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h Meng Seng, the former leader of National Solidarity Party had written a blogpost to rebut Li Yeming with regards to his letters to ZB.
前国民团结党秘书长吴明盛在博客里反驳了李叶明的文章:
强国人与小国人的矛盾 – 新移民磨合的困处
这两天拜读了李叶明先生和刘程强议员的针锋相对的文章后，我觉得讽刺的是，这争论反而凸现了来自强国中国的李生和土生土长的刘议员的矛盾正是我们面对新移民难于磨合融入新加坡核心的缩影！
首先我必须先申明，虽然我是反对党阵营的人，无可否认的也是“师出工人党”，甚至可以说刘程强曾是我政治启蒙老师，但是就如刘议员在榜鹅补选的群众大会上所说的，我们如今道不同，已不相为谋了。更进一步的讲，我并不完全认同工人党在人口政策的政见。如果李生认为工人党的政论是“极端”，那我的政见可能对他来说是将是“非常极端”了。极端与否，是相对的。我看工人党的政见是太松散温和了，行动党的根本是极端得无顾及新加坡人的广大福利。但这些都是我们各人相对的看法，以此争论对错是没什么意义的。
以我之见，新加坡目前在这十多年来过度输入外来人口和劳工下，各方面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不止要制约外来人口的输入，反而要以有序的步伐去减低外来人口的数目，以维持人口总数（总人口零增长）。这比起工人党的外来劳工输入零增长而在2030年达到五百九十万的人口目标还要进取。姑且暂时不论我的论述是以什么为基准，但基本上与“强国人”不同的是，我们“小国人”从小就意识到我们国家是非常小，俗称“弹丸小国”，土地有限，所以培养了对各方面的看法都会以这客观现实为主要考量。这是来自大国的李生无法真正理解的。
中国虽然以十三亿人口冠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五百万人小国，以人口土地比例来算却已经超越中国五十多倍！所以强国人的李生跟我们小国人的矛盾就出自这里：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完全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一定不同了！在中国，如果你受不了城市的拥挤，你大可回到乡下田野，靠山靠田生活下去。但是在新加坡，一旦人口政策搞砸了，我们是没有腹地可退居的。难道要我们跳下海不成？
我们反对继续输入外来人口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排外，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局限，我们没有那个本钱永无止尽的继续输入外来人口。也许我们以前真是移民社会，但是套一句新加坡的俗语，以前的“马达”穿短裤哩！（如果身为新移民的李生如果看不懂这句话，请你请教周围的道地新加坡人吧！）
李生说他对我国“白色恐怖”时期不是一无所知，但我真的怀疑他是否只知皮毛而已。就算是我这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对于这“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空白都不敢说是非常了解，更何况是身为新公民的李生呢？这也是为什么新公民难以磨合和融入新加坡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新加坡历史只一知半解，便以为他们已经非常了解新加坡历史和国情了。
至于李生，他还对经济理论一知半解，便针对工人党乱开枪。他说：“工人党要冻结外劳，那目前人手短缺的问题怎么解决？工人党主张调低经济增长，抑制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又主张提高工资，吸引更多经济不活跃者重返劳动队伍。他们似乎完全没意识到，下调经济增长与上调工资之间的矛盾。”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工资提高不一定能提高经济增长，因为如果一方面提高工资但是另一方面因减少外劳输入而导致总劳动人口呆滞或减少的话，总国民生产就不会增长得太快。国民生产是所有工资和收入的总和。所以说，工人党的立场并没有矛盾。
新加坡是世上对外来劳工最开放的国家。我们不像中国或日本一样，只给自己族人，华人或日本人，国籍。新加坡不拘种族分别，就算你是从远自南美洲，只要能符合资格，新加坡也会发公民权给他们。反之，其他外族的外国人要拿中国或日本的公民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可以很肯定许多如李生放弃中国国籍而申请新加坡公民权的新移民并非因为中国如此“排外”。我也没听过任何中国人或新移民有对这种“排外”的政策有任何异议。所以我对李生对工人党直批“排外”感到非常不解。他有曾针对他以前伟大的祖国抗议过政策“排外”吗？为什么到了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就会敏感的嚷嚷着“煽动排外”呢？
无论世界任何国家都会优先对待自己的国民，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任何政策的最终目的都必须“利民”，有利于自己的国民。这利不止于钱财的利益，还包括了所有关系到国民生活素质的因素。当然，如果李生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国家也必须顾及他的利益。这利益不只关于经济增长；如果经济的增长因分配成果不均而没有给广大国民任何好处，而这增长的社会成本竟然要广大国民去承受，那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当李生问：“难道经济增长不重要吗？”的时候，我想那是非常狭隘而天真的提问。目前，我们不能无视外劳政策所带来的弊病。这外劳政策不只导致一些国人承受薪金被压低，严重的还导致就业不足。如果这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这些成本再加上高物价、屋价、居住环境变差、公共交通超拥挤等等的话，那这些社会本未免就太高了吧！
李生非议刘议员针对新移民磨合融入新加坡核心所做的言论也显示了强国人和小国人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认知问题。我们祖父辈刚到新加坡时，是一无所有的。他们一起经历了艰苦的苦力生活、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反殖民、建国的动荡时期、种族暴动。。。等等。他们努力学习如何和其他籍贯和种族相处，面对同样的威胁。但是，那时他们到新加坡时，新加坡还没那么拥挤，人口没过百万，所以我们还有本钱继续输入外来人口。一个社会或国家要在多个不同种族的框架里磨合融入成团结的人民并非易事。我们共同经历了种种危机，也有各种共同意识，一起当过兵，吃过苦，说着共同新加坡式英语。。。这对一个小国来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这至少需要一两代人才能铸成的。如果在短时间内，加入过多的外来新移民的话，这对原有的核心价值观会造成冲击的。这不是排外论而是客观事实。事实上，以往发生的种种事端便能证明这观点。新移民不适应印度咖喱味道而大闹；新移民不能忍受邻居在组屋楼下办丧事或传统农历七月拜祭而大闹。。。这些对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对于从大国强国移民到这小国度的移民来说，要适应或真正磨合融入新加坡这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并非易事。而带给我们社会文化的冲击，也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不会因换了一换国籍身份就会顺理成章的改变。少了共同体验，制造共同记忆，要新移民磨合融入这社会，谈何容易啊！就算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虽然我们能有国民的认同感，但是我们也非常了解彼此的差异。能在差异中磨合融入，互相尊敬共荣，这才是关键。同样的，虽然新移民拿了公民权，他们也不能忽略自己和其他土生土长新加坡人的差异。如果不认为有差异，又怎么能正视磨合融入的问题呢？所以我对李生把刘议员所提出新移民的差异作为“排外”论很不以为然！这好比说，我说同样是新加坡人的马来人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异就等于种族歧视一样荒谬！
为了捍卫自己人民最大利益而必须停止增加或甚至减少外来移民绝对不是排外，而是根据客观环境事实而做出的正确取舍。一个国家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那还像个国家吗？如果李生真的已经是新加坡公民，那我可要问问他的忠心到底是归属哪里?是他和以往的祖国藕断丝连吗？他必须有这起码的认知，他应该争取的是广大新加坡人民的福利，不再是他同乡的利益。如果他只是拿了永久居民权的新移民，那么他也必须意识到这是新加坡，我们一定先照顾本国国民而他不应该干涉我们的内政。
我就写到这里，至于其他有关人口政策比较复杂的问题，留到下回再解。
吴明盛
前国民团结党秘书长吴明盛在博客里反驳了李叶明的文章:
强国人与小国人的矛盾 – 新移民磨合的困处
这两天拜读了李叶明先生和刘程强议员的针锋相对的文章后，我觉得讽刺的是，这争论反而凸现了来自强国中国的李生和土生土长的刘议员的矛盾正是我们面对新移民难于磨合融入新加坡核心的缩影！
首先我必须先申明，虽然我是反对党阵营的人，无可否认的也是“师出工人党”，甚至可以说刘程强曾是我政治启蒙老师，但是就如刘议员在榜鹅补选的群众大会上所说的，我们如今道不同，已不相为谋了。更进一步的讲，我并不完全认同工人党在人口政策的政见。如果李生认为工人党的政论是“极端”，那我的政见可能对他来说是将是“非常极端”了。极端与否，是相对的。我看工人党的政见是太松散温和了，行动党的根本是极端得无顾及新加坡人的广大福利。但这些都是我们各人相对的看法，以此争论对错是没什么意义的。
以我之见，新加坡目前在这十多年来过度输入外来人口和劳工下，各方面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不止要制约外来人口的输入，反而要以有序的步伐去减低外来人口的数目，以维持人口总数（总人口零增长）。这比起工人党的外来劳工输入零增长而在2030年达到五百九十万的人口目标还要进取。姑且暂时不论我的论述是以什么为基准，但基本上与“强国人”不同的是，我们“小国人”从小就意识到我们国家是非常小，俗称“弹丸小国”，土地有限，所以培养了对各方面的看法都会以这客观现实为主要考量。这是来自大国的李生无法真正理解的。
中国虽然以十三亿人口冠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五百万人小国，以人口土地比例来算却已经超越中国五十多倍！所以强国人的李生跟我们小国人的矛盾就出自这里：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完全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一定不同了！在中国，如果你受不了城市的拥挤，你大可回到乡下田野，靠山靠田生活下去。但是在新加坡，一旦人口政策搞砸了，我们是没有腹地可退居的。难道要我们跳下海不成？
我们反对继续输入外来人口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排外，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局限，我们没有那个本钱永无止尽的继续输入外来人口。也许我们以前真是移民社会，但是套一句新加坡的俗语，以前的“马达”穿短裤哩！（如果身为新移民的李生如果看不懂这句话，请你请教周围的道地新加坡人吧！）
李生说他对我国“白色恐怖”时期不是一无所知，但我真的怀疑他是否只知皮毛而已。就算是我这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对于这“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空白都不敢说是非常了解，更何况是身为新公民的李生呢？这也是为什么新公民难以磨合和融入新加坡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新加坡历史只一知半解，便以为他们已经非常了解新加坡历史和国情了。
至于李生，他还对经济理论一知半解，便针对工人党乱开枪。他说：“工人党要冻结外劳，那目前人手短缺的问题怎么解决？工人党主张调低经济增长，抑制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又主张提高工资，吸引更多经济不活跃者重返劳动队伍。他们似乎完全没意识到，下调经济增长与上调工资之间的矛盾。”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工资提高不一定能提高经济增长，因为如果一方面提高工资但是另一方面因减少外劳输入而导致总劳动人口呆滞或减少的话，总国民生产就不会增长得太快。国民生产是所有工资和收入的总和。所以说，工人党的立场并没有矛盾。
新加坡是世上对外来劳工最开放的国家。我们不像中国或日本一样，只给自己族人，华人或日本人，国籍。新加坡不拘种族分别，就算你是从远自南美洲，只要能符合资格，新加坡也会发公民权给他们。反之，其他外族的外国人要拿中国或日本的公民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可以很肯定许多如李生放弃中国国籍而申请新加坡公民权的新移民并非因为中国如此“排外”。我也没听过任何中国人或新移民有对这种“排外”的政策有任何异议。所以我对李生对工人党直批“排外”感到非常不解。他有曾针对他以前伟大的祖国抗议过政策“排外”吗？为什么到了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就会敏感的嚷嚷着“煽动排外”呢？
无论世界任何国家都会优先对待自己的国民，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任何政策的最终目的都必须“利民”，有利于自己的国民。这利不止于钱财的利益，还包括了所有关系到国民生活素质的因素。当然，如果李生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国家也必须顾及他的利益。这利益不只关于经济增长；如果经济的增长因分配成果不均而没有给广大国民任何好处，而这增长的社会成本竟然要广大国民去承受，那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当李生问：“难道经济增长不重要吗？”的时候，我想那是非常狭隘而天真的提问。目前，我们不能无视外劳政策所带来的弊病。这外劳政策不只导致一些国人承受薪金被压低，严重的还导致就业不足。如果这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这些成本再加上高物价、屋价、居住环境变差、公共交通超拥挤等等的话，那这些社会本未免就太高了吧！
李生非议刘议员针对新移民磨合融入新加坡核心所做的言论也显示了强国人和小国人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认知问题。我们祖父辈刚到新加坡时，是一无所有的。他们一起经历了艰苦的苦力生活、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反殖民、建国的动荡时期、种族暴动。。。等等。他们努力学习如何和其他籍贯和种族相处，面对同样的威胁。但是，那时他们到新加坡时，新加坡还没那么拥挤，人口没过百万，所以我们还有本钱继续输入外来人口。一个社会或国家要在多个不同种族的框架里磨合融入成团结的人民并非易事。我们共同经历了种种危机，也有各种共同意识，一起当过兵，吃过苦，说着共同新加坡式英语。。。这对一个小国来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这至少需要一两代人才能铸成的。如果在短时间内，加入过多的外来新移民的话，这对原有的核心价值观会造成冲击的。这不是排外论而是客观事实。事实上，以往发生的种种事端便能证明这观点。新移民不适应印度咖喱味道而大闹；新移民不能忍受邻居在组屋楼下办丧事或传统农历七月拜祭而大闹。。。这些对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对于从大国强国移民到这小国度的移民来说，要适应或真正磨合融入新加坡这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并非易事。而带给我们社会文化的冲击，也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不会因换了一换国籍身份就会顺理成章的改变。少了共同体验，制造共同记忆，要新移民磨合融入这社会，谈何容易啊！就算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虽然我们能有国民的认同感，但是我们也非常了解彼此的差异。能在差异中磨合融入，互相尊敬共荣，这才是关键。同样的，虽然新移民拿了公民权，他们也不能忽略自己和其他土生土长新加坡人的差异。如果不认为有差异，又怎么能正视磨合融入的问题呢？所以我对李生把刘议员所提出新移民的差异作为“排外”论很不以为然！这好比说，我说同样是新加坡人的马来人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异就等于种族歧视一样荒谬！
为了捍卫自己人民最大利益而必须停止增加或甚至减少外来移民绝对不是排外，而是根据客观环境事实而做出的正确取舍。一个国家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那还像个国家吗？如果李生真的已经是新加坡公民，那我可要问问他的忠心到底是归属哪里?是他和以往的祖国藕断丝连吗？他必须有这起码的认知，他应该争取的是广大新加坡人民的福利，不再是他同乡的利益。如果他只是拿了永久居民权的新移民，那么他也必须意识到这是新加坡，我们一定先照顾本国国民而他不应该干涉我们的内政。
我就写到这里，至于其他有关人口政策比较复杂的问题，留到下回再解。
吴明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