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后海，现在是北京挺热的一个景点儿。游胡同、泡酒吧、逛特色小店、游湖听歌……体验老北京风情，享受一份皇城根儿的浪漫，这里已成为老北京最后的“保留地”，至少探寻老北京的一个窗口。人们争先恐后地伸着脖子朝这扇窗里张望，好像一下子嗅到了什么气息，看到了什么风景，然后急不可待地分享给亲戚朋友，且带着京腔：您瞧，老北京的后海！
可在我的记忆中，后海和老北京不是这样。
所谓后海，其实说的是什刹海，包括前海、后海和西海（积水潭）三部分。三海连在一起，如一条美丽的玉带从北京城北部飘过，银锭桥和德胜桥则是这条玉带上的两个节。前海以美丽的荷花市场闻名，中心有一座可爱的小岛，朱自清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绿》里特别提到过沿岸高大碧绿的白杨；后海自银锭桥始，湖面向西伸展开来，开阔大气，特别是站桥上远望西山，层层叠叠，山与湖交相辉映，如一幅水墨画， 就是所谓的“银锭观山”了，旧时的小燕京八景之一。当然是旧八景了，现在天好您看见楼，天不好，嘿嘿，就只剩下“浩渺湖波”了。让这座单孔石桥出名的还有汪精卫曾于一九一零年试图在这儿刺杀摄政王载沣，因走漏了风声，没有成功。
银锭桥向北正对着烟袋斜街，可以一直通到鼓楼脚下。百年老号“烤肉季”就在桥北口东侧不远。以前那儿可是个挺高级的馆子，外面总停着不少轿车，外宾的。在那个年代，一提起外宾，当然就意味着高级。七五年冬天一场大火把这间老店烧个精光。记得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失火的时候刚从体校游泳回来，下了五路车，到鸦儿胡同口就看到了滚滚的浓烟和几层楼高的火苗，惊得目瞪口呆。我刚想跑去看个究竟，却一下子被邻居阿姨拦住了——她刚好打这儿经过。“还不赶快回家，你妈妈会急死的。” 阿姨拉着我就往家走。所以现在也没法儿给您描述那次大火的细节了，只听说由于胡同和银锭桥狭窄，救火车费了好大劲儿才开过来。也记得第二天一早遇见几个大我很多的兄长回来，一脸的疲惫，说是帮助“烤肉季”隔壁的粮店搬粮去了。那时的人真好。
沿着后海北沿儿往西走，有很多破旧的老式民房，原来几进的四合院解放前后多已成了大杂院儿，但也有大户人家依然透着威严，我说的是摄政王府：中间的府邸解放后成为卫生部机关的所在地；西侧的王府花园里又加盖了一栋二层小楼，宋庆龄女士一直居住在此直到去世；东侧的王府马廊则改作了市聋哑学校。现在沿湖的护栏是用 汉白玉石料重新修建的，古朴大气，以前则是漆成绿色的铁护栏，隔几米由一个水泥墩子连着。记得当年早起锻炼的老太太最喜欢在铁栏杆上压腿，一压老半天，一边聊着天，气定神闲。我总好奇她们是怎么把腿搁上去的？还是小脚。 也还记得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在那个奇热无比的夜晚，伴随着天摇地动，铁栏杆剧烈晃动发出的巨响有多么恐怖。
在这条湖沿小路上不知走过多少回。爸爸每天早晨到部里上班时，都会把我放在自行车横梁上，半道停下来，送进后海幼儿园的红色拱门里。有好几次他边骑车边想事儿，不知不觉就过了站。我反正不会提醒他，总想着混过去就不用再去幼儿园了，弄好了还可以在王府大院儿里玩儿上一整天。天底下好像没人爱去幼儿园，虽然那真是不错的一个。幼儿园旁边的四合院儿里住着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我们夏天出来玩儿时经常看见他在湖里游泳。他喜欢仰泳，躺在水面上露出白白的肚皮，我和伙伴儿们这时就会在岸边高声叫“马大夫，马大夫！”
那时我们住在湖边一撞长长的灰色筒子楼里，那是部机关的家属宿舍 ——起先是年轻人的单身宿舍，后来年轻人成了家，添了孩子，这里就热闹起来。筒子楼四周由一圈儿围墙围成一个大大的院落，与周围的民房和大杂院分隔开来，也让这里多少有那么一点儿独立和不同。周围人和我们自己都管这儿叫“大楼”。我在这里一直住到十一岁。那是一个快乐、平静、又略带感伤的童年。
大楼里有很多孩子，热闹，也很抱团，虽然平时彼此间也争吵打架，可对外却相当一致，心里头不自觉地用那堵墙把人划分为自己人和外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水还很干净，夏天吃过晚饭，大家伙儿是一定要成群结队到湖里游泳的。这时太阳不再暴晒，而晒了一天的湖水却变得格外温暖、少有凉意，是游泳的最佳时间。衣服毛巾就搭在湖栏杆上，孩子们在水里折腾，大人们则倚着栏杆看，说笑聊天……不觉间太阳就下山了，彩霞把天边和湖水映红，然后再缓缓地消逝，留下西山美丽清晰的剪影，最终也让黑暗完全吞没。这时候大人们就会高声吆喝还不肯上岸的孩子们回家。
喜欢游泳，上小学以后的每个夏天我都是泡在湖水里度过的，身上晒得像炭一样黑，恨不能成为楼中一景。邻家的亲戚奶奶每次从上海来，都要特意来看看这个“非洲”孩子。要是我一早睡了，妈妈第二天准告诉我奶奶带来好多好吃的。我在楼里年龄最小，总是得到特殊的关爱。
“文革”期间，湖边每年都少不了几次“意外”，淹死人。有时还会出动“水鬼”在水下找人。有一次从湖里打捞上来一个年轻女子，人已经没了，就暂时停放在大院门口的墙角里，等候处理。我们上学的时候从那里经过都不敢侧过脸去。
冬天的时候，后海的湖面会结起厚厚的冰来。岸边的柳树叶落光了，留下光秃秃的柳枝在寒风中舞动，仿佛谁被吹乱了的头发。最高兴的要数在湖对面十三中上学的哥哥姐姐们了，每天上学、回家都可以从冰上穿过，而不用再绕道银锭桥。哪天赶上护国寺电影院放电影，我们也是一路滑着从冰面上斜穿过去，白塑料底棉鞋滑起来最快，仿佛是专门为这设计的。漆黑的夜晚，有时冰面上会突然发出什么声音，由远及近，到脚底下又一下子跑远了，仿佛冰的深处正在断裂开来。每当此时我的心都会随之一紧，生出一阵恐惧。
掉冰窟窿里的事儿也常发生，尤其是春节后冰面开始融化的时候。人救上来，第一时间总被送到岸边打冰工人的工棚里——那是一排沿着大楼围墙搭建的简易棚子，给打冰的农民工临时住的。他们春节一过就来了，为的是在天暖以前把厚厚的冰块儿凿下来运走，供冷库用。工棚很简陋，也就一个火炉，一排大炕，火炉上永远坐着热水，吱吱地冒着热气。水是从我们楼里挑的，几个调皮的孩子每次看见他们来，尤其是看见他们让又厚又笨的黑棉衣棉裤、毛皮帽子和大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滑稽且土里土气的样子，都不会放过恶作剧的机会——只为着好玩儿。然而此刻，人们有难，这些朴实木讷的农民汉子却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拿出自己的棉衣棉被、烧好的热水给冻僵了的人们取暖。
大楼北面、背对着湖的一侧外是长长的鸦儿胡同，以前叫沿儿胡同，东边直通烟袋斜街，西面与甘露胡同相连。老作家萧军从五一年起就住在鸦儿胡同6号院儿的一栋木质小楼里，并起名“蜗蜗居”。萧军的孙子大忠、大勇是我最要好的伙伴儿，所以经常去他家玩儿。记得那房间很高，很大，木地板走起来总发出咯咯的响声，哪怕我们蹑手蹑脚、十二分小心。“文革”期间，这里已不清静，小楼里住进了好几户人家，院子也与大杂院儿无异。后来看电影《日瓦戈医生》，尤其是日瓦戈从一战前线回到莫斯科的家那一幕，总让我想到这儿。萧爷爷身板儿结实，面色红润，走路生风，看见我们总是很和气。
广化寺也在胡同里，我们管它叫和尚庙。不过那时没什么香火，更没见过什么和尚，大门从来都紧闭着。尤其到了晚上，胡同里没什么人，几盏路灯孤零零的，彼此间让大片的黑暗隔着，每次打寺门口经过心都会提到嗓子眼儿。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个冬天，我每周都有几个晚上要到三里屯工体游泳馆练游泳，回来通常已经九点多了。有一次下大雪，公共汽车挤不上去，将近十一点才回来，搭伴儿走的小哥们已经在前一站到家了，我独自从空无一人的胡同里走回来。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心里头更是害怕和委屈。快到家了，下意识地抬头望一眼大楼的窗户，看见妈妈正趴在窗前等我，心头顿时一热，隔老远大喊，“妈妈！”妈妈答应着，转身飞奔下楼来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能比看到妈妈的身影那一刹那更让我放心、快乐的了。
多年以后，特别当自己也做了父亲，真打心底里佩服妈妈当年的坚强和勇气，她从不溺爱自己的孩子，从不剥夺孩子尝试和锻炼的机会。这并不容易做到，尤其在爸爸不在家的那些年。
父亲是从干校被直接带走的。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二姐到幼儿园来接我回家，刚一到教室门口我就注意到她哭红的眼睛，其实她只比我大四岁。家里很凌乱，像刚被什么人洗劫过似的。伙伴偷偷对我说，下午你家来过不少“海军”叔叔。后来我知道他们说的是蓝制服，警察。妈妈没和我说什么，但从她的眼睛里，我却感到蚀骨的冷。我什么也没问，晚上早早就睡下了。不知过了多久醒来，发现房间里的灯依然亮着，妈妈还在和大姐轻声说着什么，声音很低，只几次隐隐约约听到“爸爸”。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见过父亲，而且敏感地意识到“爸爸”是一个危险的话题，提起来就谁也不会高兴，就只有眼泪和感伤，因而从来不问。有一次父亲的东北老同学到北京来看他，一进楼就一路打听，摸上门来。妈妈没在家，他和大姐说了一会儿就走了。他走后姐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好久。
妈妈从来都不说什么。她尽量让生活沿着原来的轨迹往前走，而我也并没觉得家里遭了难，或比别的孩子低一等，直到上小学申请加入“红小兵”的时候。作为班长，填了几次表，都没有被批准。
也怕过年，虽然又盼着过年。那年和往常一样，楼里各家张灯结彩，妈妈也尽量做出高兴的样子，给我们换上新衣服，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一大桌饭菜，甚至还打开一听鸡肉罐头。我知道她想让我们和别人家一样过一个高高兴兴的年。菜都摆好了，妈妈却迟迟不上桌，她背对着我们站在玻璃窗前，望着窗外的漫天大雪，久久不愿回过头来。我知道她在哭。我仿佛看到天也在和纷飞的大雪一起塌下来。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是妈妈和姐姐的坚强还有来自邻里的一双双温暖的手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妈妈有时也和我们说笑，可直到几年后的某一天我才清晰地意识到那笑容有多难、多么不同。那几天几个邻居阿姨一有空就过来和妈妈嘀咕些什么，虽听不清，但我能感觉到她们话语间的欢快气氛。妈妈没去上班，邻家阿姨也是。有的帮妈妈打扫房间，拆洗衣被，有的外出采购，有的则在厨房里忙碌。小军的妈妈把我拉到一旁，俯身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你爸爸要回来了，然后很劲儿地亲了我一口。忘不了那一刻充满我整个心、整个世界的喜悦和欢笑。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苦难而不失美丽。转眼已过去近四十年。寒夜难眠，偶然走进内心深处，拂去厚厚的灰尘，发现那记忆依然鲜活美丽，温婉动人。莫非是老了，只剩下了远期记忆？
后海已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喧嚣、忙碌，热情、蓄势待发，只是拉生意的伙计京腔并不纯正；还有幽暗的烛光，软软的情歌和迷离的醉眼。昔日的幽静，优雅、纯朴、醇厚还在吗？我忽然想起了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只不过这里每天卖力上演的是一幕幕老北京的悲喜剧，让人惊叹，让人唏嘘，让人高声喝彩，更让人慷慨解囊，边解边大声安慰自己这银子花得值。却也有人在一旁冷冷地说，那只是戏呢，不是真的。
萧军的小楼已人去楼空，残败的院落不知在等待什么样的命运或结局？航海俱乐部伸向湖中的美丽半岛已被高高的围墙围住，严密而神秘；从大楼到后海幼儿园间的大片民房已不复存在，正在兴建的华丽屋舍又将是谁家会所？大楼也没有了，只剩下空荡荡的院子在寒风中守着，仿佛一双紧紧合拢的手臂，在努力把过去的一切留住，不肯放弃。
我在门前矗立良久，泪满衣衫。
原载《红杉林——美洲华人文艺》，收入2022版散文集《土狼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