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以后，妈妈终于摆脱了政治上的枷锁，精神上不再被压抑。加上我们三兄弟都考上大学，我和大弟先后出国，完全自食其力。不需要妈妈操心。
因为三个儿子都考上大学，不少向爸爸妈妈请教育儿经的人们。她实话实说：“我没有什么经验，他们成长的时候，我因为工作，长期不在家，都是他们自己管自己”。妈妈说的虽然是事实，但她的学前教育给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我刚进小学时比同学成绩好，让我有自信并热爱学习。
因为长期不在家，加上文革和“读书无用论”，妈妈在知识上基本上没有教过我。但她和爸爸很注意培养我的生活技能，和劳动习惯。她长期从事基层工作，一些前来求助的人经常找到家里来，让我无数次地目睹她是怎样对待这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怎样关心，沟通，鼓励和帮助他们。即使很多时候她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因为他们觉得她理解他们，愿意帮助他们，他们仍然会很感动，增强了客服困难的勇气。而难能可贵的是，她其实心里的忧虑和精神压力一点也不比他们少，但却仍然还是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这种言传身教是学校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也让我早早地懂得了社会。
妈妈对人友好，加上继父也是很大度的人，我们家与邻居的关系一直很好。三十几年中我们搬过很多次家，没有与任何邻居有过任何矛盾，大多数邻居后来都变成了终生信赖的朋友。我们家里至少有十几年大门从来都不上锁。
爸爸妈妈晚年一直资助老家农村亲戚来芷江读书，我们家长期都有这样的孩子吃住在家。虽然除了一个表侄女，其余都没有考上大学，但他们仍然还是资助这些孩子。有时这些孩子在学校惹了麻烦，他们还得作为家长去处理。我曾经反对他们这么做，除非确实是有潜力考上大学的，其他的不要资助来读书。不但浪费钱，还可能给你们添乱。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的资助。他们中的有些人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还是学会了做小生意，能够自食其力。
1991年4月，女儿生下来了。面临着让孩子姓什么的问题。二伯父曾经多次提起让我改姓曹。对于改姓的事，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继父也没有表示什么，完全由我来决定。
最后我决定不改姓，但让孩子姓曹。我给伯父，满姑各写了一封信，解释我为什么不改姓。也给爸爸妈妈写信，解释为什么让孩子姓曹。让孩子姓曹，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也是对生父的纪念。我不改姓，是感谢继父的教养之恩。矫枉不能过正，只有如此，才是尊重每一个涉及到人的感情。最后大家都很平静地接受了我的决定。
父亲与孩子不一个姓，偶尔有朋友会问，我简单地解释一下，一般都很理解。我出国时，岳父曾经担心孩子不同姓是不是可能引起美国人的怀疑，在美国会有麻烦。到了美国，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这件事完全不关注。二十几年只有两次被问及到为什么孩子不跟我姓。一次是一所Day Care, 怀疑孩子是不是我的，一个女士打电话给我问这个问题。当她听完花了十几分钟听了我的故事后，马上表示没有问题了。另一次是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怀疑孩子不是我的，没有资格享受医疗保险。这次我的故事还没有说完，打电话的人就表示理解，没有问题了。
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小时候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在你们身边，我对不起你们！”。这不是她的错，那个时代都这样。但她却为此自责，让我很感动。
1991年8月我来美国留学，开始没有钱，很少寄钱回家。打电话回家，继父就只说一句话：“不要寄钱回来！”。妈妈总是说：“我们有钱用，你们出国很困难，留着自己用，别寄钱回来”。后来我们经济状况好转了，有余力支持他们。但他们仍然总说“不要寄钱”。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找我要过钱。而我寄给他们的钱，她不是转给了小弟，就是资助了亲戚。相比而言，岳父岳母几次主动要过钱，数目不大。与其他父母比较，他们并不算过分。要钱也是为了内弟要的，不是他们自己，只是内弟并不特别困难。因为有我父母的比较，老婆感叹：“怎么你父母从来不要钱？”。
2000年，我们请父母来帮助带刚刚生下不到一岁的儿子。当时我因为走不开，问他们是否能够自己来，妈妈一口答应了。虽然我给他们定的是中国民航的航班，但他们毕竟7都0多了，又不懂英文，能不能顺利抵达，我真有些担心。妈妈后来说她其实当时很担心，一上飞机就主动与旁边的一帮年轻留学生聊天，聊熟以后，她就告诉实情，并表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还真的帮助他们填表，并带着他们入关，最后他们顺利与我们在芝加哥机场见面。
当时我们住在Milwaukee，我在芝加哥上班，离家90英里。我只能住在芝加哥，周末才回家。每次星期五回家，天都已经黑了。妈妈总是带着一岁多的儿子站在走道外的楼门口等我。每当我开车回家，下了车往家走，老远就透过门口的玻璃看见灯光下的妈妈和儿子，一股家的感觉涌上满心头，温馨而幸福。
有一次，我们不在家，洗碗池堵了。妈妈和爸爸画了一张图，把地址抄在上面，塞进了住在另外一个楼里的房管员老头的门缝里。不久老头回家，看懂了图的意思，来把洗碗池给疏通了。我们回家知道了都很吃惊，两个不会说英文，也不会画画的中国老人，靠在纸上画了一张图，让不懂中文的美国老头搞懂了什么意思，前来疏通了洗碗池。他们早就留意了manager老头住在哪里。后来房管老头也对他们的表现大加赞赏，说那图画的很清楚，他一下就搞懂了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是谁画的图，但主意肯定是妈妈出的。
比较起来，先来的岳父母都是大学生毕业，懂一些英文，但类似的事情发生时，他们只是等着我们回家处理或找人来修。
因为很忙，儿子也小，我们只带他们去了芝加哥转了一下。我对不能带他们去更多的地方看看，他们都表示不用。一年半以后，他们又自己飞回去了。
我1991年出国，到2006年才第一次回国。我发现他们仍然住在芷江二中分的一套房子，不但很破旧，我们一家三口回来就住不下了。我与大弟弟商量了一下，由两人共同出钱让他们在凯旋花园买了当时芷江最好的公寓房，2007年搬入。还建议他们请了两个保姆照顾他们，让他们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妈妈退休以后，早晨经常出去打太极，做操，或散步。生活比较有规律，身体也还算好。但过去长期的农村工作，熬夜写材料，加上精神上的压抑，让她的身体受损。60岁以后，她开始患有轻微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我曾经建议她谢谢回忆录，她后来说一写头就痛，只好放弃。
我请他们简单地写写自己的生世，他们写了。继父写得很简单，妈妈写了13页。加上我过去听到的，和一些亲戚提供的信息，才有了这篇文章的前几章。我庆幸自己在他们还清醒的时候让他们写了自己的简历生平。
2010年初，常德大姨妈家的二表姐请妈妈去她在浏阳的家玩。二表姐只比妈妈小几岁，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很熟悉。二姐人生也很坎坷，早年没有机会，直到三十多岁才考上湖南农学院。成为年龄最大的学生，也是大姨妈家的表姐表哥中第一个大学生。二姐能干，在浏阳自己修了房子，盛情之下，妈妈闲在家里也没事就去了。一天傍晚，她们在一个水库大坝上散步，看见一个小孩在坝的斜坡上玩，妈妈觉得那孩子很可爱，就往孩子那里走过去。因为是斜坡，加上她大概走得快了点，脚下一滑摔倒了，结果造成粉粹性骨折。有些医院认为她年纪大，多病，骨折严重，术后效果不好，不值得冒风险做手术。但她坚持要做，因为不做的话，就只能瘫在床上了。后来在株洲职工医院做了手术，把骨头接上了。但手术效果不好，腿还是弯的，不能受力。只能拄双拐在家里动一动。
自从摔断腿不能动以后，妈妈的身体开始迅速衰弱，精神也越来越差。两年前开始轻微中风，行动进一步受限，脑子也变糊涂了。我前年5月份回家看了她，7月份她在电话里说：你好久没有回，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吗。我说：妈妈，我5月才回了。她说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去年爸爸去世前后她再度多次中风，病情急剧恶化，变得不能说话，不能吞咽，到现在神志不清了。
5月初，我回芷江，到医院看她。她闭着眼睛，呼吸沉重，好像刚跑了马拉松下来极度疲惫的人。我抚摸着她的头和脸，一次又一次地呼唤她：“妈妈，我是乐维，乐维来看你了！”。五次看望中，只有两次她睁开了眼睛。一次没有任何表情，另一次好像有点关注我的眼神，但不肯定她是不是认出我来了。
妈妈一辈子受尽磨难，历经坎坷。靠努力工作，小心翼翼说话，“夹着尾巴做人”，才避免了灭顶之灾，为我们的成长奋力撑起了一片保护伞。她奋斗了一辈子，却没有享几天福。现在她真太累了，精疲力竭，需要休息了。
此生能有这样的妈妈是我的幸运。
妈妈，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
（全文完）
2016年9月27日于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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