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第一批农民：从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说起
2021年12月9日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的 <人类史前史系列讲座> 第三讲在线上顺利进行，来自德国马普所-人类历史研究所的Martine Robbeets教授（图一）为大家带来了题为《First farmers in Northeast China: Linguistic, archaeology and genetics（中国东北第一批农民：从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说起）》的讲座。此次讲座由张海老师主持，宁超老师翻译。
图一 Martine Robbeets教授
在上一讲中，Robbeets教授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介绍了语言学方法在人类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本次讲座Robbeets教授更加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重点介绍了将语言学、考古学和古DNA研究结合起来追溯“泛欧亚语系”可能的起源地，起源时间以及各分支语族的扩散情况。讲座内容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五部分：语言学研究结果、考古学研究结果、遗传学研究结果、多学科交叉以及不同学科交叉过程中存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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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欧亚语系”
语言学的研究结果
首先，Robbeets教授简要回顾了泛欧亚语系研究的现状。“泛欧亚语系(Transeurasian Languages)”指的是横跨欧洲和亚洲北部的语言，包括日语、韩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汉藏语系（图二）主要包括东部的汉语语族（Sinitic），西部青藏高原的藏语语支（Tibetic），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彝缅语群（Lolo-Burmese），四川、云南地区的彝语支（Loloish）和缅甸的克伦语支（Karenic）。泛欧亚语系和汉藏语系的地理分布范围相邻和起源时间相近。
图二 泛欧亚语系（蓝色）与汉藏语系（绿色）分布示意图
Robbeets教授及其团队通过贝叶斯方法构建了泛欧亚语系的系统发育树，结果表明原始泛欧亚语系的产生时间可追溯到距今约9000年前；在距今6800年前原始阿尔泰语系（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统称）从泛欧亚语系中分离出来；距今5458年前，原始日-韩语从泛欧亚语系中产生；距今4500年左右蒙古-通古斯语从泛欧亚语系中分离。之后原始蒙古语向北扩展到蒙古高原，原始突厥语向西扩散，原始通古斯语向东扩展到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乌苏里江-兴凯湖地区，原始韩语扩展到朝鲜半岛，原始日语扩展到日本群岛。
正如上面所介绍的，除了在空间和时间上对原始泛欧亚语系进行溯源之外，Robbeets教授还发现原始泛欧亚语系的早期使用者极有可能是农业人群，他们耕种小米，通过发酵保存食物，并从事复杂的纺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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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欧亚语系”
考古学的研究结果
在此基础之上，Robbeets教授团队应用贝叶斯方法构建了考古学数据的系统发育树，发现了不同的聚类（图三左）。他们在西辽河地区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集群，从这个集群中分离出了两个与粟黍农业有关的分支，一个分支指向朝鲜半岛地区，另一支广泛分布在阿穆尔河流域、辽东以及俄罗斯东南部的滨海边疆区；这证实了早先关于粟黍农业在距今5500年前传播到朝鲜半岛以及在5000年前通过阿穆尔河传播到滨海边疆区的发现。此外，他们还发现青铜时代西辽河地区的遗址与韩国、日本等地的考古遗址在定量化分析中能够很好的聚类；这说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农业包（agricultural package）在大约距今3300年前传已经播到朝鲜半岛，并在距今3000左右到达日本（图三右）。
图三 遗址聚类情况与农业传播示意图
此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Robbeets教授团队以遗址数量和密度为参考，应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了引入粟黍农业后人口变化模式：他们发现随着早期农业的发展，整个东北亚新石器时代人口密度普遍增加。但是在西辽河地区和韩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口逐渐增加之后伴随着人口的下降，他们认为这可能与气候变化和瘟疫有关。到了青铜时代，随着水稻的传入，中国北方、韩国和日本的人口呈指数级增长（图四右）。
除了人口指标，Robbeets教授还介绍了纺织技术上的相关变化，认为东北亚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扩张与纺织技术的变化有关。他们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纺织证据，随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扎伊桑诺夫卡文化（Zaisanovka times）、朝鲜半岛的栉纹化早期（Early Chulmun times）、日本的弥生时代（Yayoi times）也发现了类似的纺织工具，这些文化都与当地农业的传入有关，在农业到达之前，在这些地区并没有发现与纺织有关的证据。此外，纺轮与语言的传播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图五）：西辽河地区圆锥形纺轮（conical whorls）的传播与通古斯语的传播有关（蓝色），扁平纺轮（flat whorls）与日-韩语的传播有关（红色）。因此，Robbeets教授认为语言、农业、技术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西辽河地区不仅是粟黍农业的传播中心，也是与纺织有关的语言与工具的传播中心。
图四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遗址数量和密度变化图
图五 纺织技术、农业和语言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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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欧亚语系”
遗传学的研究结果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遗传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该研究整合了东亚地区所有已发表的古人类基因组数据，同时也包含了19个来自阿穆尔河流域、韩国、日本的之前未发表的19个古人类基因组数据，研究发现（图六）：新石器时代中期朝鲜半岛的人群在遗传上已经包含了日本群岛土著的绳文人的遗传成分，以及来自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成分看到了绳文人的遗传成分，这可能与该时间段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粟黍农业人群的扩散有关；日本群岛绳文到弥生时代人群生业模式以及基因的转换可能与这一阶段稻作农业的传播有关。最新的证据显示，韩国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个体在遗传几乎全部来自于绳文人（Jomon ancestry：~95%），但绳文人的遗传成分之前只在日本地区发现，这些发现均支持从朝鲜半岛到日本群岛之间存在相互之间移民的观点。另外，琉球群岛颁布Nagabaka人群的基因研究表明史前时期琉球南部的人口可能起源于北部的绳纹文化而不是之前所认为的台湾岛。
图六 古代基因组的时空分布(a)和20个重要古代人群的混合基因模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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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ngulation
Robbeets教授在这一部分将语言、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证据进行了整合，向我们介绍了这三个学科之间如何能够很好的交叉来更加全面的探索人类的史前历史。
Robbeets教授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两个主要阶段（图七）：第一阶段（红色箭头），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原始泛欧亚语系初步分裂，带有阿穆尔河流域相关基因的从事粟黍农业的农民从西辽河地区向邻近地区扩散，将通古斯语和小米分别带到了远东和朝鲜半岛；第二阶段（绿色箭头），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原始泛欧亚语系最终分裂成五个语支，而且他们与非泛欧亚语系人群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密切，水稻、欧亚大陆西部的作物（大麦、小麦）和畜牧业经济因素进入到泛欧亚语系人群的农业体系中，随后向东传播，与日本群岛上的绳文人之间进一步融合。
图七 东北亚地区语言、农业和基因扩散的时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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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在讲座的最后章节，Robbeets教授从多个等角度对多学科交叉合作面临的挑战进行阐述。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语言的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稀释，1万年是语言学的极限，超越了这一时间线语言学无法进行准确的追溯；另外，遗传、语言以及文化的传播也会受到文化扩张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语言的传播、基因的扩散以及农业的扩张并不一定要同时发生，这些因素均加剧了多学科合作的复杂性；最后，多学科交叉研究本质上是要让多个不同学科的证据从不同维度来证明一个问题，因此彼此之间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需要保持独立，但如果这些不同的学科研究能集中在同一个部门里将会增加多学科合作之间的包容性。
最后，听众就一些关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汉藏语系起源、水稻传播、多学科交叉的问题向Robbeets教授进行提问，Robbeets教授一一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回答。
文字丨裴晓晨
排版丨龚梓桑
审核丨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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