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和顾彬持相反观点的有老作家王蒙，他在2009年说：“中国文学处于它最好的时候。”陈晓明在同一年也说：“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人说有大批的中国小说家已经和西方小说家的水平不分上下，他们的依据是中国文学庞大的创作数量、翻译到国外的作品越来越多，以及数十万计的中国作家阵容。
中国作家正在融入世界文学主流，中国作家获得国际文学奖的已经很多，高行健、莫言的诺贝尔奖自不必说，贾平凹也获得过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等，余华获得过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姜戎、苏童、毕飞宇曾获得亚洲布克奖等等。2013年阎连科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提名。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中国诗人，也获得过许多国际性的诗歌奖。可以说，十多年来有很多中国本土作家和华裔作家，在各个国际文学奖中获奖。
不论中国作家取得多大成就，即使现在是处在最好时期，和世界文学相比，还有明显的不足和差距。在国外书店里，很难找到译成外文的中文文学作品，不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他的《骆驼祥子》等译作发表时一度畅销）、张爱玲，还是当代的杰出作家，偶尔看到也是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张戎的《鸿》是个例外，那是回忆录，不是小说。而我们能看到很多日本作家的译作，最多的是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还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人的作品。
什么时候中国文学能引领或代表世界文学的某个潮流或方向？什么时候中国作家能成为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哪怕局限在作家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他们的榜样和模仿的对象？显然这样的日子还很遥远，假如不是遥遥无期。毫无疑问，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一部伟大的作品。
中国作家作品形式上缺少创新，中国的长篇小说缺少结构，大部分都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平铺直叙，线性展开，要有也只是自然时间的结构。中国作家没有原创力，中国小说资源不丰，传统不厚，致使作家营养不良，底气不足，没有内涵，思想不深刻，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中国作家容易被市场左右，缺少道德勇气。
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黑暗岁月里，出现了别雷、巴别尔、叶赛宁、勃留索夫、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安德烈耶夫、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一大批经典作家，以他们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开创了世界众多的文学流派，其中别雷的《彼得堡》，与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起成为意识流文学的三座高峰；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勃留索夫的《白雪公主》打开了以荒诞派手法重新改写童话的先河；而扎米亚京反乌托邦的《我们》先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问世；更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创作出了如《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等不朽经典。即使是后来加入美国籍的纳博科夫，也属于世界级别的，他的《洛丽塔》和《微暗的火》震动了西方文坛。《日瓦戈医生》以大悲悯、大解脱的心境书写俄罗斯文学高贵的人道主义传统，更被有人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三部小说之一。
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布尔加科夫，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后，到1940年去世，他没有一篇小说能在苏联发表或出版，他流落街头，只剩贫穷和死亡。在遭受迫害的日子里，写下注定不能发表的旷世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曼德尔施塔姆更以《我们生活着，却飘忽无国》这首诗，无情讽刺斯大林，对他的独裁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有人告诉索尔仁尼琴别写《古拉格群岛》，劝他忘了吧，否则会失去一只眼睛。索尔仁尼琴回答：如果不写，我会失去两只眼睛。
在相同的制度下，我们有类似前苏联“大清洗”的经历：如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还有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抗战、内战，中国人所承受的苦难比前苏联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无所作为？为什么没有创造出伟大的小说？不但看不到《静静的顿河》，甚至写不出《苦难的历程》那样的小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反右，杨继绳的《墓碑》反映三年大饥荒，但不是文学作品。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是写大饥荒的好作品，但不足以称为杰作；至于写土改、肃反、整风运动、工商业改造、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小说，在海外出版了几本，也不属于优秀的小说。
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说过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在黑暗年代中国发生的事情是那样匪夷所思，中国现实的荒诞性超越了历史，超越任何文学作品，只要把真实的故事写出来，去掉无关的枝节，就能成为一部好作品。
也不是没有中国作家在作宏大叙事（我们至今还写不出接近《战争与和平》、《罪与罚》那样伟大的作品，因此还需要有作家去写宏大叙事。），但往往大而无当，好作品少，伟大的作品还在书写过程中。中国作家满腔热情写下的东西，过了短短几年就被历史淘汰，甚至沦为顾彬说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