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扮演了一个投机者的角色，瞎猫碰上死耗子。本来做好了到点下车，立即退休的打算，谁知道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砸中了他
“李鹏日记”中说：（八九学潮期间）赵紫阳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原定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方针。在政治局讨论完戈访华问题，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越紫阳突然提出处理学潮的几点意见。这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以来第一次开政治局全会。外地的委员江泽民、李瑞环、杨汝岱同志都参加了。
当前国内中心任务是制止动乱，政治局会议不把制止动乱列为会议正式议程，本来就令人奇怪。但想不到赵紫阳突然讲了对处理当前局势的四条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赵紫阳说这四条意见，是他个人意见。接着万里同志说，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下午，万里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本来按照正常的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
李鹏回忆出的这段内容，恰恰是后来万里出访期间“自作主张”提前回国，被邓小平下令由江泽民在上海执行对万里的“保护任务”的原因。
笔者在当年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万里当年决定提前回国后，专机组请示国内，“家里”明确表示同意，但飞机升空之后便接到“最新指示”，要求专机改飞上海。
李鹏日记中还说：以后我才知道，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无独有偶，次日，在香港右派报纸上就登出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消息。这就令人怀疑，赵的身边有奸细。
笔者二十五年前还在北京的时候，即听到过在中南海里工作的人士介绍的这一段故事的前因后果。
故事的原委还要从江泽民在上海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说起。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联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当时国内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等到会。《世界经济导报》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新观察》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胡耀邦乎反；二，为“消除精神污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文章内容把当时的政治局面，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因为社论的内容，是以邓小平在前一天的讲话为基调，所以熟知内情的江泽民，立刻觉得此时上海方面必须“旗帜鲜明”了。他于当天下午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定。按着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钦本立的职务，派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的整顿领导小组管理《世界经济导报》。
导致这一处理决定的作出，是因为《世界经济导报》原订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刊出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录。报样送审以后，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其中一些段落的内容如果原样刊出，势必会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安定。
事情汇报到江泽民处，江氏十分同意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看法，亲自打电话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对文章进行删改，但遭到钦本立等人的软磨硬抗。
江泽民的命令下达后，为了不致引起负面作用，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尽快改版出刊，但报社同仇敌慨，坚持不改版也不出报，同时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经被卖出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后的《世界经济导报）终于面世，但社会上至此已经流传出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因为江泽民对这家报纸的处理，已经被大陆各大报纸公开报道，终于点燃了八九学生运动上升为全民运动的导火线。
开始，先是数百名北京的新闻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消钦本立职务，并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作法是违反新闻条例及中共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别开之原则的。在这封抗议信上签名的记者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级的重要报刊。
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大陆社会科学工作者严家其、许良英、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联名致函江泽民，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认为江泽民只有处理党内事务的权力，而《世界经济导报》不是党报，所以江泽民的作法是越权，而且是在制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仅《中国青年报》即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签署给《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慰问电，电文中说：“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
另外，《中国日报》亦有七十五名编辑和记者签署慰问电给钦本立，电文中说：“威武不能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这些电文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刊登在大陆报刊上，但当天的海外媒体即却都加以报导。
在外界的强烈支持下，《世界经济导报》同仁也开始抗争，报纸编委会在给江泽民等人的一份陈述材料上表示：上海市委应该撤消停止钦本立职务的决定，并撤回工作组。
赵紫阳从朝鲜出访归国后，立即表示了对学运处理不能采取压服手段的态度。按着，赵于五月四日发表一篇承认学生爱国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较好反响，乔石、杨尚昆和万里三人，在赵紫阳刚刚讲完话后即称赞他讲的好，并都表示非常同意他的讲话。
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的当天下午，北京市数百名新闻记者，发起了中共建政后首次新闻工作者大游行，参加者有新华杜及各大报刊的记者。他们向有关方面提交一封公开信，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消上海市委关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决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四，要求政府与新闻界就此事与新闻界公开对话；五，政府不得对于公开报导加以干涉。
“李鹏日记”中说：以后我才知道，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
所谓的“李鹏日记”出版后一直被认为是真伪难辩，笔者通读之后虽然不敢完全肯定说是李鹏“亲笔”，但坚信即使在李鹏身边工作的人也不可能“编造”得如此贴切。但如果说它确实是出自李鹏“手笔”的话，无疑也是在“原始日记”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后期加工之后才对外公开的。比如前面引述的所谓“以后我才知道”的江泽民批判赵紫阳的这段话，事实上是在赵紫阳最后一次出席由李鹏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座在“被告席”上接受李鹏、姚依林以及江泽民等人揭发批判时江泽民的发言内容。
笔者十数年前即在为朱镕基作传过程中专章介绍过江泽民和朱镕基以及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三人在八九学潮中围绕“导报事件”的所作所为。
当时的江泽民与朱熔基商量“导报事件”如何了解时，朱熔基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应该在《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上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但说了一句北京方面采取激化矛盾的作法「看来并不是上策」。
本来，赵紫阳刚从朝鲜回国后，听了关于全国形势的汇报后，就认为“《导报》事件”引发的全国性抗议事件证明上海方面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令江泽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他一方面在上海对钦本立表示安抚，一方面与部下商讨解决办法。
几天后，江泽民被召进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一度曾向赵紫阳求救，希望他出个主意，平息导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愤怒。
当时，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多数与会者因为无法判断邓小平那里到底是什么态度，所以也都认为江泽民这下捅了漏子。一时间，江泽民在全体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见人即满脸堆笑，以哀求的目光希望平时同他表面关系还算不错的几个人替他打打圆场。
在五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委员碰头会上，江泽民看到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辩解，于是急中生“智”，看到李瑞环去了厕所，立即起身追了出去，在厕所里向李瑞环讨主意。
参加政治局会议后回到上海,江泽民一度曾经动过给钦本立“赔个不是”的念头,因为此时他一度对形势判断走样,误认为赵紫阳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学潮进而提升其总书记的权威。特别是赵紫阳八九年五月初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后,江泽民更感到自己处理导报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江泽民退休之后一位内地知情人士大胆弄到海外发表的记实文章证实了笔者早年文章中的如上记载。
该文章中说：赵紫阳从北朝鲜回国后，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粗暴，而且不早不晚，在危机时刻捅了马蜂窝，时机极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赵紫阳也不会再说什么了。他採取了既不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公开表示支持新闻媒体的态度。也就是採取了中央不介入的方针。意思是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
1989年5月2日，赵紫阳与民主党派座谈。有人报告说："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的江泽民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
赵紫阳随即回答说："江泽民既然有此要求，你们统战部可以帮助想想办法。缓解矛盾。"
1989年5月10日，江泽民来到北京向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汇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赵随即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另外，赵还表示，如果现在中央出面，恐怕会引起外界的一些猜测，说是上海市委在中央的压力下才採取措施"缓解矛盾"的。
江泽民对此心怀不满，"六四"后，江一直把这件事作为赵紫阳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这是江泽民最终沦落为"六四"镇压帮凶的第一步。
当年在上海还被江泽民和曾庆红捧为爱国知识分子的著名作家沙叶新先生三年前发表文章披露说：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内容是：“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甦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同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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