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仨是自打幼儿园起就在一块儿的。俩高个，一个矮个，后来一直都没变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居上之类的奇迹发生。我是中间那个矮个的，爸妈都不高，不像大忠、杨杰，我那俩哥们儿，有基因摆那儿，想不长了老天爷也不答应。不过大忠爷爷并不高大，他可能是从奶奶那儿得的真传。爷爷是萧军，名作家，文坛拼命三郎，当年鲁迅麾下，左联猛将。大忠和弟弟大勇都是老爷子给起的名，猛吧？
那时他们就住在后海北沿儿鸦儿胡同六号院儿的一座小独楼里，和我们十四号院儿的卫生部宿舍大楼（人称大楼，可能因为附近像样的楼房唯此一栋吧）相邻不远，实际上从三楼我家朝东的窗子望去正好看见他家的西窗，中间隔着杨杰家的小四合院儿、煤厂和鸦儿胡同小学操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个院子和那座灰色的小楼看起来已很破败，院子是个大杂院儿，小楼也挤进了好几户人家。大忠他们保留了二楼的两间，有一间连着一个宽大的阳台，面朝后海。可能是因为房间高而大、朝向通风都好的缘故吧，印象中那房子冬暖夏凉。而且透着洋气，尤其那几扇百叶窗，合上一下子就把凶巴巴、火辣辣的日头档外面了，或者打开一道缝，给她溜进来、洒进来，这时她就变乖了，好像温柔的影子，在你身上、在地上缠绵、懒洋洋地“画格儿”…….地是木地板的，踩上去咚咚响，和我们楼里的水泥地面不一样。
不过在他家感觉最深的还是静。叔叔下夜班要休息，萧爷爷在写作，奶奶坐在阳光里戴着老花镜织毛活……那只毛色锃亮的黑猫不管是不动声色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还是蜷在阳台的软垫子上打呼噜反正都给空气里的“静”增添成色。我们也都跟猫似的蹑手蹑脚地走路，要是玩儿得高兴忘乎所以了大忠就会做出“嘘”的手势，示意我们小点声。萧爷爷看见我们小哥儿几个总是很和气，他腰杆笔直，短发，唇上短须雪白，脸红红的，什么时候都看着精神威严，大忠好像有点儿怕他。爷爷喜欢锻炼，一早一晚，常能看见他和奶奶在湖边舞剑练拳。
大忠爸高个，清瘦，分头，戴黑边眼镜，看起来不像个工人，虽然他和大忠妈那时都在工厂工作。大忠妈妈年轻美丽，短头发喜欢在脑后扎个小刷子。在我眼里她是这世上最慈祥的妈妈之一，她喜欢摸着我们几个的小脑袋问这问那，要是哪天在路上或者幼儿园碰巧遇见了，她和妈妈准保要聊上半天。印象中有几次她不高兴是因为楼上楼下几个邻居的什么事，有时也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那儿叹气。那时我还小，虽隐约听大忠提过这栋小楼原本都是他家的，却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更不知道小楼和它的主人一起曾怎样在文革的疾风骤雨中飘摇，几近毁灭！后来看电影《日瓦戈医生》，特别是主人公从一战战场返回刚刚革了命的莫斯科的家的那一幕，总让我想起这儿。大忠弟弟小他几岁，性子随和，讲话稍有点口吃，每次着急开不了口，大忠爸就会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记住了怎么说？” 大勇这时准红着脸忽闪着眼睛，“慢…….慢……..说。” 那个眼神是我记忆中最纯净的了。
二
杨杰也有个弟弟，杨乐，瘦小，聪明，或者叫“机灵鬼儿”，他爸管他叫“小杨乐儿”，儿音很重，他们是老北京。叫他小可能是因为杨杰高大吧，杨杰像妈妈，大眼睛，白净，随和，话不多，说话容易脸红，主意却大的很。杨杰妈妈从来都是那么安静，就是抱怨杨杰爸哪儿做得不对了声音都很轻。他们和爷爷住，那个小四合院儿就在我们大楼东墙外，我家窗底下，隔着一个细细的胡同。那个小胡同好像藏在我们大楼的阴影里，连着鸦儿胡同和后海北沿儿，天黑的时候走起来有点儿怕人。记得有一天几个人在杨杰家僻静的门口玩儿纸牌，不知怎么就起了争执，我们从门里探出头来看，见牌局已经散了，只剩下一个人满脸是血。
杨杰家住四合院的正房，里外两间，两边厢房住着另外两家人。正房一侧拐角有个小茅厕，没有抽水马桶的那种，如厕完了要用水瓢从旁边的桶里舀水冲。院子里几家人好像也不和睦，有时从我们楼上都能听见他们的吵架声。杨杰说东边那家不大高兴他们住着正房。正房有着宽宽的廊檐，廊上立着口大灰瓦缸，爷爷喜欢养金鱼。每次去他家玩儿我们都会扒着缸沿看，这时杨杰就会像个专家似的给我们说这是红帽子，那条是黑龙睛，或者十二红碟尾、白水泡……等等，时间久了，连我和大忠也都能说出个一二。看爷爷给鱼缸换水更是享受，拿两根管子接上，对嘴吸一口水就顺势流出来，下面有水桶接着。老奇怪水怎么会先往上走再流出来呢？后来上了中学知道那用的是虹吸原理。替换的清水早在一边儿晒一天了，这时候换到缸里不生。而那倒出来的带着好多鱼屎和浓浓腥气的“脏水”用来浇也在廊上的两棵石榴最肥。
有一年夏天多雨，鸦儿胡同的泥地深一脚浅一脚经常在哪块儿就积了水，温度一高自然滋生蚊虫。我们高兴极了，没事儿就蹲水坑边捞鱼虫玩儿，拿纱布抄子捞，捞上来装玻璃瓶里，回家交给杨爷爷。爷爷也想着我们，哪天金鱼甩子儿孵出小鱼了，杨爷爷准会让杨杰站在廊上冲着我家窗子叫，“丁儿，爷爷问你要不要金鱼。” 他找我玩儿总这么叫，尤其是夏天，窗子开着，有时中午妈好不容易按着我睡着，听见那声“丁儿”，我准保一毂辘爬起来，趴在窗户上往下看，“等会儿，就来！”
三
他们俩和大勇杨乐都叫我丁儿。几个人里我是头儿，幼儿园老师都知道。要是谁犯了事儿准保先抓我，所谓擒贼擒王; 就算我没参与，拉去陪绑也保不齐。我们中班的楚老师最厉害，哥儿几个都惧她三分，不像教音乐的仇老师，年轻、好看、和气，唱歌跳舞讲故事更吸引人……不知为什么，孩子好像也喜欢年轻美丽的。有好多次妈去接我，楚老师还不让走，还得再说几句，这时候妈就看见我们仨孤零零地在一边儿坐着，可怜。
当然有时也挺可气。有一次幼儿园搞忆苦思甜，中午饭给我们吃掺了糠的窝窝头，我咽不下去，偷偷揣兜里带回家来，结果晚上在床上折腾，衣兜里的窝头渣子掉了一床，让妈发狂。最要命的还是家里那根儿捣蒜棒子，我盯了好久那天终于没忍住，悄没声藏怀里带到幼儿园，向我俩哥们显摆：你瞧，我有颗手榴弹！大忠看了惊奇，撺掇我，扔扔看！扔就扔！你看没准还能爆炸呢！
咣当，砸锅炉房门上了。不得了，我们仨拔腿就跑。烧锅炉的老头儿据说以前给国民党当过兵，光脑袋上长个包，黑脸，吓人。不过这次他准让我们给吓了一跳，慌忙跑出来四处张望，瞧见台阶上的“手榴弹”，拾在手里，隔着空气开骂，哪个坏小子给我出来！能得你！
不知道“手榴弹”后来怎么着了，哥们儿说准给当劈柴烧了，反正爸爸找捣蒜棒子找了好几个月，一到要吃饺子就嘀咕，奇了怪了，哪儿去了！
我胆子大，俺兄弟也不怂。在幼儿园比赛谁尿的远，在我们家比赛吃盐，大忠都拔了头筹。那天去杨杰家玩，杨杰逞能非要捅屋檐上那个一直让他看不顺眼的马蜂窝，我们几个害怕，都躲屋里看，见杨杰举着竹竿子哆哆嗦嗦一得手就撒丫子往屋里跑。可他还是没跑过马蜂， 脸和身上给蛰了好几处，说话就肿起来。杨杰痛苦地忍着疼不吱声，我们几个全吓坏了。我翻院墙跑回楼里给他爸爸打电话。杨叔叔急急地赶回来，顾不上斥责我们，骑上车驮着杨杰就往鼓楼医院奔。
杨杰爸爸是中学老师，酷爱体育，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运动员。不只是杨杰吹牛还是他家真和庄则栋有什么交情，常听杨杰提“我庄叔叔”。杨杰爸没事就带我们几个在鸦儿胡同小学操场踢球。杨杰两兄弟，大忠两兄弟，加上我和杨叔叔，六个人，三打三，几块砖头一摆就算门了。他喜欢给我们布置战术，二过一，二过二、造越位……不光教自己一头儿的，还总给对方出点子挑不是，弄得自家弟兄忿忿不平。真好呀，有爸爸在。
可我没有，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有一天爸给逮走了，从干校。一走几年，杳无音讯。杨叔叔也发现了不对，总问我，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爸回来了吗？什么时候回？
“他不回来，他忙。”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这么回答，没人教我。这时候他就不说话了，呆呆地看着我，眼睛里好多疑问。有时杨杰妈做了什么好吃的，还特意打发杨杰给我们送过来。过年也时不常送些年货。
四
三兄弟打着闹着说话就上小学了，我和大忠去了就近的鸦儿胡同小学，杨杰爸托关系送他去了十年制的景山学校，业余开始练球。不过他好像并不喜欢那所学校，总嚷嚷着要回来和我们一块儿，而不是非得等到礼拜天。每礼拜天清早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趴窗子上看楼下小院儿的动静，等哥俩接上头了，再约好一起去大忠的窗子下喊。那是多么难得、快乐的一天啊！跑银锭桥头瞧人家钓鱼，去醇王府门口看大人们冬泳，一路溜着滑着疯跑追打着从结冰的湖面上奔对岸探究竟……就是倚着湖栏杆看穿成大狗熊似的农民工排成一遛“打冰”都津津有味。
我和大忠还在一个班。我是班长，大忠依然是我最坚定的盟友，包括跑老师那儿为我打抱不平，问为什么总不让我入红小兵？！不过大忠真正“救我一命”的还是那次讲故事。老师布置的作业，说共产党的队伍比国民党的强，哪儿强？回家都准备个例子去，故事最好，回来在课堂上给大家伙分享。分享嘛，谁就都没当回事，出了教室自然丢在脑后，直到第二天上课前有人提才隐约感觉几分慌张，也只有硬着头皮进教室了。大忠偷偷跟我嘀咕说，今儿估计老师不会问，以前好像在哪本小人书里看见过一个故事，说国民党军过农民的西瓜地，连吃带拿，把人家的西瓜糟蹋得不成样子，后来解放军来了就怎么怎么着了，晚上回家找找去。
可是没机会找呢，老师发脾气了，一个一个叫，王淼，李军, 郭俊，大忠……叫一个没有，再叫一个还不会， 回家! 都给我回家准备去! 甭上课！…… 事态严重，危急存亡，我心里头火烧火燎，忽地想起大忠刚才提到的西瓜地，那要命的西瓜地呀！没细节？编吧！反正解放军不糟蹋西瓜就行…….终于听到我的名字，充其量是另一只靴子落下来。我若无其事地起身清清嗓子，环顾左右，娓娓开讲，从容不迫，声情并茂，有细节有对话合逻辑，愣是把那个没影儿的故事给讲得生动有趣，活灵活现，立场鲜明！对了，立场鲜明。现在想起来，俺的那点儿文学“天分”那时就已经崭露头角了呢！老师大喜，我过关自不必说，剩下没叫到的同学也全被赦免了。“再给你们一天！”
大家伙兴高采烈，除了我。下课的时候，看见门外可怜巴巴的大忠，内心里有说不出的歉意，好像偷了他的。放学拉着他到烟袋斜街小卖部买鱼皮豆给他吃。憨厚的大忠说没事，本来也没打算讲。
每天盼着杨杰能快点儿转过来。不光一起玩儿，仨人膘一块儿那声势也紧要——一准儿让那几个住大白楼的不会正眼看人的小子胆寒。不知道是长大些火气大了，还是身边的“敌人”频频挑衅，反正总想着战斗。战斗光靠手榴弹不行，还得有人！
可当有一天杨杰和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了，我却要走了。
五
爸爸回来了。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中午我放学回来，推门看见他坐在床头时的情景。一头短发、面色黝黑的他，看起来与其说熟悉不如说陌生。他微笑着张开双臂迎接我，将我紧紧抱住，他的脸好烫，胡子茬儿好硬好扎人…….我哭了，你是谁？你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后来有一次在后海边儿我和爸碰见下班回家的杨叔叔，他一下子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说，“您是……” 我抢着说，“我爸！” 话语间难掩自豪之情。那份自豪在过去的三年我从没有过。有几秒钟杨叔叔愣住了，继而笑起来，开怀大笑，“诶呦，您可回来了！我还总问丁儿呢！” ……..那天他们握了半天手，爸说打心底里感激他们这些年关照我。
爸爸重新开始工作了，又过了一年部里在南城盖的新宿舍楼盖好了，家里也分到一套。是单元楼，带厨房卫生间，自己的，就在自家门里！再不用去筒子楼里的公用水房、厕所排队，更不用端着死沉的炉灰下三楼、穿后院跑后门垃圾场了 —— 这活儿家家可都是归孩子干的！难抵诱惑，爸妈决定搬，虽然舍不得后海，虽然那时南城还挺荒凉。大忠老问，干嘛搬那么老远去？我回答说买菜方便呗，跟爸学的 ——可能是为了说服自己，他老说那边不荒凉，挺方便的。反正我知道新房子附近就有个副食店，买包鱼皮花生比去烟袋斜街还近。
然而真走了内心里却难免失落。怎么忘得了我那俩兄弟？即便很快又有了新朋友。放假专程回后海找过他们几次，小学快毕业了爸爸还特地让我邀请他们来家里玩。记得那时刚开春，天依然很凉。兄弟俩戴着带护耳瓣的棉帽子，脸蛋通红地出现在我门口的时候，我心里那个高兴啊！那时没电脑、游戏机，我们仨关房里好像二十年没说过话似的！忘记都说什么了，反正就笑个没完，大忠好像还显摆他下边长了毛，杨杰自然也不示弱，几个人嘻嘻哈哈，不小心把妈刚买的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几管中华牙膏都坐扁了。
中午吃了饭，爸提议去就在附近的天坛公园给我们照相。我们去了，爸妈都去了，记得那是一个迷人的早春午后。更迷人的还有爸爸给我们拍的照片：几张都是黑白的，爸用他那台老式上海120拍的，我们三个并肩站着，棉衣棉帽子，胳膊搭着彼此的肩膀，在斋宫前的石桥上，在祈年大殿前，在高高的环丘台上…….一脸的稚气，一脸的无忧无虑、一脸的意气风发舍我其谁！谢谢父亲帮我们把那天、也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几个美丽瞬间留下来了！她们一直都安静地在我的相册里、更在我心里存放着。四十年啦！
六
上了中学，大家联系渐渐少了，尤其是杨杰，他如愿去了专业队预备队踢球。我和大忠一直通信，有一年夏天还相约去过一次颐和园划小船。记得那天大忠话特别多，文革结束了，萧爷爷翻了身，箫家重又高朋满座，大忠的话语间自然也增添了几分豪气，时不常就蹦出哪个文化名人的名字 ，让我目瞪口呆 ——那可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啊！船驶到湖心，大忠一时兴起唱起歌来，记得是《三套车》，那歌声浑厚、苍凉、荡气回肠。看着他，我忽觉有些陌生，意识到我们都长大了，童年正在远去。
上大学之前，大忠张罗，把从幼儿园一起上来的几个发小招一块儿，聚了一回。包括几个女孩子。这时候的聚会当然离不开女孩儿了。杨杰也来了，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见到他，眼前高大俊朗的青年已很难让人联系上那个一说话脸就红却有胆子捅马蜂窝的小男孩儿了。然而他没变，我知道，他的举止、他的眼神、他说话时脸上的那股子“劲儿” 都已经告诉了我。可我还是挺惊讶的，心里几乎生出些崇拜，不仅仅为他身上不经意间散发出的、属于大自然的、几乎带着弹性的那一份活力和阳光，还有与之相伴的淡定、从容，诙谐……他比以前喜欢讲笑话了，只是讲的时候依然不动声色。那天的聚会杨杰无疑是大家的中心，特别是女孩子的（当然！）。虽然只有他一个人不会去上大学。他就要入伍去专业队了。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以后我去南方学医，我大学还没毕业大忠就出国了，后来也是从大忠那儿知道，杨杰在部队踢了几年球后遇上大裁军，球队被裁撤，只好又转业回到北京。不过因为他的足球专长，很多企业争相要他，他选择了一家涉外饭店，还学了一手好厨艺。真想亲口尝尝他的手艺，只是几个人老也聚不齐。杨杰家早已不在后海了，教育局在海淀黄庄给他们分了新房。大忠家也因为萧爷爷落实政策搬去了条件要好得多、方便、舒适得多的新居。我一三年回京的时候特意去后海探访过，我曾经的家已不在了，大忠家的鸦儿胡同六号院小灰楼更是人去楼空，满目疮痍！
然而后海还在，虽然不再是曾经的、我们的后海。谁让你们都走了呢？你们爱后海，可你们不是一样要走吗？人都走了，后海也得往前走不是？跟上时代。幸好还有记忆，那里面有你的世界，她不会变，她跟着你，她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我是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出国的，从西欧到北美，一走二十几年，不觉间、忙碌间和两兄弟完全失去了联系。可我从没觉得我们仨散了。这些年我并未刻意找过他们，即使在网络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当下。可能因为我一直在都在心里和他们说话吧。这不是足够了吗？
有时候做梦我还听见他们喊我呢，
“丁儿，下来呀！”
2019年2月于多伦多
首载美国《侨报》2019年4月25 日刊，“文学时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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