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曾经有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可说享有了相对充分的自主权，虽然还存在一些禁区，比如六四、西藏、维吾尔族、台湾、法轮功、高层腐败问题等等，但至少比前苏联时期好多了（以前东欧和苏联的作家就敢于碰触那些体制禁区，布尔加科夫写《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没打算在生前出版。）何以在中国还是产生不出公认的伟大作品呢？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前苏联能，中国到现在还不能？比起前苏联作家，中国作家到底缺少什么？
中国作家受到社会环境制约，良知、胆识、勇气不足（其实勇气、自由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自己给的。），缺乏精神力度。许多作家应该明白现代社会突出尖锐的矛盾，比如体制、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等等问题，但不敢面对不敢触及。中国作家过于聪明，通晓圆融的传统哲学，深谙人情世故。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他们那样乖巧，老于世故，知道规则和界限，会妥协，最多玩些擦边球。莫言就是妥协的结果，他的小说写出了村官的凶残、虚伪、势利；写出了农民的贫穷、可怜、悲惨。但他是“体制内的人”，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回避政治。这就是顾彬说的中国当代作家不敢发出声音。
妥协的不只是莫言一个人，王蒙、王安忆等等中国作家都一样。他们的作品中只有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把苦难归罪天灾或政策失误，不去追究引起政策失误的根源。中国作家在历史磨难的重压下，能直起腰杆说真话已属不易，真正的批评、特别是有远见的深刻批评就难得一见了。
那些能够面对现实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郑义、廖亦武、刘宾雁、苏晓康、高行健等等，但也许因为才华所限，他们也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实在很一般。作家不但要敢写，还要写得好，这并非易事，即使像张爱玲这样近代杰出的作家，也难以胜任。张爱玲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给人的感觉是对政治并不关心，没有写过反日的爱国小说，只关注个人和小我的生活，后来却写了《秧歌》、《赤地之恋》，揭露讽刺新中国专制暴虐，但不是好小说，语言偏颇，叙述视角不统一，有虎头蛇尾的毛病。
中国作家并非都缺乏学识与才情，中国当代作家经历的生活不仅多姿多彩，而且有些经受过比莫言更大的苦难，是许多国外作家难以想象的。但中国作家难以进行真正的难度写作，直面人性，把苦难化为资源，把困境化为机遇。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说过：文学可分成两类。悲哀的文学和抱怨的文学。前一类是关于人类永久的生存状况，后一类带有某时某地的文学痕迹，也许真切、动人，但不是伟大的文学。很遗憾，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的创作都属于后者，这是中国作家的另一个软肋。只有苦难和批评，没有对人类存在最本质的思考。虽然我们作家也有反思精神，但没有宗教情感，无法站在哲学高度审视，缺失以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和独创性写作，因此无法展示思想和心理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中国作家有发达的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自然就限制了形而上的思考。内心充塞太多务实的东西，留给创造想象的空间就少了。总的说来，中国作家既不敢碰触禁区，也无法关注人类的普遍与永久的生存状况。
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精神也是物品，什么都可以消费，人的精神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人”化为“物”，人与人的关系被换算成物与物的关系，社会关系被分解为数字的金钱关系，万物都成为商品，人文精神滑坡，丧失良知和道德底线，成为有史以来道德最为沦丧，腐败最为严重的社会。小说家也是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出版市场的影响，即使严肃作家也拜金，只关心稿费、版税、印数、销量，会不会畅销，怎样炒作，不关心小说的优劣，看不清文学的本质，在商品化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媚俗。小说写作不再是平庸与难度的角力，而是都变得浮躁，急功近利，忍受不住寂寞，当然更重要的是缺少社会使命感，不敢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直面苦难、直面心灵，而是回避是非、躲避崇高等等，这些几乎成了二十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较为普遍的一些弊端。
这些都造成中国作家思想贫困，无法创作出伟大的小说，当然还有很多其它因素：作家的天赋、素质、修养等等；作家本身经历的贫乏，没有自己的生活，缺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视野；我们还可以列举出种族历史等等因素，如中国没有产生史诗，中国人习惯片段式思维。
批评是另一个必须特别指出的原因。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缺少诤言批评的锐气，缺少有真知灼见、有思想的批评，批评家没有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最本质的东西：作品说了些什么和怎么说这样两个主要问题。批评家分不清优劣作品，什么是有灵性的作品，什么是低俗的作品。一个流行小说作者金庸被学者教授评为20世纪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们对评论界还能期待什么？
文学批评已不成为真正的批评，要不是攻击对手，就是褒扬吹捧，搞利益批评，有的评论还收钱，完全脱离了批评的本意，甚至丧失了职业道德。如今的作家作品批评研讨会，不是隔靴搔痒式的批评，就是说些无关痛痒的废话，反正这么做批评家个人可以明哲保身不说，还能有吃喝玩乐。
中国文人媚俗，不像顾彬那样讲原则，那些原来对莫言颇有微词的人，觉得他所写的作品毫无水准乱七八糟，可是就因为人家得了奖，就一窝蜂跟上去同声喝彩。
还有些批评玩名词术语游戏，作者读者看了不知所云。另一些批评牵强附会，作太多作品之外的解释，不论是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还是历史的。解释过度是一种严重的批评错误。
没有一个好的批评界，也就难以催生伟大的小说。
也许我们人在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批评不能简单化，中国作家毕竟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许我们也不该拿中国作家和俄罗斯作家相比，俄罗斯具有伟大而悠久的人道主义文学传统，其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突出地位，世界出过几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人问福克纳他最喜欢的三本书，他说了《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
“文学状态”是非功利、非政治、非市场的状态。令人庆幸的是，中国有少数作家在反省社会，也反省自己的写作，有自己的操守和坚持，始终保持对当下现实的批判性，听从内心的呼唤，踏踏实实地耕耘，进行深度和难度写作。
进入新世纪，就是进入闲适和游戏的年代，产生了快餐式的网络文学，每个人都可以写，在街上随便往空中抛一块石头，十有八九能砸中一个作家。小说写手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激情进行创作，越写越多，产生一大堆垃圾。在这样浩翰的作品中，会不会有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有待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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