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彻底的文盲，连数字和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是她塑造了我们的灵魂。虽然出身卑贱，但是我们的灵魂可能还是高贵的。至少我们还有灵魂。
农民儿子的悲哀，是到了青春期，买不起入时的服饰。免不了发牢骚。母亲没有办法，会说：吃得苦中之苦，造就人上之人。从母亲那里，我理解了，奋斗改变命运。人的力量，不在乎外表，不在乎服饰，不在乎出身，不在乎体能。人的力量，在于内在的品质，在于汲取的知识，在于超越的智慧，在于不屈的精神。这种信念是我们向苦难和挫折挑战的力量，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我不能理解，如今的社会，为什么会有人仅仅因为我爸是李刚，就觉得自己是人上之人，为所欲为。
从中国到美国，免不了会遭遇偏见和歧视。气愤难耐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母亲宽慰人、鼓励人时经常说的：“宁可谅人不敢吃屎，不可谅人做不了皇帝。”一般她还会给我们举个例子。刘邦的父亲对他不大好，哪里料到他将来能当上皇帝呢。后来刘邦当了皇帝，衣锦还乡。他父亲害怕了，躲起来了。当初他就不应该谅就他这个儿子做不了皇帝。所以不要轻易瞧不起人。同时如果自己遭人轻视，也不要气馁、太当回事。专心做自己的事，不要受外界意见的干扰，要争气，不要泄气。对偏见和歧视最好的回应，不是直接去争吵、去打斗，而是要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做更好的工作，过更有品质的生活。轻视我可能是你的权利，战胜你那就是我的能耐了。当然，日子过好了，也不能瞧不起人；人有旦夕祸福，不是都能料想得到的。母亲的这句话，我没听别的人说过。
另外很重要的，因为在发育期营养不良，我落得个五短身材。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话，让我觉得身材矮小是一个劣势。所以我从未因此自卑过。现在的人可能觉得这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我在教高中的时候，给学生描述落后农村房屋的低矮时说，跟我一样矮。我无所谓的。现在我告诫所有的人，不要对我儿子说：多吃多吃，吃了长高。因为这隐含着，高就是好，矮就是不好，人为设置一个未尽合理的标准。我希望以后儿子理解，人生的高度不是一个尺寸。人生的高度，是获取广泛而深刻的人生体验，跨越障碍、突破局限，帮助和改善他人生活，影响和改变世界。
尽管我们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是我记得，母亲会在酷暑时节，烧上一大壶开水，放上茶叶，供路人自由饮用。要知道那年月，不时有人在路上中暑倒毙。很多饮水人出自感激，会在碗里留下一点钱，然后离去。这时母亲会遣我追上行人，将钱退回。我以后懂得，在帮助他人时，你会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行善积德之外，这是最好的回报。
虽说苦难是一种财富，但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也是显然的。我们家都是好人，但没一个有好脾气。早年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我们时刻处于战斗状态。母亲一生辛劳，没有来得及有任何的享受，在我博士毕业前不久，遽然病故。也许母亲离开时是欣慰的，她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但是我至今不敢相信，命运可以如此不公，让她在为儿女付出一切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就撒手西去。母亲的离去，至今仍让我感到无以回报的惨痛。
有时，柳会说，冯文康，你何德何能，有这么好的儿子。还有老婆、车子、房子、自己喜爱的工作。一下什么都有了。是啊，我也奇怪，自己怎么从中国的穷乡僻壤，来到了美国有名的富庶社区。据说幸福有三要素：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一个业余爱好。我三个都有了，无疑是幸福的。我满足。但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追寻和实现生命的意义。
三十多年以后，我还会神游回到，那土坯砌成的新屋。一盏青灯，几页黄卷。母亲的叮嘱从夜的深处传来：文康，早点睡，睡晚了伤身。
二〇一一年二月
后记
这是一篇旧文。写作的本意是让儿子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人生经历，以减小代沟。我每天写一截，给他读一截。他鼓励我写下去。是他告诉我简·古德尔（Jane Goodall）的名字。古德尔不仅是联系我们父子之间的纽带，更是影响我人生的重要人物。我认同她说的：“我喜欢受过磨难的人，他们比起那些没有受过磨难的人要善良得多。”
成文后，在亲友间传阅。哥哥姐姐们在事实上只有两点小的补充。两位老姐对我在外面遭的罪是头一回听说，泪水涟涟。有两个晚辈比较受感动，说他们经历的困难跟我们比，根本不值一提。也有不醒事的说我在写小说。还有一句议论，“怪只怪，当年没有精准扶贫。”这些都发生在十年前。
新冠（读guān）瘟疫开始在美国传播之后，中国的亲人非常担心、甚至同情我们。我如实相告，我们行动自由、生活基本正常。他们说，如果连命都没有，自由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不担心我不自由，他们担心的正是——我自由。前年圣诞节，我们去佛蒙特州睽契（Quechee, VT）滑雪。当地景致可观，我们兴致勃勃，跟他们分享，冷不丁地给我来一句：“一定要注意病毒啊！”我已经说了一万遍，“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注意！！”
如果一定要作一个结论，那么我的结论会是，当年的苦难、尤其是食品短缺，完全是因为缺乏自由。社会自由度改善之后，我们就不挨饿了，整个社会经济也得到发展。要是不同意，您倒是去问问去年四月经历过静态管理的上海人。是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是今天的饥饿跟过去的饥饿，两者之间就没有一丁点联系？
美学家高先生、经济学家单先生和物理学家胡教授读了拙文，有所鼓励。高和单本人经历坎坷，容易产生共鸣。胡教授也比我年长，她说她在北京的童年，是她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哪里想到中国还有饥饿人群？“所以我要写啊，”我说。上海人民也万万料不到他们要挨饿啊。
但是，直接促使我对外发布这篇陈芝麻、烂谷子旧文的，是有一次我去洁牙。我的牙医是位韩裔，前台来自香港，洁牙师是本地白人。前台见我是相熟的华人，兴冲冲地给我看油管视频。她汉语已经不灵光了，问我女主是谁。我说是李子柒啊。她对中国农村向往得不得了。洁牙的时候，洁牙师又告诉我，她八十岁的妈妈也经常看李子柒。我感到震惊。
比起以前，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很大改善。但是中国还是由共产党领导、没有变色，仍然保持曾经的底色。我赞同崔健说的，只要毛主席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就没变。
既然要不忘初心，怎能不回首往事？
黑猩猩虽然是人类的近亲，但只能维持二十秒的记忆。它们的首领，说不定也是个什么党的。失忆症，是统治的必须。
我们是人类，我们有记忆。美好的记忆，值得回味。痛苦的记忆，有的可以经过智慧转换为财富。过去的苦难，造成了营养不良。重新咀嚼，可以获取营养。我如果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百折不挠，在苦难和挫折中学会的。
对于人类，失忆症是一种病态。
这不是伤痕文学，而是个人历史。确有一位现在法国的前文学编辑读过拙文，她不认为这是文学，“冯先生，您写得太实诚了！”
有人质疑，坚称七十年代湖北黄冈不可能有人吃糠，甚至要求我提供证据。小时候吃麸糠导致严重便秘，得由姆妈和二姐用发卡一针一针往外掏。当年没有视频，现在我也不可能吐出麸糠作为证据。但我六姊妹都健在，其中只有小妹没有吃过麸糠。我们都是有记忆的，我们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一位湖北应城的同龄人作证，他也吃过麸糠。
有人提出，我家作为半边户，条件应该比一般农户好。也不尽然。我家只有三个副劳力，没有主劳力，累计工分只相当于两个主劳力，但有六七张嘴，所以基本每年都是缺粮户，挨批斗。我二叔家里没人吃商品粮，但劳力多，相反过得比我们好。但是我同意，我家远不是最苦的，比我家苦的大有人在。最苦的人早就饿死了，不会来文学城发文章。
而且，这两部分人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前者说苦得令人不敢置信，后者说不够苦。但是我只陈述事实，由读者自行判断。
有人不喜欢我谈自由。马克思早就替我作了回答：“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
有人不喜欢我把吃饭跟自由联系起来。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惧的自由。我有切身感受，湖北人民有切身感受，上海人民有切身感受。殷鉴不远。
2023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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