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到9月的诺门罕战役，或称哈拉哈河战役，诺门坎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及苏联在远东地区发生的一场战役。
今天看来这场战争也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苏日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而是代表蒙古國和伪满洲国在中蒙边境地区交战。诺门罕战役日军惨败，放弃了“北进”而选择“南进”，从而有了偷袭珍珠港、日本法西斯完全覆灭。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我的姥爷参加了这次战役，时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上校团长，给日本人打仗。而且在这场败局里替日本人打胜了一仗。
维基百科的《诺门罕战役》有详细记载，在“参战序列”栏目下能查到。1988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史料著作《诺门罕战争》，更加详细描述了我姥爷打的这一仗。
我跟姥爷一点也不熟。妈妈参军离家，离开了那个“反动官僚”家庭，从东北转战最后到内蒙古西部转业，等到1960年父母带我回东北探亲，我才第一次见到姥爷。
姥爷身材高大魁梧，从小习武的结果，腰杆永远笔直，永远端坐，长方脸浓眉高鼻，上唇有浓密的一字胡，七八十岁时须发皆白，连长长的眉毛都是雪白的，但是面色红润极少皱纹，感觉就像关公（就差下巴几缕长胡须）。
姥爷威严的形象让我又陌生又害怕，我都不记得单独跟他怎么交往过。妈妈也怕姥爷，她烟瘾很大，碰见姥爷就赶紧把烟藏起来。后来姥爷说，你也老了，抽烟这事情我不会管你了。
我在姥爷床边看见过一本厚厚的紫色硬皮的大部头，《资本论》。肃然起敬。
姥爷晚饭会喝一盅白酒，是那种3钱3的白瓷酒盅。先是中指沾一点，向上弹出：敬天，然后才是自己享用。
姥爷80岁的时候二舅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说要一辆自行车，要女式坤车没有大梁的那种，方便上下。全家捂嘴偷笑。我见过他骑着新买的坤车的样子，绛紫色的车小巧灵便，骑车的老人高大壮硕，慢慢悠悠在大街上，有点滑稽。
人生的最后几年，姥爷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人也糊涂了，全靠姥姥伺候。妈妈去探望时，就是不停地给他洗。洗身体，洗床单。
姥爷去世时，我在瑞典，回国才知道。
姥爷去世十来年后，一次跟大舅的小儿子、我的小表哥聊天，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姥爷。表哥说，他下乡在呼伦贝尔草原陈巴尔虎旗，偶遇几个伪满时期的老兵，听说他是“金团长”的孙子，立刻奉为上宾。还感慨地讲了不少姥爷的旧事。
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将领苏炳文奋起抗战。1932年3月31日，在海拉尔通电就任黑龙江自卫军总司令，1932年10月1日，正式宣布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通电中外，在嫩江西岸坚守阵地，誓死抗日。日伪部队屡次进犯，均被击退。1932年11月中旬，苏炳文的部队在北大荒转战于冰天雪地之中，孤军奋战，终至弹尽粮绝，迫不得已，于1932年12月4日夜，苏炳文率领军民由满洲里退入苏联境内。
当时姥爷任满洲里边防守卫，苏炳文派人商榷由满洲里撤退到苏联，希望姥爷开关放行。姥爷当下拒绝，说守卫边关是我的责任，我不能随便放人。谈判代表失望而归时，姥爷又派人悄悄告知，自己的团明夜（今夜？忘了）要换防，中间有几个小时空档没人管。就这样，苏炳文率4千多军民通过满洲里退到苏联境内。此事算是功劳一件，日本战败投降后，姥爷因此减轻一些刑罚。
第二件事：日本战败后。姥爷率部投降，一行上百人被数名苏军押解送往俘虏营。因为走错路耽搁，断粮断水，途中经过沙漠，又热又渴饥饿难耐。姥爷对押解的苏军说，把枪给我，咱们打点野物吧。苏军警惕，不肯给枪。姥爷说，我们不想打仗了才投降的，要是反抗，你们这么几个人怎么能防得住？
苏军士兵将信将疑，把枪给了姥爷，姥爷走上沙岗瞭望，不多时举枪，一只狍子应声倒下，苏军士兵高兴了，竖起大拇指：要求多打几只，姥爷放下枪拒绝：就一只。
第三件事：六十年代初海拉尔郊区两个村子的达斡尔族为了粮食起了内讧，在公社的院子里对峙。达斡尔族生性彪悍，真动起手来可能会出人命。形势紧张，政府来劝解根本没人听他们的。无奈，他们进城请来姥爷，期望借姥爷的威望缓和局面。姥爷走进大院，还没有说话，双方就放下了手中的棍棒铁器。
听表哥讲姥爷，就好像讲一个传奇英雄，我后悔他生前没有能听到这些故事。表哥说，姥爷自己是不会说的。若不是那些老兵讲，他也不知道。
我们约定，下次见面把他知道的姥爷都讲给我听。
世事难料。一年后，表哥去威海探望女儿，夏日的傍晚横穿马路去对面的理发店时，被威海当地检察院的一个女检察官开车撞飞，不治而亡。从此再也没有人给我讲姥爷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