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达利读了弗洛伊德所著《梦的解析》。他认为这本书开启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借用达利在他的自传中所言”我被自我诠释的真实声音所吸引；不仅是我的梦想，还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弗洛伊德在自由联想、梦分析和无意识方面的研究对于超现实主义者发展他们的想象力至关重要。根据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安德烈·布雷顿的说法，超现实主义的目的就是“将之前的梦想与现实的矛盾解决为绝对现实或超现实”。（安德烈·布雷顿 《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年6月8日）这句话说得比较拗口，换做我小女儿出于儿童第一直觉的宣告就是“这些画好像是做梦一样。” 无意识的思想，不合逻辑的表达和梦幻般的场景，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的主要表达方式。
达利在 20 年代末越发向超现实主义靠拢，并于 1929 年加入超现实主义团体，很快成为其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作品 《记忆之持续性》（也被译作《记忆的永恒》）完成于1931年8月，是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之一。我更喜欢它那个通俗的名字“The Melting Clocks” (融化的时钟)。
这幅画作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我们当时去参观时，只记得围看的人、拍照的人很多（据说这幅小画估价约1.5亿美元），小女儿撇了一眼说 “咦，这个好像融化的奶酪啊。” 在圣彼得堡达利博物馆，对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画作给出了具体的解析，帮助像我们这种现代艺术的旁观者有一些入门的了解。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个说明牌提到达利曾经被问及融化的时钟有什么含义时，他只是简单地说灵感是来自于一块融化的奶酪。后来的艺术评论家、鉴赏家可以给予这幅画作很多意义非凡的诠释或鉴赏指南，但我想，返璞归真的心灵和出于直觉的感受，说不定会让我们这些门外汉们能够与达利和他的作品展开更有趣的对话呢。
更有意思的是，达利博物馆展出了达利在五十年代创作的一幅回应《记忆之持续性》的画作，标题叫做《记忆之持续性的瓦解》。达利以他原来的构图为起点，然后将其分解成碎片。悬崖与水分离，升入天空，而怀表开始漂浮并在空中颤抖。树枝与树枝、树枝与树干分开，甚至水也像床单一样升起。原画中代表腐朽与死亡的蚂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犀牛角形状的子弹和构图下半部分的方块网格（指核能和原子武器的新时代）似乎寓意时间很快就会永久消失在混乱之中。有机会隔着时空（两年前和此时，纽约和圣彼得堡）欣赏这两幅遥相呼应的画，让我想到摩西的祷告—“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诗篇90篇4节）
图片来源：《记忆之持续性的瓦解》达利 1952-54。https://thedali.org/permanent-collection-2/
达利在30年代末离开了超现实主义（也有说法是因着他对政治的不参与态度而被超现实主义团体逐出师门）。四十年代开始，达利慢慢回归天主教，她母亲的信仰。在他的绘画中也体现了古典主义的回归并出现了更多的宗教主题和图像。于此同时，达利对自然科学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量子力学和DNA着迷。他将自己的这些作品称为“核神秘主义”(Nuclear Mysticism), 认为它们是古典主义、天主教神秘主义、爱因斯坦物理学和海森堡量子力学的融合。
图片来源：《向克里克和沃森致敬-Galacidalacidesoxiribunucleicacid》达利1963 年
《向克里克和沃森致敬-Galacidalacidesoxiribunucleicacid》是达利所有画作中标题最长的一幅。我们看这幅画的时候，正赶上一位博物馆的志愿者为参观者讲解这幅画的来由。听着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的长辈深入浅出的讲解，给老人家点个大大的赞。
1963 年秋季巴塞罗那郊外发生洪水，造成 400 多人死亡。作为回应，达利画了两幅油画，一幅被出售为洪水灾民筹集资金，这一幅，用来象征性地纪念这次事件。画作的标题是达利妻子的名字和脱氧核糖核酸的混合词，致敬1953年确定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这幅画的主题是出生、死亡和重生。画作中央描绘了巴塞罗那郊外被洪水淹没的场景。上帝在被洪水淹没的地面上呈水平姿势，伸出手臂揽着被钉死在十架上的耶稣。根据达利的说法，上帝手臂上的肌肉以DNA分子的双螺旋形式展现，代表着生命的基石。画作左边是一个螺旋DNA分子，象征生命；右边是一系列由人物用枪指着对方组成的立方体。这些分子形式象征着死亡和自我毁灭。画作左上角漂浮在云中的是先知以赛亚，他预言了基督的诞生。他的手中，拿着书卷，上面刻着这幅画的标题。出生至死亡，似乎是一条不归路，但耶稣的出生、受死、复活，为巴塞罗那洪水的遇难者和自相残杀的人类提供了新的希望。
因为笔墨有限，难以一一把我看为有趣的画作展开来介绍。根据博物馆的说明牌，达利中后期的画作广泛使用了双重图像、变形、负空间、视错觉等原理，还尝试了子弹技术(bulletist techniques)、点画法、立体图像等多种形式。他曾经在工作室的一个房间里安装了玻璃地板，来研究从上到下的透视法。他也是第一批以艺术方式运用全息术的艺术家之一。除了画作，达利在雕塑、戏剧和电影、时尚与摄影、建筑学领域亦有建树。虽然直到今日，人们对他的个性和行为褒贬不一，但我认同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和出版总监的这个盖棺定论—“…Dalí's conduct may have been undignified,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art is a matter of dead earnest. (达利的行为可能有失尊严，但他艺术的大部分是相当死磕的)” (伊恩·吉布森《萨尔瓦多·达利耻辱的一生》，伦敦， Faber and Faber，1997 年, 413-414)
图片来源：《凝视地中海，20 米处成为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https://www.dalipaintings.com/homage-to-crick-and-watson.jsp
更令我深思的是达利终其一生的学习，不断地跨界，不断地构建、破坏、再重建。想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篱笆”—文科生/理科生的区分、体制内/体制外的分别、年轻/年老的差异、本地人/外乡人的划分……我们是如何被划到一个区再被分到一个小区、又被划分到一个小小区，然后被困在一个极小极小的区域里，给自己洗脑“唉，这个我不行，那个我做不到” ？许多人说看《肖生克的救赎》最爽的就是他逃出监狱在瓢泼大雨中跪在地上仰天长啸，但那条路是他用一把小食勺挖出来的，挖了20年。你我皆凡人，我们未必有达利的天赋，但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小食勺”—对我而言是学习的意愿和行动—助我们寻出一条路来，跨越一个又一个的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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