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国才两周，却接连撞上三件跟“吵架”有关的荒唐事，很抓马。
第一次，未遂。我落地第二天，表姐就把我拉到郊野公园，说有事，“非得等你回来才能办”。我以为有啥发财的事，非得找个僻静地方，结果她说：“能不能帮我去吵架？”
我正吃着冬枣呢，差点被噎着，有多大的事，有多绝望，连我这个听当地话要连蒙带猜的弱鸡都被拉上阵了，家里没人了吗？“跟谁？”
“我前夫。”——姐，你俩都离婚二十多年了啊！
“为啥？”“他欠我钱。”“为啥欠？”“还不是给孩子买房的事。”
“不是已经买好了吗？”“他差十万，我补的。接着还有装修、彩礼、婚礼，总得换辆车吧，一人一半，都要过来。”
“孩子啥态度？”“他说要贷款，他爸开大卡车送建材，近两年活儿不多了。”表姐硬着舌头，用普通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了。
“说得没毛病呀。”表姐态度坚决，“不行，谁家房子有贷款根本说不到媳妇。 明天咱俩就去！”
看样子他们为这件事已经吵过无数次。她觉得前夫是块海绵，只要挤一挤，钱就出来了； 之所以现在挤不出来，是因为就缺我这根稻草。我却想，如果我去帮腔，双方谁要去克服语言关？非鱼安知鱼之乐，看他们折腾吧，希望表姐能自己走出执念的怪圈。
第二次，下场。这次严格来说不算吵架，因为没人跟我对骂，只能算我当面大声投诉了，虽然听着不太体面，但事出有因。
那天去工商银行，小事一桩，想把微信支付绑定的手机号换一下。手机app操作不允许；电脑要U盾，我没有；干脆跑一趟银行最省事。
下午两点多到银行，先取号，号上写着前面十四人等候，开着两个窗口。十分钟后，其中一个关了。等了半小时，前进两个号；再半小时，依旧原地踏步。期间还不断有人取号进来。我有点急，照这个速度，一小时两位，得排到半夜去。
大厅里就一位保安大爷，既维持秩序又答疑，顶了半个柜员。我跟他说我要见经理，经理闻声就从大厅角落的小隔间里现身了。她当然知道我要说什么，后面排队的也有人开始帮腔。她解释说，刚才那位去吃饭了，已经叫人来顶班。我听有解决方案，也只能忍了。
几分钟后，果然来了两个柜员。巧的是，第一个叫的就是我——虽然前面还有十几个，但这次叫了一个不同的首字母。我心里有点发虚，别人肯定觉得我是因为敢吵才被优待，他们太老实，所以只能一直等。
第三次，旁观加劝和。主力是一位多年好友。
她是典型的成功海归，同龄的都退休了，只有她还在当大学教授。这次回国，我的行程刚好路过她所在的城市，当然要见一面。她另外两位来自北美的好友，也在那几天来找她玩。于是她干脆一并招待，包了一辆学校的车，打算去某景区半日游。
她平时是个大忙人，除了手下带着十几个硕博，还有一堆外人无法想象的事务性日常。能抽出半天时间，全靠下午那场政治学习可以稍微迟到一会儿。
那天早上九点，我们约在游客中心集合。几年没见，她的气质依旧干脆利索、风风火火，但又有点变了——少了几分学究气，多了几分社会气。不再是凡事被安排的研究员，而是安排别人的人。
本来凭教授“××计划学者”身份，车子可以直接开进园区，但司机师傅过来说，没拿到通行证。优待政策虽没变，但需要提前预约了。
我觉得景区大巴几分钟一趟，走的路线与私家车一模一样，何苦较真吵架。教授不听劝，跟景区坚持说，如果政策有变，应该通知大家，不能人到了卡着不让进，急得脸红脖子粗的。服务台的小姑娘也一脸委屈，主管、经理都来了，有五、六个穿制服的，大家的声音都越来越大。幸亏游客们都急着赶自己的行程，没什么人过来围观。
吵了一会儿发现还闹了个误会，景区以为我们想逃票。其实我们都买了，几位六十以上的老人享受折扣票，总共没花几块钱。
我忽然想到龙应台写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面讲了愤怒的可贵。可眼前这场愤怒，却显得理亏。我们来之前确实没查清政策，没有预约，景区也不可能把每个政策的改变都昭告天下。也许她只是觉得，带着我们浩浩荡荡被拦下，有点没面子。
最后的解决结果是，教授投诉了景区，景区发了通行证，教授也同意撤销投诉。
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进园了。单看这件事，她未必在理，或者说未必值得；但在这个社会，能吵赢、敢投诉，也是一种生存技能，不争就等于被吞没。同车的另一位朋友也曾经海归过，因为不能适应狼性文化，两年就归海了。
在车上，教授神情平静地接了市人社局打来的调查电话，回答对处理结果满意。我们都佩服地说，教授的内外功，都练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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