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利益的具体化和理论化之后，就是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物质化就是私有财产，进而扩大成了具有法律性质的私有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内心欲望，心理需求逐步外化和物化，最后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的演变过程。
在物质生活还很贫乏的时代，哲人们希望通过道德的感召和宗教的救赎，让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的欲望，安贫乐道。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后工业时代，在温饱都有了保障以后，我们大家能否就此安居乐业，人类就此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哪？历史和现实都无情地告诉我们，没有那么回事。
在用道德的说教，和宗教的救赎来约束人们的欲望而不果的情况下，人类又进行过一次在国家层面上的改造人性的运动，那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旨在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私有制是利己主义的外化形式，也是利己主义得以实施的具体物质基础。消灭私有制就是剥夺了利己主义的具体形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利己主义，因为利己是思想，是本能，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非物质的精神活动。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理论上说得很好，实际操作上就变成了“按职位分配”。人们在考量自己利益的时候，在多劳不能多得的情况下，我就少干，尽可能地少干，出工不出力，于是工作生产的效率低下。当局者为此不得不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满世界地评选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忙着树立大公无私，甘于奉献的各色标兵。这样作的效果如何，人们内心里的那个小九九，那个追求自我利益的私心改造过来了吗？
从苏联解体了，中国改革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中国现在又重新确立了私有制，也不呼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就自发地高涨了，社会活力也激发了，社会财富也大幅增加了。这是什么在后面起了作用？
马克思提出通过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人类社会中的贫富不公，进而达到人类大同。现在看来太唯物主义了，人还有唯心的一面，而且更加根深蒂固。此外确定人们在社会阶梯上的位置除了财富，还有权力，没有了首领不就群龙无首了吗？
马克思要是能亲眼看到这一幕，恐怕会仰天长啸：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或许他还会这么叹息道：不可救药的人类，随他们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