侯世钧沉默了。他双手捧给我一份信函。由于年代久远,纸页之间有点粘,我一点一点地翻开了这页尘封已久的历史。
地区地震办公室负责同志:
现将我们这里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从1975年12月23日到1976年4月10日,我们这里东西道土地电出现正弦形异常,原来以为是4月6日河(和)林格尔6.3级地震所引起的,现在看起来不是。因为即(既)然有那么明显的长趋势异常,就应该有明显的临震异常,可是没有。据此,我们推算在7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此预报意见早在6月初县地震会上提出,不知已转告否?
另据地应力135°档情况看,也出现了长趋势异常,且坡度幅度都较大。
磁偏角从4月初也有长趋势异常。南北道土地电也出现了明显异常。
另外,根据东西道土地电日均差“二倍法”推算,7月23日渤海将有较大一点的地震发生,因为这有长趋势异常背景值得注意。综合以上情况,我们预报:
在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如需要可供资料。
致以革命敬礼
乐亭县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
1976年7月16日
说明:原件一式两份上报地区地震队和地区地震办公室。原件加盖“乐亭县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
很显然,这不是临震预报的原件,是发出原件后追发的一封信函。文中在分析趋势性背景时,提到了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这是在中国地震史上很重要的一次地震,因为在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生4.5级以上的地震,又过了113天便爆发了唐山大地震。
和林格尔地震为何模糊不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视野?像杨友宸、田金武、侯世钧、马希融、吕兴亚……他们和某些地震专家一样,也同样注视着和林格尔地震,却没有漏报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3日,唐山地区地震队两个专家来核实异常情况。他们开始并不是特别相信。侯世钧把东西道土地电、南北道土地电以及南北异极土地电、地应力、地磁等预报依据和图纸资料介绍给他们以后,他们又考察了仪器设备情况,心里也不安了,说回去详细向队里汇报,有什么情况保持联系。地震专家要走了,侯世钧就有点急。
他说,我们这里异常变化非常明显了。又说,根据我的计算,这个大震最低是6.7级,最高可达7.7级!
乐亭红卫中学书面预报意见只报了“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为什么又强调这个大震最高7.7级呢?侯世钧说,还不敢那样报。一是缺乏报大震的经验,二是5级以上就要逐级向上报了。白纸黑字,这是要承担责任的!
1976年7月23日下午,地震专家走了,这一走,就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了。乐亭开始下大雨。校园里有一口地震观测井,原来打水要系上三四米长的绳子,地下水位涨上来,坐在井沿就能洗脚。显然,这不仅仅是下雨的原因。
1976年7月24日,雨仍然下着。呈米字形的四道地电,有三道把表烧毁!从1969年至1976年,下过无数次雨,但从没有微安表同时烧毁的现象。只能换上新表继续观测。这一天侯老师终生难忘。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数据和图纸,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也许是知道大震即将来临,他望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再也受不了了,竟然在课堂上宣读了地震预报意见。下课了,他还鬼使神差地通报了一些教师。
这样做严重违纪。他知道。
侯世钧的临震预报是7月23日左右,白纸黑字无法更改。如果说24、25日没有震,他还不是特别担心的话,那么到了26、27日,侯老师全身的神经的的确确是绷紧了!
侯世钧监视这个大震已经太久,各种监测手段充分证明这是与和林格尔地震无关的大震。数据是可靠的,分析是严谨的,计算是无误的。所以才敢把临震预报通报给一些老师和学生,才敢跟调查核实的地震专家明确地讲,这个大震最高可达7.7级!
可是它不震。
这个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莫非真是虚报了?侯世钧心情也很矛盾,又希望震又不希望震。
7月27日黄昏。侯世钧在血色黄昏中铜像般伫立着,一颗焦躁不安的心也随着夕阳坠入了地平线。他的临震预报对地震界来说是虚报,对老师和同学来说可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夜里10点左右,侯世钧无奈地回到了宿舍。为了能及时逃生,依然没有锁门,门里边支了一根小木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爱人均匀的呼吸声……大地震轰然而至。
侯老师夹着孩子蹿出了门外。因为没锁门,一点逃生的障碍也没有。他爱人紧跟着出来了。刚逃离宿舍,山墙便轰轰隆隆地倒塌了。大地剧烈地摇晃,人根本站不住。侯老师右手抱着一棵树,左手夹着孩子。那一年孩子六岁。
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侯老师说我还有话想说。我望着他恳切的目光重新打开了录音机。我们忘记了吃饭,我倾听着一个曾经无私地付出青春岁月,白发苍苍依然不敢忘记祖国地震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悲凉的心声。
我虽然不搞地震预报了,可这些年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唐山大地震从整个预报形势来看,如果落实了周总理专群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地震专家和群测群防结合起来,中国地震界应该作出临震预报。
唐山地区的群测群防水平,当时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关键是有一批人层次比较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当时就教那么一点书,还有精力从事地震研究。像吴宝刚、周萼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文革”的初中很轻松。他们都提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意见。可是,本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遇难的死不瞑目,幸存的遗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临震预报还是要依靠专群结合。
乐亭红卫中学的预报意见也是专群结合的成果。唐山大地震之前,说了那么多年有震有震,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69号文件,我们就提高警惕了,观测仪器就明显了。如果没有长趋势的预报意见,我们也不见得能分析出来。应该说,专群结合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临震预报。
我们国家对专业地震部门很重视,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投入的财力也比较多。但是这些年群测群防不知为什么不提了。唐山大地震前临震信息那么多,今后还会再看到吗?唐山地区近百个测报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那时一分钱也不给还长年坚持,每天测三遍风雨无阻。
像吕兴亚那样坚持下来的人恐怕是不多了。
我1983年从乐亭红卫中学调出来,临走曾经交待了一个留校的学生,我说一定要把地震监测坚持下去啊!1989年我回去一次,那间原来摆满监测仪器的小屋,早已人去楼空。
小屋在校园边,很清静,搞地震监测挺好的。
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记录
北方的春天。
我一进入滦南县境,就感到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了。宽敞的柏油路偶尔有一辆汽车惬意地飞过。空气真清新啊,五脏六腑都透亮了。天空格外地蓝,一眼望出去好远。路边的麦浪,一波一波柔柔地卷过来,宛若翠绿的宽阔无边的毯子,毛茸茸地透着诱人的新鲜气息。
清晨的安狼坨庄,还在静谧之中。
安继辉,面容清矍,头发花白,不大的眼睛非常有神。他从1963年开始在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化验室从事水质化验。1981年调生产科,然后到开发公司当书记,然后调任引滦入唐净水厂筹建组组长,再然后就是退休了。
我随主人进了正房,很简陋。土炕正中摆着一张小方桌。
他把一大摞一大摞落满灰尘的东西搬上小方桌,说,人事科的同志通知我你要来,我把资料都准备好了。我随手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红塑料皮里头竟是工作日记,我信手翻起来。
1974.11.16
河北省地震工作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保定高碑店召开。
174人参加,其中专业人员57名。
……
1975.7.27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郭:介绍防震抗震情况:
‘一、灾情
……’
在唐山,我还没发现过这么完整的记录。
安继辉淡淡地说,这些都是工作记录。你再看看这个,这几大本是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表格已经破旧,像是旧书摊上的古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古籍也许更有价值。“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从1974年4月26日一直填写到1976年7月27日。
这是历史的见证。
安继辉真是一个有心人。这些资料在公司放着,他真怕有一天当废纸卖了,就拿家来了。唐山地震以后,汪成民和尹汉年借过水氡资料,他们是搞地下水研究的科学家。安继辉的地电资料却没一个人问过。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不仅测水氡,还有土地电,土地电是1974年埋设的。一天测三次,数据处理取平均值。1975年雨季也没什么干扰。平时是38微安左右,最高不过40微安,很稳定的。
1976年7月25日,微安表打到头了,打到100微安。安继辉还清楚地记得,那天雨不大,就感到很突然。他怕电阻有问题,就把电阻拆了重新接线,还是100微安。后来干脆就没法测了。那天是礼拜日。7月26日他又修,还是100微安!7月27日又打到头了。他根据地电异常,还有水氡异常,27日晚上拨通了市地震办公室的电话,是一位姓刘的女士接的。
安继辉:找一下杨友宸。
刘女士:杨友宸不在。
安继辉:这两天有异常没?
刘女士:没异常。
……
安继辉想说微安表三天打到头的事。又一想,她不懂,就没说。刘女士是当老师的,调地震办来当一般工作人员,值班打杂没正经事。安继辉就在化验室整理明天会商的材料。
地电异常。
水氡异常。
……
7月27日晚上,有人组织分析分析就好了,安继辉沉默了。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会商,发现异常要立即上报,无论是谁值班,地震前兆异常还是要报!至于为什么安排杨友宸去干校,为什么调一个老师到地震办公室,那就是“权力”的事了。
我对水氡监测与地震的关系是个门外汉,真诚地叫了几声安老师,对水氡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是地壳岩石中放射性元素铀、镭衰变的中间产物,氡气可以被地下水溶解。地下水中氡的含量以浓度单位埃曼表示。在水中溶解量的多少,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测量地下水中的氡含量,能比较灵敏地反映地下应力和热流的变化。所以,地下水中氡含量与压力和震动有明显的关系。水氡异常表现为,中长期异常是缓慢上升,临震异常是水氡值出现单点或多点的突升与突降。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水中氡含量测量于1974年4月26日开始,每天测量每天计算,每天填写原始记录表。
安继辉翻阅着原始记录,你看,这是建陶院内的德胜井数据。这口井深300米左右,附近没有干扰,平时总是4点几埃曼。1975年12月6日7.74,12月11日7.08……数据处理后就明显了,峰值越来越高,波浪形地往上走。当时测的两口井,一是德胜井,二是十四中井。你看十四中的井:1975年5月26日2.08,7月1日2.18,7月14日2.59,7月22日2.4,7月25日2.35,7月26日2.43,7月27日2.5。
“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截止到1976年7月27日就永远地结束了。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测定结果,在唐山地震前哪一级地震局的官员知道?有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
安继辉无法忘记,1976年7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带队到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参观。在自来水公司会议室,安继辉挂上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图表,向国家地震局的官员正式提出水氡异常……
一份特大地震的完整震例
姜义仓,1932年4月生人,高级工程师。
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75年,任开滦赵各庄矿地震台台长。
姜义仓个头不高,鼻梁上有一块伤疤,那是大地震给这位地震台台长留下的痕迹。老人思维敏捷,谈起唐山大地震,那烙印般的记忆却时常打乱他的正常思维,积蓄已久的激动、愤怒和悔恨,搅成一个硬硬的死结,恐怕这一世是解不开了。
新台长张力秋三十多岁,一头浓密的黑发蓬蓬勃勃,方脸盘,很实在。他在一旁很少插话,静静地聆听着老台长的回忆。
新老台长陪我参观了地震台,外观不怎么起眼的二层楼,一层各房间竟都是监测地震的仪器设备。有压磁地应力仪和地震记录仪,24小时自动记录;也有先进的体积式应变测量仪,微机自动控制,每天出图。
在一张大蓝图前面,我们不约而同地站住了。这张蓝图长2米,高1米左右,图纸上方的黑体字震撼人心:
图中纵坐标是地应力、土地电和磁偏角;横坐标是1975年7月至1976年12月每一天的日期。三种监测手段,每一天的数值,构成三条蛇一样的异常变化曲线,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明显地呈现出来!
这就是历史。
压磁地应力仪(北京地质仪器厂制造)安装在76米深的井底,这口井打到了唐山石灰岩。1975年7月至11月中旬基本平稳,1975年11月15日开始呈上升趋势,1、2、3号受力元件上升最高达5欧姆,以后始终在这个高值范围内波动,一直到1976年7月10日才缓缓下降,7月15日恢复到原位,异常持续长达270天!1976年7月中旬下降,预示着岩石破碎,能量即将释放!
土地电的南北(SN)和东西(EW)两条曲线在唐山大地震前两个半月就出现了正异常变化!
磁偏角的变化曲线,从1976年1月20日开始就出现了大异常,数值始终居高不下。
赵各庄矿地震台与唐山二中的磁偏角图形为什么惊人地相似?姜义仓回忆说,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的会商会议都讨论得十分热烈。各个单位都带着图纸和数据,会商时说白话不行。田老师就敢报大震,他很有经验,他的磁偏角一下来就有地震。对海城等几次地震都预测核实过,很准确。
1976年7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在二中召开的现场会,我们都参加了。田老师讲,唐山地区于7月底8月初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在以后的会商会议上,他的预测始终不变。他的图形反映了大地震,田老师报8级大地震,参加会商会的人都清楚。
姜义仓遗憾地说,我报的是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给了我们一个公式,根据我们这张图的数据计算:正是8级!
我们没有这个公式,我们震前不懂啊!
我们只知道要有一个大地震,但不知道大到8级!我们也是粗心,1976年7月26日早晨雾气蒙蒙的,马路上行人的头发都白了。就没有想一想,咱们这个地区冬天有雾,夏天哪来的大雾。我家邻居养的金鱼从鱼缸里跳出来了。林西南沙河的鱼在水面上翻白了……
多少宏观异常!
唐山大地震以后,几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我们都预报成功了。
因为我们懂了。
姜义仓老人陷入悔恨之中。那张巨大的蓝图,仿佛变成了蒙盖尸体的布单。地震专家们,在大地震之前来赵各庄地震台一趟多好啊!你们是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异常,还是抽不出时间来?哪怕给我们一个公式也行!
姜义仓并没指望地震专家来唐山。
地震台台长脸一扬,鼻梁上那块伤疤更显眼了。他说,杨友宸是市地震办主任,他很能干哪!他要是不去干校,我估计这个大震百分之六七十要报准了,这个人要立功的!唐山大地震中长期预报已经有了。各个监测台站都昼夜监测,积极性特别高。杨友宸很有魄力,抗美援朝的军人。其实,1976年进入夏季以后,各台站的异常就出现了。市里每周三的会商会上,他都强调:海城地震抓住了,唐山也要抓住!各个台站也有这个决心。杨友宸很可能把地震监测网的异常资料,连同动物的异常,全部综合在一起,向市领导告急。
我心里一惊。我采访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那么多人,几乎都有姜义仓这种看法,说如果杨友宸不调走就如何如何,他给地震监测网留下的印象怎么就这么深?我说,您能举个实例吗?
地震台台长愣愣地瞅着我,又笑笑,似乎看透了我的疑惑,实例?走,咱们看看那些挂图去,今天还有它的实用价值!
在水化学分析室的东墙上,是《地震知识》的挂图,一共18幅。挂图是塑料膜压的,立体感很强,有地球内部构造,地震前兆地光地声,动物异常表现,水井冒泡翻花形态,地震避难场所,伤员的救护,地震烈度实况……整个地震全过程的再现!
大地震发生以后,赵各庄矿地震台抢救仪器设备的同时,也扒出了全部《地震知识》挂图。这些挂图凝聚着杨友宸的心血。二十多年过去了,联合国的官员们来时,都伸出了大拇指!
我们的“土”东西,老外们却很感兴趣。
赵各庄矿地震台大事记记录:
1995年2月14日 香港有线电视台拍片。
1996年7月26日 联合国十年减灾委员会主席埃罗博以及科尔博士参观并拍照。
1996年11月11日 加拿大两名记者采访拍照。
1997年1月26日 联合国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全球计划项目国际研讨会代表四十多人参观。
1999年12月3日 德国中部电视台拍电视片。
……
我无法全部摘录下来。希腊、俄罗斯、日本等好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记者们先后来到这里参观拍照和录像。我们的土东西呀,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土东西!蓝眼珠黄头发的老外们,唐僧一样不远万里而来,就为一部真经。可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多地震的国土上,有几人当回事了?我凝望着杨友宸的杰作终于明白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数以百计的地震工作者为什么怀念杨友宸;也似乎明白了,我在采访杨友宸的时候,老人为什么泣不成声!
我离开了地震台,走在赵各庄静静的小路上,一轮血红的夕阳正缓缓地下坠。一辆手摇车迎面缓缓地摇过来,我可爱的家乡啊,在哪都能看见手摇车!记起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我心底陡然涌上一阵酸楚。
二十多年倏然而过。我采访了唐山市及唐山地区的部分地震台站和监测点的当事人,他们各自都知道自己发现了临震异常,消息比较灵通的也只知道两三家有异常。我列举了几处有代表性的临震异常之后,他们竟都惊讶了。
二十多年了,人们不知道在这场大劫难之前,各种监测手段曾出现过许多的临震异常,而且不是震前一两天才出现的!比如赵各庄矿地震台从1975年11月中旬出现异常,1976年7月中旬结束,异常长达270天!
他们还各自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来了,一拨儿一拨儿的,要图纸要资料,有的借了还了,有的干脆就没还。我恍然大悟,为数不多的地震专家们,也知道唐山大地震之前曾经出现过许多临震异常!
我终于理解了中国地震界的苦衷。
有光就有阴影
他向唐山交了一份什么答卷
杨友宸满头白发,中等敦实个头,一口东北话嘎嘣脆。
1932年出生于东北吉林扶余县五家站,正值天寒地冻的农历癸酉年正月十五日。人世给予这个婴儿的却不是热闹的花灯。
1945年13岁,独自流浪到长春当童工。不知是何年何月,沿途乞讨到唐山。吃着百家饭就长大了,而且还穿上了军装。
1949年南下解放海南,在广东英德剿匪中立大功一次。
1953年抗美援朝任作战参谋,荣立三等功,与连长因分配水(上甘岭一役)的问题干架,三等功又免了。事后,连长很不落忍,说以后争取吧。他甩了一句:“争取啥呀。战争结束了。”
1955年进入江西南昌步校。当时中国颇有名气的军官摇篮。一生最辉煌的岁月在这里度过。因静脉曲张住进海南陆军187医院,与芳龄20的海南护士符玉英自由恋爱。出院后,一个礼拜一封情书,历时三年,很是体现了东北人执著的个性。
1957年舌头上下一动就溜出了五个要命的字:苏联不咋样。那阵儿有个黑色的5%,就把他扒拉到5%里头了,定为“严重右倾”。苍天在他痛苦之时,恩赐他与贤慧温柔的海南姑娘喜结连理。
1958年被押送到哈尔滨红旗农场劳动改造,在冰天雪地中继续锻造性格。
1960年到唐山房产公司工会,海南女人第一次看到北方的雪。
1968年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这是组织上第一次启用他,他便把一腔子热血哗哗啦啦地倒出来了。“严重右倾只能用不能升”,那也没关系。
若干年后,江西南昌步校党组织没忘记饱受委屈要过饭的苦孩子,千里迢迢来函一封。他就拿着盼了近30年的公函找到唐山的党组织。组织说,档案给你清了,那不算个事儿。他说,我可是当了30年的事儿。
磕磕绊绊的人生路,无论风雨雷电,无论酸甜苦辣,东北汉子就这样一路走过来了。敢爱敢恨敢说敢负责。他的顶头上司王俊起说他“不惧官”,在奴性味十足的偌大一群人当中,“不惧官”的能有几个。他常去市委书记许家信办公室串门儿,也说点地震预报的事,关系不错。谁都以为他是地震办公室主任,其实他不是,组织还没任命呢。
他抓唐山市地震办全面工作。
中国地震界知道有一个“唐山杨”。
1968年,地震地质科学家把唐山划进了地震危险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匆匆上马。开始是仨人,以后渐渐调走了,就剩了一个人一部电话一间房。杨友宸想,组织上把人命关天的事交给咱,这样胡弄不行。他就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干起来了。
建立地震观测点很难。
谁拿这个当回事。学校是教书的,开滦是出煤的,农民是种地的,你在人家那里建点,给人家啥甜头?地震办啥也没有!
地震观测点不建不行。
杨友宸就骑着自行车,在唐山市方圆几十里这个大圈里跑,跑有条件搞地震观测的基层单位。找那些头头说,一回不中二回,二回不中三回,磨破了嘴皮子也得说。大清早,包两个馒头夹点红糖就走,到谁家那儿要点水喝就算。那辆永久28寸自行车每天跑百八十里地,愣是骑坏了!也不知过了几个年头,他就跑下来了四十多个地震观测点!
有唐山八中、二中、十中、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东八里庄、西八里庄、王撵庄、赵各庄、曹家口、常各庄、范各庄、殷各庄、洼里、新城子、供电局,哦,供电局下属的变电站建了几个。开滦是大户,十几个矿厂竟然都建了。
这就是遍布城乡纵横交错的唐山地震监测网!
地震监测台、站、点,再辛苦也能建起来,可上哪去找合适的人,这可是科研性质的工作,国家教委不可能给你一批大学生!这个杨友宸还真找来了,各厂、矿、学校的人都个顶个的棒。就说开滦矿务局吧,各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呢,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
这批知识分子哪来的?说来与年代有关。那年头的“臭老九”在杨友宸眼里可是不臭。就说八中的吴宝刚、周萼夫妇吧,从天津大学下放到八中。只因为吴的岳父是国民党少将军医。杨友宸跟书记王明忠说,这样的人别压着,这问题那问题到底是啥问题?“老右倾”打着市政府的旗号,点名让他们搞地震。书记说好吧好吧,听你的。“老右倾”说,你们不发奖状我们发,我不怕。
最难办的是庄里的事。庄里主要是观测水位,水面到井口一天差多少。每天观测两次,18点以前用电话报市地震办。那阵子郊区总机不花钱,费用由政府兜着。一年一年地坚持下来,到唐山大地震之前,有的观测点人员换好几茬了。每次换人了,他都得去手把手地教新人,怎么测怎么报。比如磨土豆粉条用水量大,井水下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报的时候要报清楚。庄里业余观测的都是小青年,每次来唐山开会都给他们点补助,超不过10块钱,再给一个小本啥的。也就这点小甜头。
一点小甜头也是钱,架不住人多呀。钱谁出?科委主任王俊起工作多管不过来,几个副主任又不愿管。杨友宸报了预算不给批,就直接找财政局长汇报。
他说,预算一千八。
局长说,早知道是这个数早就批了!
唐山市地震办对震情捉摸不定时,杨友宸和各厂矿的地震监测人员开展了关于地震活动的周期性规律研究。白天工作多顾不上学业务,晚上空荡荡的大楼就剩他一个。他就看地震史料,地震专题研究,摸索地震活动的规律。
1975年2月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令他震惊!
杨友宸去过云南通海也去过辽宁海城。
云南通海1970年1月5日大地震,震级7.7级,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烈度10度多。死亡一万五千多人。通海地震前异常现象很多,可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地震预报监测网,没有预报。现场太惨了。
海城大地震,震级7.3,震中烈度9度多。海城地震前几个小时,辽宁省领导拍板:海城、营口可能发生大地震。临震紧急预报,辽宁南部一百多万人撤离了建筑物。海城地震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仅有一千三百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海城创造了海内外公认的“世界奇迹”。
这两次大地震形成了强烈反差!
那么,唐山呢?
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京津唐渤张为危险区域,“立足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有的专家根据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措词更是触目惊心:“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通海和海城毕竟是县城,而唐山是重工业城市。唐山市区的人口总数就多达一百多万!
唐山是重蹈通海覆辙,还是海城之后的再度辉煌?
唐山市地震监测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敢掉以轻心。
1975年底,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氡出现了异常。赵各庄矿地震台和唐山二中观测站的地应力相继出现了异常。他们加强了对地质、水质物理化学因素的化验观测。杨友宸请来了天津地震局的专家,联合搞了一次在全国尚属首次的地下抽水破坏性试验。这是秘密进行的试验。取得了多项数据,发现了一些与发震有关的因素,分析结果是:地震危险已经逼近唐山!
1976年初,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了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作了关于当前唐山市地震形势的报告。在会上还通报了田金武、马希融、周萼、李伯齐、安继辉,还有杨友宸本人对地震地质、水质化学某些发震因素的化验检测结果和地震与气象的关系,地震活动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
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杨友宸无法忘记,当时全场一片寂静。
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唐山防震工作的重大转折。各部门相继成立了防震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和推动了防震工作的深入开展。
1976年春天,唐山又出现了干湿严重失调的反常气候。这些异常都引起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杨友宸白天跑各个监测台站,回来以后接各个点的电话。按市地震办的规定,每天18点以前报数据。市地震办分别按土地电、地磁、地应力、水氡、水位各种监测数据绘制动态图,然后向河北省地震局汇报。电话由总机接,要哪儿给接哪儿,很方便。还经常跟沈阳、济南、天津等地地震局沟通情况。
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信息渠道已经四通八达,畅通无阻!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在会上,杨友宸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当前京津唐渤地区,特别是唐山地震形势的看法。
杨友宸指着数据图表,列举了唐山近期对水氡及其他水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这些数据来自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和唐山市发电厂,化验手段是先进的,数据是准确的。他详细分析指出了异常变化和发震征兆,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
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山东、天津等省市的代表表示赞同。
有的省市代表也提出了异议。
最后,会议强调指出:从目前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前兆异常看,以唐山为重点的京津唐渤地区年内有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性。要求有关地区丝毫不能放松防震工作。要密切注视近期地震发展趋向,发现异常及时上报。
杨友宸星夜赶回唐山,传达了济南5月会议精神。
全市地震工作者昼夜监视着不平静的故乡。唐山二中、八中,开滦马家沟、赵各庄矿相继传出最新震前征兆。唐山十中、电厂、钢铁公司、开滦各厂矿、洼里、王撵庄、殷各庄、新城子等地震监测网点以及陡河地震台、市自来水公司、省驻唐水文工作站也发来临震异常资料和地震预测报告。
杨友宸深感时间紧迫。可主管地震办工作的王俊起不在家,去唐山市交通局整顿“软、散、懒”班子去了。
杨友宸直接找到了市委书记。许家信书记听完汇报,指示:由王耐林副主任(副市长)负责,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唐山市所属各单位第一把手参加。
当晚18点左右,唐山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召开了!
会议室门窗紧闭,与会者脸色凝重,从“不准记录不要传达”几个字中,第一把手们掂出了此次会议的分量。
王耐林主持会议。
杨友宸向几百名与会者通报了唐山地震形势:唐山在原有的发震背景中,又有新的发展变化。近日来发出地震预报的单位增多,频率很高,呼声很大。因此我们认为,唐山近期存在着发生强震的危险。临震预防工作刻不容缓,要抓紧组织实施。
杨友宸发言结束,会场依然很静。不知道第一把手们此刻的心情。一阵沉寂过后,他们才悄悄议论开了。
王耐林作指示:鉴于临震前兆和异常现象尚不明显,因此,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过早。但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要高度重视地震前兆的发展变化,发现宏观异常现象要及时上报,以便迅速采取相应的防震措施。
杨友宸叙述的鲜为人知的内幕,令我感到震惊!
杨老的眼睛泪光闪闪。“唐山大地震,我们从1968年抓起,一直抓到快摸到它了,不敢掉以轻心哪!那么大的一张地震监测网,那么多不敢眨一下的眼睛。我在哪一次会商会上不提到海城?海城抓住了大震,唐山也要抓住大震!你采访去吧,我相信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都记得。可就在这个时候,组织上通知我去104干校。”
大震即将来临,唐山市地震办负责人的工作却结束了。
采访归来当夜,我失眠了。杨老那张满是无奈的脸,分明还隐藏着许多内容!组织上通知他去104干校,是哪一级组织?到底谁能代表组织?不管是谁,只要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以组织面貌自居吗?我决定继续采访。
在杨老的住宅,我进行了第二次采访。杨友宸简陋的会客室依然整洁。海南大婶依然在忙碌着什么,她说海南都是女人干活。一笑,她出去了。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您昨天讲,在大地震即将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许家信知道震情紧迫后,立即连夜召开了“唐山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副市长王耐林指示:“必须以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可是组织上又通知你去104干校。到底是哪一级的组织,总该有个具体的人找你谈话吧?
杨友宸斩钉截铁地说:“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我说,我还得落实震情呢。他说,这是组织决定,地震办的工作你甭管了!我说,我就声明我不负责了!他说,你甭负责!”
杨友宸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可是我真的不放心,地震办其他同志业务不熟。一个女老师调来时间不长,一个从焦化厂借来的小杨,还有一个徐自然。可是定了,我不去不行。我对小杨说,情况很严重,千万注意啊!”
我也叹了一口气,杨老,您临走是什么心情?
杨友宸又摇了摇头。“心情?我知道地震办的现状,我也知道大震迫在眉睫。我跟老伴说,唐山震情危急了,近些天可能发生大震,你和老人、孩子们千万注意啊!我就讲了地震一旦发生应该怎么办。”
“我家住在小山,那里是唐山地震受害最惨重的地方。我家里的人都幸存了,可是我……我心里更难受!我心里有愧,我作为地震工作者,悄悄地嘱咐家里人……我没辙,真没辙啊!!”
老人眼里闪着泪光,声音发颤,是我撕开了老人的心!我转移了话题。您在干校的情况呢?
“一天也不得安生!干校的同志对我不错,照顾我掏大粪,我掏着大粪心里也急呀。清早起来我就转悠,可咋转也转不出那扇大门。干校的规定,不许请假不许出门!名义上是改造世界观,实际上是劳动改造。我的罪名有三条:
一是不听党的指挥(跟军代表对着干)。二是光拉车不看路(还承认干劲)。三是违反财经纪律(用卖废报纸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为了保留资料)。”
我注视着杨老:“假如你不走,唐山会发布临震预报吗?”
“我想,我会尽力争取。一个中等城市有权发吗?我先要和河北、天津、沈阳等省市地震局沟通,但这不是请示。为啥争取发呢?唐山地震前,我虽然没在唐山,可我知道发现了多少微观异常。唐山二中田金武,地震三要素报的不是一般水平;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安继辉的水氡不是小异常;马希融的形变电阻率直接捅到了国家地震局;贾庵子、河沿庄……变电站的地电微安表都烧毁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的微安表烧了多少块!宏观异常呢?能写一本书。
唐山市四十多个地震监测站点,他们一天一报,这是规定啊!我不在就不报了?退一万步说,他们就是都不报了,我这个人也呆不住,骑自行车一天能跑好几个点,啥宏观微观异常掌握不了?
我想,我能说服市委书记,许家信这个人不固执,会发布临震预报的。市委书记有这个权力,然后向省里备案。
唐山市防震工作紧急会议,其实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相信杨友宸老人的话,因为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曾经印证。不容忽视的是,唐山市地震办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只因为一个人的在位与否就出现两种结局,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我按照我的思路继续采访,竟然出现了不应该发生的,我想不到,也不敢想象的大事情。这种事就发生在大毁灭即将来临之际!
张庆洲:您当时不在地震办,其他同志不掌握情况吗?
杨友宸:唐山地震以后,我就去地震办公室扒图纸资料。有人看见了就问,老杨翻啥呢?我说翻雨衣。我就把图纸资料,也有雨衣和棉被一块翻出来了。我打开了“地震记录本”。
1976年7月26日空白。
1976年7月27日空白。
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一律截止到1976年7月25日。26、27日是大震前出现异常最多的两天,而这最关键的两天都是空白!
我就急眼了,我就骂街了:啥事啊,妈的!
当时有一顶帐篷,我把这些图纸资料和地震记录本就堆桌子上了。有人打听过这个事,再过几天,地震记录本和图纸资料不翼而飞!
张庆洲:是小杨拿走了吗?
杨友宸:不可能。他震亡了。
二十多年前的隐秘第一次泄露出来!
老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地合上了。“你不知道,唐山这些搞地震监测的人,可惜了,可惜了啊!”
张庆洲:您要是不走,悲剧有可能改写吗?
杨友宸:我不能这样说。当时有人说过,唉,1968年到1976年,风风雨雨多少年,最终却没有报出来。
24万人,惨哪……
杨友宸老人哭了。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杨友宸苍老的脸上,泪珠滚落一颗又滚落一颗。
在采写杨友宸的日子里,我经常失眠。
那次成功的“唐山市地震工作会议”向世人昭示着什么?原本应该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也跟唐山地震废墟一道销声匿迹了吗? 那个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代表哪一级组织通知杨友宸上干校,从而导致了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群龙无首?
茫茫人海,尚不知李世信在阴间阳世。一个代理党支部书记似乎还不敢擅自作主,在大震迫在眉睫之际,勒令唐山市主管地震工作的负责人去干校,也许他只是个传声筒而已……假如这个推理成立,他是谁的传声筒呢?许家信是一个圆滑的政治家,在“文革”中多年出任市委书记就是明证。他结束了在唐山的政治生涯,也许将这个惊天秘密永远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昔年掌握生杀大权的当权者们已经先后辞世,谁是知情者,谁又是始作俑者?唐山大地震与其他惊天大惨案一样,总要留下令人遗恨的千古之谜吗?!
退一步说,杨友宸去干校是组织的决定,不可抗拒。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其他人呢?即将临震的最后两天,地震记录本,以及地电、水氡、地下水等,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为什么是空白?谁是渎职者?!也许这人已经震亡,良心早已腐烂,也许这人苟活人世,偷走证据的那一刻就想到了死不认账……
或许,那个鬼的世界会将此事调查清楚,超过24万的冤魂不会甘心情愿地做屈死鬼,一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
我恨我自己无能,所以寄希望于鬼的世界。
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刘占武,1943年7月1日生人。
1962年毕业于唐山二中。
196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
1968年分配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地震研究。
1970年至今在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原唐山地区地震队)供职,现任台长,高级工程师。
在一个很普通的黄昏,我采访了这位与唐山大地震失之交臂的地震专家。每年清明节,他都去一个叫后于家店的地方,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里,埋葬着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地震工作者贾云年等人。“给他们填一锹新土吧。”他说。
清明,鬼节!
唐山市四周有许许多多像后于家店这样的坟地,埋葬着数以十万计的唐山人的骸骨,也埋葬着许多来自各地的遇难者。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荒冢,被人世冷落了一年,在这一天才盼来了亲人的脚步声。在那个黑色的瞬间,亲人们骤然含冤而去,薄薄的一层黄土阻隔了阴阳界遥遥的思念。这一天,唐山人大都是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从市区向四周的坟场奔去。我每年去果园坟场,目睹这一年一次阴阳界那种撕心裂肺的交流。活人大都是默默地填坟,默默地诉说,也时而响起女人悲愤的哭声!唐山的鬼们便也知道了中国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是唐山的繁华,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还有政府正在走向开明。
唐山大地震令刘占武悔恨了二十多年。这犹如一块裹尸布,日夜笼罩着已不再年轻的心,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揭开。他抽烟抽得很凶,深沉的声音有点嘶哑,仿佛横贯唐山市的呜咽流向远方的陡河。
“我总觉着特别遗憾,有一种犯罪感似的!”他说。
刘占武先生很坦荡,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掩饰,尽管我已经给他讲了本调查的初衷: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
他还是忏悔。男子汉那种震撼人心的忏悔!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他想了许久,想了许多。
我写到占武先生的章节时,他的光明磊落,真的让我好为难。他坦然承认自己在唐山地震预报过程中的失误。我调查过许多人,发现真的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面对唐山24万具尸骨欲盖弥彰!占武先生绝不是那种“提起裤子就不认账”的廉价男女。他的高尚品格令我景仰。
我想应不应该笔下留情?
然而,我不能违背写作初衷。
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管辖陡河、昌黎后土桥、凤凰山、何家庄、北戴河、滦南和迁西共7个专业地震台。属于专业地震队伍。唐山大震前,刘占武是中心台业务组组长,负责七个地震台的业务工作和分析预报。中心台本身在胜利桥有一个地电手段,也要进行观测。
唐山地区设有地震办公室。那阵儿是双重机构。
国务院69号文件下达以后,层层进行了传达贯彻。刘占武印象特别深的是,国家注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对七个地震台的线路、仪器进行了更新改造。测震仪器达到了双套配备运行。再就是选建新的台站,因为沿海那边缺少一个地震台。1974年开始新建滦南地震台,1976年刚投入运行就地震了。
1975年,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出现了明显变化,数值一直连续下降。到1976年上半年,下降的速率相当快,按一般情况看很不正常了。他们先后三次到昌黎后土桥地震台检查。
昌黎地电是比较专业的观测手段,线路呈十字架形,各一千米的长极距。埋设在田野里,基本没有其他干扰。
他们刨开地线检查没问题。爬上电杆把可能漏电的线路重新包了一遍,避免下雨漏电带来误差。还把极板重新埋了一次。
地电数值还是继续下降。
在六、七月份,雨季快到的时候。他们考虑是否仪器漏电了,就又检查了仪器。这样处理了两次还是无法阻挡下滑的势头。
第三次是7月上旬。他们又去把仪器标定了一下,看仪器本身有无问题。仪器标定完了,依然是下滑。时间已经快到七•二八了!
中心台的同志很着急。
有一个搞地电的专家,叫石蕴璇。他是1952年地质学院毕业的,一直在野外勘探部门搞地电观测。
1976年7月27日晚上6点多钟,他跟刘占武说,小刘,昌黎的问题我总不放心,是不是大震的前兆。别以为是仪器本身或者是外线路有干扰,这样咱们要吃亏的。咱们要分析要重视啊!
那天夜里不是刘占武值班。他们在院子里分手时刘占武说,这样吧老石,咱们明天上午准备准备,下午会商。
就这样分手了。老石遇难了。
刘占武说,我想老石在遇难前也是很后悔的。我们抓住这个异常,要是多做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
刘占武一口接一口地吸烟,我们中间烟雾腾腾。在他的叙述过程中,每提起一个遇难者,他便沉默一阵,烟雾也浓烈一阵。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之前,你们还掌握其他震兆吗?
刘占武:唐山二中的田金武和李伯齐二位老师到我们监测中心台来过。他们已经提出了大震的概念,我印象中是7级。唐山八中和马家沟地震台,我们也给予过指导。我们感到奇怪,马希融、田金武提供的数据和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数据有点吻合,一直像台阶一样下降。7月份,马希融也提出了大震的概念,他跟我们讨论过。
唐山市的地震台站真的很厉害。
还有两个观测站,曾经发出了地震警报。
山海关一中吕兴亚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唐山南火车站至山海关火车站为135公里),在7月底8月初将发生6—7级地震。
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预报7月23日前后,将发生6—7级地震。
张庆洲:吕兴亚和侯世钧报给谁了?
刘占武:报给我们了。
张庆洲:还有记录可查吗?
刘占武:这么多年记录是没了。可是,确实是报给我们了。
我由衷地钦佩刘占武先生承认失误的勇气!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监测站曾经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真的是鲜为人知!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的记录都没有了,刘占武先生不说谁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已经跟二十四万尸骨一道沉默了二十多年!
刘占武先生很坦诚,他说,他组织人员对异常现象进行了落实。石蕴璇和宋宝田(均在地震中遇难)到乐亭红卫中学。他和曹玉田到山海关一中。他们从两个监测站回来以后,对两家的预报意见进行了讨论。
乐亭红卫中学是用“二倍法”得出的7月底8月初的发震时间。中心台对土地电的“二倍法”有点疑惑。山海关一中呢?吕兴亚的磁偏角反映的应该是地磁场的变化。但是他报得太准确了,而且震级又这么高,有点接受不了。这是7月中旬左右的事,距大地震仅有十几天的时间。
中心台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作了汇报。汇报说,首先应该肯定他们的大胆预报,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第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现在是摸索阶段,不能说人家完全不对。第三,中心台认为还要继续观察。地区地震办主任赵绍文是行政人员,自然是尊重专业地震工作者的意见。
此时距七•二八已经很近了。
唐山地区和唐山市两家地震办公室,不大沟通情况,只是一年组织一次会议。市里参加地区的。
刘占武也提到了杨友宸。他说,可惜的是杨友宸上干校去了。他的责任心相当强,别人就难说了。他不是专业地震工作者,对地震的研究很了不起,分析能力也相当强。建立地震观测网的时候,上厂矿下学校,骑着自行车一个点一个点地跑。他不是党员,就找书记们做工作。人家厂矿是以生产为主啊。他要人家腾房子,买仪器设备,还得找观测人员,他建了那么多的观测点,二中、八中、电厂,还有马矿、赵矿……
杨友宸善于把这些异常串联起来。一串联情况就明了,异常情况就能集中起来,这样领导就便于下决心了。他敢跟市长汇报,找谁他都敢!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应该说是能办得到的。
海城地震前也就是打了一个招呼。
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是专业地震队伍,已经掌握了一些地震前兆,也有人发出了地震预报。唐山市地方地震工作队伍也发现了大量地震前兆,也有人发出了临震预报。如果专群结合,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刘占武是这个观点。
张庆洲:我听说大地震之前,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了6人考察组来唐山,他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1976年6月下旬,河北省地震局派了5个专家1个司机来调查地震地质情况,搞地貌调查,也查阅一些历史资料。他们临走那天,跟中心台的领导交流了情况。刘占武也在场。
省局专家提到地貌异常,意识到了有新的活动,但是还拿不准,要回去跟领导汇报。身为专家之一的贾云年特别指出,地貌变化已经反映了地层变化,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按断层学说,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地壳应力场变化太剧烈了。在河北省北部,京津唐一带可能要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刘占武说,“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是这样的,一次大地震爆发前,它总会先有局部活动。像扁担断开吧,先出现好多裂纹,嘎巴嘎巴地响到一定程度以后,咔的一声骤然断裂了。
省局专家那次地震地质调查,给刘占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苏英俊是带队的,老资格的大学生。贾云年也就是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学的地球物理专业。他爱人陈非比现在地震出版社,也五十七八岁了吧。他们夫妻都是业务尖子,相当有才干。科大的高材生确实是高人一筹啊!
刘占武感叹,贾云年要是活着,应该是了不起的专家了。
那是大地震即将发生的晚上,因为天太热,有人说连夜走,有人说第二天走,最后还是决定第二天走。
一念之差,六个人全部遇难。
……
苏英俊的儿子后来到唐山,把苏英俊火化了,儿子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回家了。司机呢,当时他家人开车来把尸体运走了。贾云年、周士玖、黄钟和王素吉4个人,埋葬在后于家店小树林里了。跟他们埋在一起的,还有石蕴璇,以及付长河全家。
每年的清明节刘占武都去上坟。
唐山大地震中,刘占武的胳膊被砸断,胸椎八、九、十节砸坏了,险些沦为截瘫。那段经历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扎在了这位地震专家的心坎上,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拔下来。将近三十年了,刘占武先生已步入老年,回忆那一幕还是泪光闪闪。
我爱人把我运到了飞机场。飞机场到处都是伤员和死尸,也分不清哪个是死的,哪个是活的。那三天,夜里下雨白天曝晒,活人死人一块遭罪。后来来了医疗队,我爱人就把我架了过去。大夫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脱口说出了工作单位。人们叫着喊着就围上来了,也有捋胳膊卷袖子的要动手。
地震咋不砸死你!
大夫,不给他治!
不给治,疼死他拉倒!
我望着父老乡亲们,哭了。
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我爱人急哭了,拼命地叫,我是医务工作者,母亲死于癌症,我也是没办法呀!地震和癌症一样,人类认识不了啊。他作为地震工作者不想立功吗?一个军人也跟着劝,谁都有良心,谁愿意唐山死那么多人!
刘占武伤势很重,8月初被抬上了火车。唐山至古冶(约25公里)这段铁路正在抢修,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他转到了本溪钢铁公司医院。
我跟谁都不说话,闭着眼睛冥思苦想。这么一个大地震,这么多临震异常,怎么连个5级的概念都提不出来呢?再不行,提个4级也是一个交待啊!怎么就一点招呼都没打,总觉着对不起唐山人民,有一种犯罪感似的!
就这样想。
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异常,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短临预报,田金武和马希融的大震概念,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也不少,怎么就没让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呢?
我应该建议他们,可是我没有。
我恨我自己!
这种痛苦持续了好多年。
家里人偶然提起地震,我也不吱声。
……
刘占武10月8日回来了,唐山人民正在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他到飞机场参加了地震工作队。地震工作者只能监测余震了,不能让唐山人民再遭到伤害。他们通过无线电台收集各县资料,组织会商。还在飞机场设了一个地震台,地震记录仪记录余震。一天睡不了三四个钟头。春节也不回家。
家就不要了。
一直坚持到1977年5月份。
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地震界一层一层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专家们都相当重视唐山了。不知为什么,朴实、忠诚、豪放中又有点倔强的唐山人并不买账。
刘占武作为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台长,他思考了将近三十年,这位地震专家认为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呢?
显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刘占武先生大口大口地吸烟。唐山大地震像山一样沉重,压得中国地震界喘不上气来。将近三十年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结束。有人极力掩饰漏报真相,企盼时间像黄沙一样慢慢地抚平一切。也有人极力想把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相信终究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两种人都有一套堂而皇之的理由,当然还有各自的方法和策略。
其实,唐山地震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悲剧的本身似乎已经不很重要,唐山人该承受的都已经承受了。重要的是摒弃偏见,从整个预报过程的各个环节中真正汲取经验和教训,尽最大可能地避免唐山大地震悲剧重演!
刘占武:我估计,1976年7月25号以后,各种宏观异常(如井水、动物)就开始出现了,到了7月27日晚上应该是最密集的时候。大震后,我查了查电话记录本却没有记载。我不知道唐山地区地震办和唐山市地震办有无记载,我们监测中心台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信息。
震后曾经搞过调查,宏观异常都调查出来了。井水升降冒泡翻花,狗咬主人猪不进圈……相当的丰富。
大地震之前出现了大量的宏观现象是肯定的。
但是为什么报不上来?这就是说我们宣传的力度不够,老百姓对地震前兆现象认识不够。
在地震预测科学还不过关的情况下,宏观异常必须要抓住!而要发现大量的宏观异常,仅仅依靠地震工作者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另外,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掌握一些异常,我们中心台也掌握一些异常,非常遗憾的是两家没有沟通情况。如果及时沟通,搞一个联合会商,我估计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异常现象和预报意见已经比较丰富了。联合会商起码能引起地震工作者的警觉,提出一个震情情况,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事太遗憾了!
再一个原因呢……
刘占武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烟,眉心的川字纹骤然深了许多。他显然有些顾虑,也许在斟酌怎么说才合适。我的录音机沙沙地转动,忠实地记录着历史。他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抬起了饱经风霜的脸。
刘占武:可叹的是,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重视程度不够,没有组织专业工作者下去捕捉临震。起码当时这个概念不明确,也没有组织召开大的会商会,召开的行政会议却比较多。
唐山地震以后我常常想,国家地震局要是重视,上边会商下边也会商,逐级沟通地震异常情况,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很可能的!
张庆洲:青龙县也就是打了个招呼。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没人给唐山一个说法,勉强说得过去的说法也没有。24万多人就稀里糊涂地走了,唐山百姓问一声为啥,这不能说过分吧。
刘占武:我就说这个!你光说科学水平太低,对地震认识不了,这么三言两语地说说,说不过去啊!唐山大震前已经出现了那么多临震异常现象,我们竟然一声招呼也没打。古今中外的地震史上没有先例,24万人一次性地死亡。24万具尸体是多少?堆成山!
……
一直到退休以后,我还会关心地震事业。我们有好多老同志退休了还到单位去,不给返聘费也去。邯郸中心台的老专家吕梦麟是老科学工作者了,尽管他早就退休了,一到礼拜三就到中心台去。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退下来以后,也总去唐山市地震局。
我有生之年是不敢忘记地震预报了!
1967年,地震地质科学家聚焦唐山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楚辞•离骚》
中华民族需要勇于探索与献身,甘于寂寞又淡泊名利的优秀儿女。黄相宁便很优秀。
黄相宁的办公室很简陋。办公桌上堆放着杂乱无序的资料。台式风扇很旧了,孤零零地蹲在一个角落,不厌其烦地为主人扇着热风,嗡嗡声中夹杂着哐当哐当的声响。水泥地面满是大大小小的坑。
从黄相宁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心灵深处有一种长久的压抑。他退休了,头发已经花白,但那双略带血丝的苍老的眼睛,分明还闪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坚毅。
我们的谈话没有离开唐山,以及唐山地震带给他的那份无奈。
黄相宁说,我们从1967年开始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一句话,时光倒流了33年!
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
多事的1976年。
一艘载着10亿人口的共和国之船。舵手毛泽东病入膏肓。“四人帮”在甲板上上蹿下跳。一大批老帅悲愤难平。政治的迷雾笼罩着整个中国。
历史上多少大悲剧往往是天灾人祸搅成的一团难解之谜。
唐山大地震以20世纪最惨烈的自然灾害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国内外新闻媒体曾予以充分报道。其中李先念等六位中央领导接见开滦矿务局李玉林的报道,尤其令世人瞩目。
然而,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重要接见,新闻媒体至今未予以报道。
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和吴德曾于1976年7月28日,召见了国家地震局的三位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人物:刘英勇、梅世蓉和黄相宁。昔年的首长有的已经解甲归田,有的已经告别人世。被召见人在人世的仅存两位:梅世蓉和黄相宁。这次召见的意义并不在于哪些高层领导人出面,而在于国家地震局如何就唐山大地震漏报经过作出解释。毛泽东主席在病中,华国锋、江青等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天”了。
黄相宁先生思维敏捷,富有条理,将近三十年了,那一段历史几乎能倒背如流。刻骨铭心的事是无法忘记的。它会在记忆中反复出现,年年月月夯实着记忆。
七•二八清晨,唐山还在呻吟还在流血的时候,国家地震局在北京三里河国家科委大楼紧急召开了在京单位震情会商会。在大楼频频晃动的情况下,黄相宁向与会者汇报了曾经上报国家地震局的文字预报意见。
新华社记者当即对此发了内参。
7月28日夜里10点半左右,领导派车送黄相宁回家。从地震地质大队分析预报室驻地到德胜门外北郊西三旗。
刚到交道口东大街,便看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张士英守候在街上,他十分焦急地对黄相宁说,快!带上你的预报意见赶快跟我走,华国锋总理召见你。刘(英勇)局长和梅世蓉已经去了。他们坐上国家地震局的小轿车。
在车上张士英说,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把你上午在会商会上讲的内容报上去了。华总理让你谈这个。
11点半左右轿车开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外。黄相宁立即下车进入会堂,一名军人问明他的身份,立即带他到台湾厅。
黄相宁看见刘局长和梅世蓉副主任正在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和吴德。
黄相宁坐在指给他的座位上。
这时,梅世蓉的汇报已近尾声。她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梅世蓉汇报完以后,华国锋说,黄相宁同志请你来讲讲,你们当时是怎么预报的?
黄相宁听见梅世蓉副主任那样说,就觉着相当的为难,可他面对的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看到了内参,他不能不说实话。
黄相宁说,唐山大震前,地应力出现了明显的前兆异常,据此结合地震地质条件,我们提出了1976年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在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京津唐地区的宝坻—宁河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将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预报意见。
随即,黄相宁起立把上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和分析预报室的地震预测报告的文字意见,还有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放在桌上展开。华国锋等人也来到桌前。
黄相宁指着预测报告的文字,一字一句地念预报地震的三要素和主要预测依据,边念边解释主要的地应力曲线异常和异常主应力方向,震前交汇出来的宝坻经唐山到乐亭的三角形地震危险区域。
最后黄相宁说,我们在唐山震前虽然做了预报,但报的震级太低,没有达到保卫四大(大城市、大水库、大厂矿、交通枢纽)的目的,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这样大的损害,我们这些地震预报工作者心里十分内疚,万分难过!
华国锋说:“这次唐山地震,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损害。震后我们立即派出了解放军、医疗队奔赴唐山抗震救灾。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地震战线的同志们要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对付地下之敌,要决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召见结束,是7月29日凌晨两点多钟。
电风扇嗡嗡地转着。黄相宁和我相视无言。他老了,白发已悄然爬上了双鬓。黄相宁缓缓地说,你看看这张照片。写字台玻璃板左上角压着一张四寸黑白照片。照片是航拍的,唐山市大毁灭后的鸟瞰全景。也许是年代久远,也许是主人当初的泪痕,有些已经模糊了。望着照片上一片连着一片的废墟,我心底猛地打了个寒战。
黄相宁站了起来,这是唐山地震的惨景!我要让自己永远也忘不了!我从来不宣传唐山地震前我们作出了短临预报,因为觉得心里对唐山人民有愧。我是研究唐山地震地质工作最早的人之一,从1967年就开始做工作,李四光让我们抓住这个地震,将近10年哪,最后还是没有抓住,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我内心真的很难过,一说起这段,我就特别难过啊。
黄相宁哭了。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眼泪,是一个男人的眼泪,也是一个老人的眼泪。
他哭得很伤心,断断续续地说,我没在人前哭过,但在家里哭过好多次,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唐山人民。
黄相宁涕泪俱下,我无法劝慰这位优秀的地震科学家。我记起地震中超过24万无辜死去的遇难者,也低下了头。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黄老师,你尽力了;黄老师,你尽力了。
黄相宁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在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之前,曾经发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临预报。严格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的要求,黄相宁报的震级还偏低,地点还未精确到唐山市,只是时间大致不差。但是,难得可贵的是书面地震预报,白纸黑字无法更改,有据可查!
李四光的预言
地质力学泰斗李四光曾经预言:
天津—北京,清楚地有一个北西向的断裂带。北京西山到西北旺一带,可能是一个由剪切力形成的北北西向的羽状断裂。即使京津不发生地震,是在京津以外的地方发生地震,它的影响是很远的,也有可能影响到京津。
滦县—迁安,可能东西向构造带的活动更重要一些。东西构造带很深,范围很大,很强烈,发生震群的话,可能延续的时间长,释放的能量也比较大。这里,地震沿构造向南延展的可能性小,而向东西则可能大些。因此,我们应向滦县、迁安这个东西构造带地区做些观测(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资料室文件(00148号),令我震惊!唐山大地震前9年,地震地质科学家就已经把注意力聚焦在唐山这块土地上。李四光于1971年4月29日逝世。5年后,唐山大地震爆发。他的预言和地震地质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却鲜为人知。这段历史,不应该随着那场大毁灭而销声匿迹。现录于后。
滦县地区地震地质工作年终报告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
革命委员会(章)
1967年
正文摘录:
为保卫京津地区,搞好地震预报,我队于今年5月接受了国家任务,在滦县地区开展地震地质工作。
工作范围:东经118°—119°北纬38.4°—40.1°。面积约4500平方公里。(笔者注:唐山位于东经118.2°,北纬39.6°)
主要任务有二:
一、查明滦县大震的地质构造背景;
二、查清沧州大断裂的北东延伸。
要求在1967年底提交年度报告和选出有关的观测台站站址。
……
报告第一页右侧是缩印1∶3000000的位置图。图中标注的地名:塘沽、唐山、滦县、迁安、青龙……9年后的唐山地震灾区赫然入目!
黄相宁:我们作出唐山地震预报不是偶然的。最早认识这个区域危险性的是李四光。地震地质调查从1967年开始至1970年结束。唐山、滦县、迁安和迁西地区的山头,我们爬遍了!详细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地震预报!
我们在唐山陡河、滦县和昌黎建立了三个地应力观测站。在凤凰山、马铺营、滦县、李官营等地建立了十几个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
1970年,在唐山危险区布置完毕,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监测。李四光的助手、地震地质大队总工程师陈庆宣(现为中科院院士)亲自到现场验收。
张庆洲:您能用通俗的语言,形象地解释一下地震地质和地应力,以及你们布置这些监测手段的作用吗?
黄相宁:李四光提出的地震预报途径是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地震地质是什么呢?
地壳里有很多断裂,它好像一所房子也有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最受力的地方最容易发生地震。李四光的学说是地下的力积累超过了岩石的弹性极限,然后破裂产生震动。测量这个力的变化过程就可以预报地震。地下的力,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它与地质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就做地震地质工作。地震地质调查的目的在于,在地壳的空间寻找危险的部位。
而地应力呢,在地震地质调查之后就布置观测网,测量地下力的变化,从而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
这就是李四光的思路和技术途径。
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的。
张庆洲:你们在唐山危险区建立了地应力观测站和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黄相宁:地震地质大队有一个测量队,每年进行四次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断层活动反映地应力的情况很直观也很说明问题。遗憾的是,李四光去世以后,我们的工作便开始走下坡路。1975年,唐山地震危险区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就停止了。
张庆洲:距唐山大地震仅1年!
黄相宁:非常可惜。我们积累5年资料了,如果不停止,凤凰山那里不变几厘米才怪呢!
张庆洲:为什么停止了?
黄相宁:不给经费了。
在地震局来讲,跨断层这个手段比地应力要确认一些。为什么呢?仪器是世界上通用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平时变化很小,地震之前地壳会出现很明显的变动。这种手段是累计测量,测量后得出数据,连续起来就可以看出趋势了。停止测量了,缺了1年的数据,就无法连续了。而缺少的正是关键的1年!
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李四光的布署下完成的。他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早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他当时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
李四光逝世前9天,我们去向他汇报工作。医生让我们说话一定要少一点。他当时血压不稳,走路都晃晃悠悠的了。这个科学家责任心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在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李四光的学说和他所做的工作,应该在唐山大地震上有所反映。
唐山地区的危险性最早是李四光提出来的。我们在他的指导下才建了地应力观测站,才对唐山大地震有所预报。
唐山地震中期预报
1975年12月,地震地质大队上报给国家地震局《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称:
华北地区
1976年(尤其可能在第一季度),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主要依据:
1.辽宁省沈阳、锦州,河北省昌黎、三河、怀来、蔚县、尧山,北京市镇罗营、昌平、下苇店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大都从1975年2月到11月构成280余天的正负趋势异常。据华北地区和沈阳台站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计算为7.3级和7.4级(误差正负半级左右)。
……
上述各台站异常主应力方向,主要交汇在乐亭—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而且异常主应力值也以昌黎、安邱等地为高。
2.沈阳台站1975年3—10月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的分布都显示出了大震前的特征。
3.河北省昌黎台站出现了类似海城地震前的地应力趋势跳动异常。
4.目前,断层位移测量存在较大异常的点有河北省夏垫、香河,北京市马坊、范庄子等。马坊自1975年3月以来,东面的较大断裂上盘表现为趋势上升,幅度达6毫米。
……
西南地区:
1976年(可能在上半年),于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
主要依据:
1.甘肃省武都,四川省汶川、沪定,云南省建水、下关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从1974年12月至1975年11月构成340天左右的地应力趋势异常。根据西南地区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计算为7.5级(误差约正负半级)。
……
2.汶川台站1975年4月至现在,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分布散乱,其分布函数的性质与大震前一致。
3.下关台站自1975年6月以来,出现了地应力跳动异常。
4.四川北部松潘断层位移测量结果,从1975年4月至11月,该南北向断层的东盘相对西盘上升了4.2毫米。
……
黄相宁执笔的《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无疑是一份出色的中期地震预报。我想指出的是:
1.“乐亭—敖汉旗—锦州”,已经把唐山地区圈进了危险三角区,并明确指出:“可能要发生大于6级地震。”
2.文中反复出现的昌黎、乐亭,均在唐山地区范围内。
3. “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则准确预报了1976年8月16日和8月23日松潘7.2级大地震。松潘距南坪约90公里。
4.这份正式呈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文件,距唐山大地震仅6个多月。
唐山地震临震预报
我双手捧着一本很老旧的资料,真的掂出了它的沉重!从唐山大地震爆发的那一刻起,成千上万的唐山人在思索:这么大的地震,地震局真的没发现一点迹象吗?
这个疑团缠绕在唐山人的心间。
我凝望着封面,字迹有些模糊了。
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终于翻出了那一页沉重的记录。这是一份至今未见天日的极其珍贵的史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序号:7608
发布时间:1976年7月14日
发预报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预报地点及范围: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最可能在中南部海域)。
预报震级:MS 5.0左右。
可能发生时间地点:1976年7月20日左右;1976年8月5日左右。
预报理由:西拨子、下苇店、昌平等站地应力跳动异常,分别于7月初、7月10日结束,一般结束后半个月内发震。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黄相宁将一张图纸放在写字台上。
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
黄相宁缓缓的声音:地应力的长处在于可以计算方向,这个方向可以交汇出危险区域。这就是我们呈报的危险区域图。你看!他指了指危险区域图,唐山两个字蓦地闯入我的视野。
过了许久,我们的对话才重新开始。
张庆洲:临震预报意见和危险区域图呈报给哪个部门了?
黄相宁:临震预报意见是复写的,一式两份。一份呈报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份存底。另外专门写了一份地震预测报告,连同地应力危险区域图报给地震局局长了。
张庆洲:你们年初报的是“大于6级地震”,临震预报为什么降到了“5级左右”了呢?
黄相宁:1976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我们认为地应力释放了一部分,所以临震预报就从年初的6级降到了5级。这个判断有些失误,应该是它的释放并不影响主体。
另外呢,海城地震以后,华国锋提出在京津唐张地区震前24小时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规定,谁报这个地区≥5级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就把该意见报送国务院。所以当时的京津唐张地区很少见≥5级地震的临震预报。
5级以上是破坏性地震,一般情况下谁敢报5级?这意味着要对国务院直接负责。
地应力短临预报水平揭秘
唐山大地震留给我们的疑问太多。读者已经从本调查中了解到,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专家都曾发出过临震警告!但最终却以超过24万人的生命为代价,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悲剧。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使唐山大悲剧不再重演,这就不得不涉及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们的临震预报水平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国内外都知道,中国曾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的海城地震,那么海城地震之前呢,还有没有成功的临震预报?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分析预报室短临预报组,有一份沉默至今的历史资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地震预报登记卡片
一九七一年
编号:019
———————————————————————
发布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发布时间:1971年6月3日20时
预报内容:时间:1971.6.4 — 6.12
地点:① 昔阳、长治、平遥、临汾连线范围。
② 渤海地区(包括辽宁、长海)
③ 丰南、昌黎、建昌、连线范围值得注意。 (供考虑)
震级:① 5级左右或3.5 — 4级震群。
② 4级左右。
向何处发报:中央地震办
地震情况及预报效果:6月5日 和顺4.8、5.2正确
1971年6月5日,距昔阳仅30公里的和顺发生4.8和5.2级地震。
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成功预报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的正式书面短临预报!
1971—1981年,11年间,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向国家地震局以书面形式正式预报了4.75级(破坏性地震最低限)以上破坏性地震短临预报意见175次。
联合国全球计划(UNGP-IPASD)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该评定标准以100分计,统计资料笔者略),成功率为33.1%
我相信这是一个令国际地震界为之兴奋的百分比。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所取得的成就,175次短临预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碰出来的,是人类不断征服自己、攻克地震预测预报难关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医疗技术设备的更新日新月异,并能迅速普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而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预报地震的技术设备却不能普及。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毁灭了并且仍在继续毁灭着我们的亲人和家园。
这是人类的悲哀!
与地震科学家对话
黄相宁性格内向。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崎岖小路。他把青春和力量、智慧和勇气,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然而,他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就像预报了唐山大地震一样,上苍恩赐他的并不是好运。他在逆境中苦苦地求索。
他步入60岁的那一年,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决定对地震地质—地应力予以赞助,并付诸了实施。
张庆洲:您从事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已经坚持到了今天,但是联合国的评审为什么截止到1981年?
黄相宁: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年吧,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就是说,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全国原来有一百多个地应力观测站,1981年以后,就剩十几个了。
张庆洲:联合国怎么知道你这个地应力的?地震监测手段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资助地应力?
黄相宁:1995年10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发展支持与管理服务署的官员科尔女士获悉,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因防震组织出色,结果无一人直接死于地震,科尔女士在半信半疑中亲赴青龙调查,最终确信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但究竟是哪里发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调查来调查去一直调查到我这里。联合国的官员们对地应力产生了兴趣,但又极注重实际效果。他们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以后,认为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可行的,就决定予以赞助。
张庆洲:您对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的信心如何?
黄相宁:我原想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整理出来,写成文字留给后人。现在有了联合国的资助,我就要继续实施。用事实证明李四光的思路是正确的,地震地质—地应力是预报地震的可行途径。
我相信最终会被世人所理解,所以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张庆洲:唐山地震悲剧有可能不再重演吗?
黄相宁:从地震预报整体水平来看,把唐山地震报得非常准确,我觉得有困难。但是能不能避免一部分伤害呢?我觉得应该做到,青龙就做到了。
唐山地震能否不再重演,从唐山的悲剧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不仅仅是地震科学家的事。
张庆洲:您对唐山地震前的群测群防预测水平怎么评价?
黄相宁: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认识了许多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
张建华和姜义仓就做了一件地震科学上的大事。这就是,一个大地震的震中区在地震前的地应力反应是什么样的?在世界上,中国人第一个取得了这样珍贵的资料。陡河地震台和赵各庄矿地震台都在震中区,都是自动记录结果,而且数据很一致。你想一想,谁知道有个7.8级的地震在这个地方发生?而且事先把地应力台建到震中区去了。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
唐山地震以后,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是非常高明的,我们这些专家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们。比如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就把预报意见给我了,报得非常好,现在还在我这里珍藏着。
他们的预报意见比有些专家要强得多!
张庆洲:你们这一代都老了,你认为地震预报前景如何?
黄相宁:地震预报需要丰富的经验。除了理论知识之外,实践经验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从邢台地震以后经历了两个地震高潮活动期,已经积累了上百个地震实例。
如果我们这一代走了,巨大的地震预报财富或许也跟着走了。即使我们写了书,下一代用起来也很难,不带是不行的。我就一个学生也没有,带学生需要经费啊!
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负责人说,你在国际上带学生吧?
我说只要有人愿意搞地震预报,我就愿意培养。
黄相宁的叙述很艰难,时有难言之隐。我的写作也很艰难,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省略。读者阅读时也许也很艰难,文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明白”。
黄相宁们痴心不改,在地震预报科学的崎岖小路上艰难地攀登,不断地改进、完善预报方法和仪器。唐山大地震以后,华北平静了12年之久,在1988年他们成功地年度预测出1989年10月18日山西大同6.1级地震。这以后进入了90年代,他们向国家地震局又多次基本准确地进行了年度和短临预报。
黄相宁副研究员简历:
黄相宁,曾用名黄小咸,汉族。
1937年3月18日生于四川重庆。
1959年7月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同年分配到地质部,从事石油地质普查、勘探与综合研究。
1966年6月调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从事地震科研工作。
现任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顾问。在中国协调办公室领导支持下,在菲律宾建立了10个压磁地应力台站。
旱地的龙不再年轻,依然做着年轻的梦
他是一个地震科学家。他的旱震关系研究成果在中国地震界独树一帜,在国际地震气象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他又是一个文人。他的古体诗不仅有味道,格律也很有点讲究。他出任《中国地震报》和《中国减灾报》常务副总编辑期间,亲自撰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大量新闻稿件。
地震科学家在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评审委员会上竟然也通过了高级编辑的任职资格。高级编辑,也许有人奋斗一生才能得到。在他来说太容易了,搂草打兔子顺手的事。
他个头不高,肤色略黑,粗壮敦实,一头乱发像狮子一样,眼睛不大,但闪烁着一种睿智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那种盛气凌人,在他的眼角眉梢看不出来。确切地说,他有时还挺粗鲁,熊掌一样厚实的手比比画画,说到激动处会站起来,还骂人:“这个王八蛋!”。
那椎心泣血的回忆,令我国这位“天地生态综合研究和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坐立不安。他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右手时常在空中划一个弧,像狮子一样吼叫。吼一阵坐下,犹如一头逮不着猎物的狮子,鼻孔里喘一会,再接着吼。
我们北京市地震队,也会商了也告急了,该做的都做了!大震发生以后,刘英勇(国家地震局局长)跟我讲得很清楚:中期预报有国务院69号文件,你用旱震关系预报了7级大地震,我不能听你的。短临预报,你们1976年7月14日有个震情告急简报我看到了,但我不能听你北京队的,我后悔呀,我没办法!耿庆国吼了几嗓子,站起来了。你要知道,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我们过不了那道关!
我愕然,天塌地陷哪,别的办法呢?
耿庆国一愣,别的办法?当时只能捅给华国锋或是捅给谁。可是没有渠道,真的没有渠道。我们叫天天不应啊!
唐山地震中期预报追根
公历:1972年7月25日,星期二。
农历:壬子年六月十五日,距立秋仅13天。
31岁的耿庆国在去平谷马坊地震台的路上,被炎炎烈日蒸烤得口渴难忍,便向路边的一老农买西瓜吃。正大口吃着,听老农仰天长叹:
“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农历),今天都六月十五了,还没见一场透雨。大旱是旱定喽!”
年轻的地震工作者陡然一惊:1965年华北大旱,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河北邢台先后发生6.8级和7.2级地震。1969年云南大旱,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7级地震。在他考察上述地震灾区时,灾民们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
大旱之后果真会出现大震吗?
这里是平谷,距北京仅一箭之遥,真要发生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那天吃西瓜是否吐了西瓜子,他不知道了,心中只有一个迫切的课题:研究孕震过程中的气象效应。
通宵达旦的研究。大量的史料堆积得像小山一样。
他在系统查阅整理全国各地震区降水量资料的基础上,列出了近百年来中国6.0级以上大地震的旱震震例229例。
从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十六年)至公元1971年,在这2202年间,华北及渤海地区共发生6.0级以上大地震69次,其中除1337年9月8日河北怀来6.5级地震,震前二年大饥,灾因不详及1368年7月8日山西徐沟6级地震,震前一年大风雹外,67次地震都是旱震震例。其中,震前一年大旱者为27次,震前二年大旱者为15次,震前三年大旱者为16次,震前三年半大旱者为9次。总之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大旱为67次,占地震总次数的97.1%。
他在研究孕震过程中的气象效应时发现:
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1972年11月,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在临汾召开。耿庆国的旱震关系报告,令与会者震惊。
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旱区面积达113.4万平方公里,在大旱后一至三年半时间,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将发生7.5级以上大地震。若在旱后第三年发震,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震级会这么大吗?华北这么重要的地区!
大多数人接受不了。你耿庆国是中国科技大学地震专业科班出身,你的同行也不是卖西瓜的老农,他们的反驳意见绝不是凭空捏造!他们极力说服耿庆国把震级降下来,别报那么大,也不要圈得那么死,就是河北、辽宁、山西和内蒙古这个范围内,而且首当其冲的是京津唐这个地区。
耿庆国不。
主持会议的郭增建教授劝道:你报得震级太大了,哪里会有7级以上?耿庆国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可是郭教授毕竟是自己敬重的科学家!耿庆国的诗词派上了用场,赶快写了一首七绝呈送教授:
感事赠郭增建诗一首
观点无须再阐明,顾全大体但求同。
独排众议须借胆,实践强于雄辩功。
1972年11月30日
不辩论了。耿庆国想,咱们看实践吧,看有没有7级大地震。
年轻人立下字据了。
年轻气盛!你一个人充其量算是一个极少数,干什么还留了一纸字据?如果日后不震,你如何在中国地震界抬头?岂不留下了千秋话柄?你也许无所谓,才31岁嘛。你的恩师——享誉海内外的傅承义教授那张脸搁哪合适。
1973年,华北及渤海地区陆续出现了解放后历年同期罕见的暖冬冷春、旱涝交替、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一直到1974年5月份,华北及渤海地区大旱区面积又在缓缓收缩,表明华北北部强震孕育过程中的中期气象异常仍在继续存在、发展和变化,并正在逐渐向中短期异常阶段过渡。
1974年5月31日,北京市西颐宾馆北馆五单元诞生了一份中国地震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极其重要的报告:《关于对我国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特大干旱提出的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的基础依据和分析结论》。报告明确提出:
1972年大旱后的一至三年或稍长时间内(即1973至1976年),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可能会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
若在1975年以后发生地震,则震级可达7.5—8级左右。
1972年华北及渤海大旱区的特旱带为:辽南的锦州—岫岩一带、河北唐山地区以及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邢台—太原—忻县一带。
对上述特旱带及其附近地区(1973—1976年)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必须认真重视。
……
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的“地震工作要以预报为主”的方针。在对未来震情判断(尤其是对可能发生地震的震级预报方面)有争议的地区,为了正确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我郑重建议:不妨以最坏的情况,即可能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考虑部署地震预防工作,这样做于人民的事业是有利的。
鉴于大面积旱区一般都是旱后可能发生强烈地震的波及区和有感区,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对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
请有关方面切实加强京津唐张地区和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的防震抗震和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测报工作,特别要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和沈阳的震级在7级以上,甚至7.5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几百天之内强震就有到来的可能!!!
耿庆国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报告还附了表二表三,表中分别列出了自1954年和1957年大量的数据及历年的平均值。
表二(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特旱带之一)
辽宁南部的锦州—岫岩一带
表三(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特旱带之二)
河北北部的唐山地区
北京市地震办公室主任傅瑞峰掂出了这份报告的分量,全力支持耿庆国。
1974年6月4日上午,白介夫(时任北京科技局党委书记)专门听取耿庆国的汇报。
白介夫指示:马上向胡克实(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汇报。
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在百忙之中召见了耿庆国。
1974年6月7日至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形成了以中科院名义呈报国务院的《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摘要如下:
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古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
其主要依据是:
……
还有一些同志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7至8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5.5级地震。
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接受江苏溧阳和云南昭通连续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教训,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
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地震测量队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推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达了国发(1974年)69号文件,向有关七省市批转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并提出了对地震工作的指导方针。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因此而引起群众恐慌和思想波动,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更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此造谣惑众,进行破坏活动。
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女士在《周总理和我的父亲周荣鑫》一文中写道:
我父亲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周总理特别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地震预报,既不能漏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又不能乱报,惊扰群众影响生产。
父亲遵照总理的指示,一直非常警惕地关心地震动向。当时有部分权威学者认为,辽南50年内无大震。但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等人通过对华北地区旱情的分析,结合辽宁的前震预兆,提出辽南的金、辽、海、盖地区近期有7级地震的说法。我父亲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各种不同观点,果断地签发给国务院的书面报告,预报辽南一两年内有6级以上地震。并通知当地认真做好防震准备。
在他调离中国科学院之前,作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我父亲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向国务院签发了最后一份报告。向中央汇报,第一种意见认为,京津唐张地区一两年内可能有6级以上地震,报告中同时汇报了其他同志关于地震趋势所持的不同意见和相反意见。李先念伯伯签发批转了这份报告,要求有关省市和部门注意。
密切关注京津唐张震区的周荣鑫同志于1976年4月12日在批斗会场被迫害致死,年仅59岁!
距唐山大地震仅三个月零十六天。
国务院69号文件是一个伟大的预言,以8个月后辽宁海城地震为起点,一次又一次的地震验证了其中期预报的准确性。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海城7.3级。
1976年4月6日0时54分,内蒙古和林格尔6.2级。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唐山7.8级。
1976年7月28日7时17分,天津宁河6.2级。
1976年7月28日18时45分,河北滦县7.1级。
我的思考:
1.地震预报是大自然强加给人类的一道世界性难题。它不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可以由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从容地去解,解不出来也不会造成大悲剧。地震中短期预报则不然,随着大地震各种异常的出现,它逼迫地震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必须做出抉择:向公众报还是不报?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因为这种抉择太残酷了。如果发布了地震预报,而地震没有发生,它给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不发布地震预报,地震发生了,又会引起公众愤怒,科学家与政府官员相互扯皮的同时,最终往往把责任推向大自然。
2.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周荣鑫、胡克实和白介夫等政府要员,以勇于承担风险的伟大胸怀,仅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就果断地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69号文件。这是我所知道的中国政府下发的第一个地震预测预防的正式文件。其他各国和地区有无先例,笔者无从考证。
3.第69号文件的语言尽管有当时的政治痕迹,但它的减灾防灾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不可估量的普遍指导意义。唐山地震二十多年后,我采访联合国UNGP-IPASD官员时发现,联合国的防灾减灾思想与二十多年前69号文件的思想竟是那么相似!
海城辉煌了,唐山呢
1975年3月13日,日本《东京新闻》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