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我和辉是地质局子弟校的同学。他浓眉大眼，个子高大，从小就是帅哥一枚。不仅如此，他还学习优异，常与我不相上下。他被任命为校红小兵大队长，而我只当选班长。
1974年，我们小学毕业后，同时转入市里的幸福路中学。虽然同级不同班，却依然形影不离，常常一起放学回家。有一次我们结伴去市中心逛街，可能是为了买我装收音机用的元件。那时我们舍不得挤车，为了省钱，选择步行。
途中，我们在人民东路与盐市口附近，遇见一对正在路边裁缝摊前忙活的老人。老太太说：“听说人是猿猴变的。”裁缝老头冷笑一声：“胡说！我怎么从来没看见猿猴变成人？”老太太又解释：“他们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不是现在。”老头不屑道：“古代猿猴能变人，现在的怎么不行了？别信这些胡说八道，那都是大知识分子哄我们老百姓的！”说着，一边裁剪布料，手下却不含糊。我正想辩解几句，辉轻轻拉了我一把，示意我别多嘴。
他那天只是陪我。他不装收音机，那趟路纯属义务劳动。那段时光，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也常有争论。例如有一次，我们为“钢精”到底是铝还是不锈钢争执不休，最终拉扯起来，我一把扯断了他的背心肩带，后来还被他母亲狠狠数落了几次。如今想来，这些拌嘴和拉扯，竟成了我人生中最温暖的记忆。
1976年，由于幸福路中学风气恶化，我转回了秩序较好的地质局子弟中学，而辉仍留在幸福路。1977年初中毕业，他升入成都八中，而我则继续在子弟中学读高中。半年后我家搬家，我又转入铁一中。
1979年，我们参加高考。我考上北京航空学院，辉则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前身）。那年夏天，临近入学前，辉来我家，与我和我父母促膝长谈了很久。我们回忆过往，憧憬未来，也聊起幸福路的老同学。这一聊，竟成永别。
自那以后，我们就再未见过面。
我在北京求学，从北航本科毕业，工作几年后回北航上到研究生，后来再转入一所更高的平台读博。辉则留在成都发展，后来考回电子科大读研究生，毕业后随妻子去了西安。各自忙于前程、成家立业，联系自然稀少。那年夏日的长谈，竟成我们最后的交集。此后十五年，我们未曾聚首，甚至没有通信。
听母亲说，一位远房表妹的母亲曾托我父母撮合她与辉。辉俊朗、能干，父亲又是地质局处长，身边追求者自然不少。我父母大概不太看好那门亲事，也就未作安排。
1985年，辉考入电子科大研究生部。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女。我从未见过她，但想来必是才貌双全。辉的姐姐是公认的大美女，他的爱人，自然也不差。事实上，在我的想象中，我甚至常常以他姐姐的模样来代入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她。他们婚后育有一子。因妻子是独生女，毕业后，辉随她去了西安。
几年后，辉的妻子在深圳（也有说是广州）找到一份高薪工作，不久也为辉找到合适的岗位。夫妻商定迁往南方，打算先安顿，再将孩子从岳父母处接去团聚。
然而厄运突至。
1994年6月6日，中国西北航空一架从西安飞往广州的三叉戟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即坠毁，造成160人罹难，成为中国民航史上的一次重大空难。辉与妻子正乘坐该航班。他们双双遇难，留下年幼的儿子一人。由于妻子是独生女，孩子最终由岳父母抚养。
地质局上下无不为辉的父母感到悲痛，但却几乎无人登门安慰。不是没人愿意，而是不知该如何开口：能说什么？怎样面对？我亦是其中之一。至今为此，深感内疚。
辉走得早，也走得匆匆。他的一生像一颗流星，少年时璀璨耀目，中年初光芒不减，最终在某个清晨的蓝天中无声熄灭。
如今，岁月流转，他的父母多半也已作古。他的儿子、岳父母、姐姐一家，不知如今是否安好。
辉，
你曾陪我走过少年最纯净的时光，
你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背影。
我知道，他妻子也是无辜的遇难者，
但有时，仍忍不住对她心生怨意：
跟她去西安，
跟她去南方，
跟她去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