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五道口
五道口，这个北京城西北并不起眼的地名，却在我的青春记忆中如灯塔般闪耀。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它东南方向的一所高校读书，四年寒来暑往，五道口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时这里还有地面铁路。每当列车缓缓驶来，红灯亮起，栏杆落下，自行车、行人、汽车如潮水般堆积在路两侧。火车开过，栏杆升起，人流才重新涌动，穿行于铁轨之间。
学生生活清贫，食堂饭菜寒酸难咽，尤其到了冬天。于是我们常去五道口的小饭馆“改善生活”，说是改善，其实也只是吃炒饼而已。那家饭馆不小，常年生意兴隆。父亲来京出差，总会请我在那里吃一顿，常点的菜是辣子肉丁。
我的室友光有段时间发现一道“价廉物美”的硬菜——烧黿鱼，其实是甲鱼，只卖一块二毛钱一份。我们去吃过两次，浓油赤酱的味道至今记得。后来甲鱼价格飞涨，我竟再没尝过。
书也是另一种“食粮”。五道口的新华书店和外语书店，是我常流连的地方。那家外语书店门口贴着“外宾止步”的牌子，据说是版权问题。对我这个英语学习者来说，却是宝藏之地：词典、原版小说、英语期刊，应有尽有，且售价低廉。
源是我高中同学，考进了同一所大学。1980年春，我们一起在五道口照相馆拍了标准像。我那张照片平平无奇，而英俊的他拍出了一张“橱窗照”——被放大贴在橱窗里，一贴就是十几年。直到九十年代我准备出国，照片才被撤下，柜台里还摆着一张小复印件。他后来结婚（妻子也是我们高中同学），每次来北京总要带她去照相馆“显摆”。
那几年，我们也常去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看电影。橱窗里贴着新海报，门口排着长队，有时甚至有黄牛倒票。我在那里看过《世界需要热心肠》和《山道弯弯》。源的一个同学曾在一次放映中做出荒唐之举——当众朝前排座椅撒尿，偏偏那座位上是派出所的女警，结果被当场扭送。成绩再好，也因此失去考研资格，只能调去贵州边远基地。
1983年本科毕业，我回到家乡工作；1987年又回到母校读研究生。五道口也发生了变化：铁路西侧新建了大棚农贸市场，熟食摊点热气腾腾；照相馆对面也有了烤鸡摊，称“西装鸡”。我常在这里买菜配衣，生活依旧简朴。
我有位研究生同班好友，代称“力”，本科比我低两级。某天他问我：“你觉得我的本科同学晓怎么样？”
其实我早认识晓。1987年初，她随导师来我单位调研，穿着红呢子外套，不戴眼镜，沉静自信，令人难忘。她本科虽低我两级，研究生却高我两级，后来留校读博。我知道她还在学校，心中高兴，却从不敢奢想有交集。
不料力主动撮合之后，晓竟愿意与我接触。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因晓之故，我没有回乡，而是去了西北方向的一所工科院校攻读博士。
头两年，我们虽都在北京，却分居两地。每周几次，我们骑车往返于两校之间，必经五道口。马路坑洼，灯光昏黄，我常在铁路西南那片胡同区夜骑，仿佛成了一个“胡同串子”。
那时的工人俱乐部已改了模样，楼上是录像厅，楼下成了舞厅。铁路西侧出现一家叫“五道口沙龙”的夜店，灯红酒绿。一位外教曾在那里请我们喝啤酒。沙龙西边，不知何时又竖起一栋二层小楼，门口挂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牌子。
1992年，晓博士毕业，搬去中关村。我们的“两校穿梭”从此结束，但五道口仍是日常生活圈：我们在市场买菜，在裁缝摊做衣。有一次买了一只活鸡，便宜得惊人，但便宜无好货，煮熟后却一股骚味，只能倒掉。
我父母在我们结婚前来京探望，就住在五道口地质学院的招待所，第一次见到晓，颇为满意。后来我们在照澜院街道办事处登记，次年回老家举办婚礼。
1995年，我即将离开北京，特意去五道口裁缝摊做了一条凉爽的裤子，准备赴港。哪知裤子刚到香港便被狗咬坏，成了日后的笑谈。
2012年末，我短暂返京。五道口已今非昔比：轻轨飞驰，旧貌全无。我没有久留，只是在站前乘轻轨回城。一路上，心中泛起涟漪——那地方仿佛在轻声呼唤，又仿佛早已尘封在记忆中。
从此，我再未踏上那条熟悉的街道。但在梦里，五道口一再浮现。成府路仍车水马龙，橱窗里依稀贴着旧电影海报，晓穿着红色外套，在对面向我微笑。
多想有朝一日，能携妻儿同行，重回旧地。哪怕街道已陌生，只为在风中，再听一声熟悉的火车轰鸣，走一走那条满载青春与旧梦的成府路。
那时我会对儿子女儿说——
这里，有爸爸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