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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MoonRiverMe 于 2019-09-15 05:41:26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2014 bytes)

190903‘’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笔记(一)
爱思想网新上传‘’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一文，全文极长，约十多万字，原文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作者沈登苗，独立学者，在文中，作者认为，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以及“文革”中，都对“书香家庭”的垄断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文革”中也包括了新贵）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作者就此进行了古今中外的论证，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观点新颖，角度独特，论证严谨，史料丰富，数据翔实，很受启发，摘录部分内容。
一，痛惜大陆60年内未出现世界级创造性科学家
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大国，一个非常聪明、刻苦的民族主体，一个拥有曾与世界接了轨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政权，在一个甲子内的教育与诺贝尔科学奖级的科学奖毫无关系，则是独一无二的。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创造性科学家的培养上，似乎得到了最坏的结果。
二，何谓双重断裂？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们不该忘记的。
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 “断子绝孙”。新中国为何至今还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否则，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
三，一代难以成为学者
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贫寒子弟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证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培养的前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也基本上产生在有产或有文化的家庭。事实上，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亦大都来自地主、富农或没落的官僚家庭。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等与民国培养的学者一样，也基本上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故鼎革后，急于求成，试图从无产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学术大师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国如此。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并不是说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子弟出不了学者，而是指工农当家作主后还得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积累数代，才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学者。一般地说，当赤贫的后代成为著名的学者时，其父辈已不是生活在低层的“无产者”了。这与科举时代“田舍郎”中进士:时的家境相似。且任何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都如此。
四，残酷的事实
中国曾是发展中国家中培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之一。可遗憾的是，这些得主接受过的中国教育与1949年后的大陆无关。为了便利分析华人科学精英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情况，增加5个具有诺贝尔科学奖级的科学家.钱学森，吴健雄，陈省身，丘成桐，陶哲轩。
接受的国内教育包括台湾（丁肇中、李远哲）和香港(崔琦、高琨、丘成桐)的教育。陈省身1934年去德国留学，1937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1943年赴美。除了崔琦，均出身于书香和知识分子家庭(带*的是父系、母系双方均为书香家庭)，也基本上是中产者家庭，而钱学森、高琨算得上富豪之家了。崔琦的父亲是农民，但其母亲出自大户人家，他的几个舅舅是知识分子，仨姐姐也均为1949年前的大学生，故从母系的角度讲，崔琦出身也是书香。杨振宁、朱棣文、丘成桐的父亲是教授，丁肇中的父母均是教授，李远哲的父亲是画家。有7人的祖籍属清代科举发达的州县。
这13个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有10人在国内接受过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可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主要接受的是中华教育。然而，令人难以启齿的是，他们所受的不是民国教育，就是此后的港、台教育，没有1个人在1949年后的大陆上过一天学，也没有1个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直接走向世界的！
由上可知，由于中华民国已培养出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得主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1949年后的台湾、香港也输送和孕育了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得主等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五，明清出学术大家的规律
笔者对我国宋以降，尤其是明清的专家学者研究中发现了两个规律性的东西。一是明清的专家学者集中产生在教育(科举)发达的地区，这就是客体、外因，即环境。而这种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县级以上的科举发达地区的形成，一般需要上百年以上的积累。一个地区在文化上升过程中，出的人才类型也有一定的顺序。通常是科举人才→仕宦人物(与之并列的是文学或书画人才)→学者。几乎没有倒过来的。所以，一个地区从教育勃兴到著名学者的产生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另是明清学者一般产生在具有中产阶层及以上经济水平的仕宦、书香之家，或这类家庭的破落户。一个贫寒之家出人头地的经历通常是：一代或几代力农或经商致富→一代或几代读书→做官。此后，有的能富贵几代，有的就迅即破落了，更多的是渐渐下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基本如此。学者一般产生在前人已为他创造了条件的书香、富贵或破落之家，几乎没有其它家庭。在这里，家庭或家族相对于社会条件是内因，相对于学者本人来讲，又成了外因。无数的案例表明，一个学者需要一个家庭或家族数代人的接力。这种接力，既是经济的积累，更是文化的薪传；既是先天、遗传的，更是后天营造的，包括人脉的构建。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赤贫之家的男孩，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一代很难成为学者”，是本人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30年观察的结论，也是提出和解决本课题的理论来源和史料支撑。
六，民国的教育奇蹟
朱学勤先生曾感叹：“1905年骤然废除科举……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体系被废除，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乱，是难以过渡到现代教育体系的，但是民国时期做到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人在沿海地带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民国大师辈出的前提。但是，这个教育奇迹的出现，也是有前提的；教育成功地转化为人才，则是遵循了古今中外的成材规律。
1、废科举前，我国教育重心已完成了由农村和县城向大中城市的转移。教育的重心扎在城市，是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一个硬件；把“读书种子”吸引到城市，是其成为现代学者的重要一步。中国的现代教育在空间布局上一开始就与世界接轨了，这对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讲尤显得重要。
2、废科举后有产阶层与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水到渠成的废科举，使中国的文化形式日益增多，课堂内容丰富多彩，西化的教育体系、科研体系、新闻出版体系等迅速构建，知识分子，无论数量还是层次都有较大的发展，不仅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大师辈出，更重要的是一些自然科学家站到了世界的前沿。故废科举与其说中国文化的断裂，不如说中国文化的转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产阶层与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20世纪上叶的中国，与传统中国一样，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社会流动的“主旋律”依然是横向流动；数千年进化、遗传的“读书种子”还主要通过家族或家庭的传递得以保留。科举结束后，第一代大规模接受新学的知识分子以科举人物为主，民国时期的读书人，知识结构换了，谋生的职业变了，但文人来源的社会结构没有变，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使民国的精英文化大放异彩成为可能。
3、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并未出现重大的失误。民国时期，教育界似乎没有说如何向世界接轨、也没有向世界一流大学挑战的底气，更没有把“改革”、“创新”等动听的名词挂在嘴边，他们采取的基本上是“拿来主义”，从办学体制（公/私立）到课程设置、从学校管理到聘师招生、从大学规模到发展速度[28]，大都老老实实、死心塌地(胡适语)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并无别出心裁的东西和开创新局面的壮举。即使有成绩，恐怕也不善、不便抑或是不屑表达。正因为拿来、老实、普通、常规、平淡，使民国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决策上并未出现重大的失误，避免了大的挫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是非常有远见的，民国政府对教育的无为而治，执政党及其教育部长们拿教授没辙，恰恰促使了民国高等教育按部就班地进行，因而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回报。
站在教育与成材的角度，当代中国出不了大师与民国大师辈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国时代保持了清季留下来的“读书种子”的自然延续；民国政府在教育决策上没有犯重大的、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而1949年后的大陆正好相反：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甚至 “断子绝孙”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在教育决策上屡犯重大的、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且这些决策是政府行为而非教育工作者所能左右的，故责任在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