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上学期结束，还有一年半，就要读中学了。母亲担心我在乡下撒开了野，收不了心，不适应城市生活，下令我必须回上海了。还说：那才是你的家。
童年时代无意中交替在农村和城市生活，使我的一生获益良多。对城市孩子来说，我了解农村；对农村孩子来说，我知道一点城市。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偶尔擦撞出一星半点火花，也许就成了你生存竞争中的优势。
我和一位在巴黎的作家朋友，曾聊起这个话题。他说，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许多领域都表现出色。他们在诺贝尔奖中的获奖比例，远高于他们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其中一个原因，源于他们一方面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一方面相当重视犹太文化教育。两种不同的人文背景，使他们面对难题时比别人多了一种选择。当一套系统不奏效时，就会自动切换到另一套系统。这就使他们比别人更容易成功。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相对表现就没有那么出色，因为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只有一套系统。
基于这一体验，我给万方他们建议，让朵朵在中国和美国交替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业。在美国上学期间，我自告奋勇，担当她中文课程的辅导。希望我们的试验有效果，给其他海归父母们一个参考。
我要回上海了，照例是外公送我。这一次，外公只送我到常州，我独自一人坐火车到上海。车站上，外公千叮咛、万嘱咐，教我把两个书包带结在一起，一前一后往肩上一搭，这样既省力，仅有的两件行李还不容易丢。上海父母那边搬家了，新地址在信封上，记得在上衣口袋里。又塞给我一把零钱，路上买点心、到上海后叫三轮，都足够了。
火车徐徐开动了，外公的背影渐渐远去。后来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我总觉得，朱先生所写的那个让他揪心流泪，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依稀就是我外公的背影。
火车上，我对面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他看我一个小孩子家独自旅行，觉得非常新鲜，对我不停地嘘寒问暖，问东问西。我都回答得中规中矩，中年人更是爱怜有加。又是给我倒水、又是请我吃点心、又是给我削苹果。小姑娘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一边拉父亲的手，一边朝我翻白眼。唉，我其实一点都不要想什么点心、苹果，却希望小姑娘的“白眼”，能换成“青睐”。
我觉得独自坐火车，那不叫什么本事。独自在深夜从上海火车站的人流中走出来，神闲气定地叫一辆三轮，去从未去过的新家，那才叫酷。
“瑞金二路明德邨298号”，我朗声告诉车夫。根本就不用查我上衣口袋里的信封，新地址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说好车资四角，我们就上了路。从北站到新家，要横跨半个上海城。夜深了，马路上人车稀少，三轮车蹬得嗖嗖的，也费了约四十分钟。到了目的地，车夫替我“乓乓”地敲开了门。
我要到上海来，这是既定安排。但此时此刻到，对我父母却是个意外。这源于当时通讯的落后。没有电话可打，电报则用于非常事件，为一个小屁孩，好像不值。就剩下写信了。外公确实写了信，但信还没有到，我人就到了。
母亲惊讶地发现，她的“大头痴”儿子从天而降，自然是喜出望外。连忙先打发车夫，车夫说要五角。我在屋里听到了，大声喊：“不对！是四角！”
母亲付了车夫六角。回头对我说：“深更半夜的，人家不把你拐跑，就应该千恩万谢了，还四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