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名的《念奴娇·昆仑》 一词，国人可谓耳熟能详。但毛泽东即便能写出如此想象奇绝的词句，恐怕也难以想到，几十年后，当同济大学一位副教授将德国学者施米特引用了《念奴娇·昆 仑》的文章再译回中文时，这首词竟然成了现代诗，作者竟然成了“昆仑”，该副教授并且特意声明“这是本人的翻译，未查到昆仑原诗”。“昆仑”门由此爆红网 络。
“昆仑”之误，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清华大学一教授在3年前的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Kai-shek）译成“常凯申”，由于被误译对象的身份极其特殊、影响广泛，“昆仑”和“常凯申”堪称人名翻译错误的“绝代双骄”，网友戏言中国翻译界由此进入“常昆时代”。而类似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几位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在翻译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时，将Mencius（孟子）误为“门修斯”；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中提到Sun Tzu（孙子），结果被翻译成“桑卒”；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John King Fairbank有自己风行于世的中文名字费正清，但却被翻译成无人能识的“费尔班德”；电影《华尔街》字幕，竟然将seven years later（七年后）翻译为人名（斯蒂芬·耶尔斯·莱特）……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错误基本都是人名，只要内容大致不错，也就不必当真。但我们难道不该追问，连毛泽东、 蒋介石、费正清、孟子、孙子等重要人物的名字都能译错，其内容的准确性难道不值得怀疑？更何况，人名尤其是关键人名正确与否，对于读懂文章、看懂内容十分 关键。同济副教授一边强调“这是本人的翻译”，一边感慨“未查到昆仑原诗”，便是最好的例证。世无“昆仑”，何来原诗？专业如学者教授，即便穷经皓首，也 难寻昆仑之诗；对一般读者来说，“巍巍昆仑”之上，更只能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了。一看到孟子，便会想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 寡助”等千古名句，可“门修斯”只会让你以为又发现了一位被历史淹没的古希腊哲人；一看到费正清，自然就会想到《剑桥中国史》，而与“费尔班德先生”遭 遇，只能相见不相识；即便你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也无法领悟，“斯蒂芬·耶尔斯·莱特先生”其实说的是“七年后”。
更为堪忧的是人名误 译背后浮躁的治学态度。在被网友指谬后，副教授“大方”承认，甚至质问：“没错，但想怎么样？”并指责指谬者心态有问题。这恰恰表明了某些学界人士的心态 不正。严谨治学，实事求是，这是对从事学术研究者最基本的要求。凡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学术名著，无不是小心求证、反复修改、精心打磨之作。当今学术界当然 不乏坚守学术规范，老老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听取不同意见者，当然也不乏因为种种诱惑而日益浮躁者。为了评奖、职称、名利、经费，赶进度、搭草台班子甚至 抄袭，可谓样样“精通”，核对几个人名岂不太费功夫？治学态度如此，更何谈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学养？
惟愿“昆仑”之后，毛泽东不会再变成“井冈山”、“广昌路上”；有了“常凯申”之后，不会再有“张凯申”、“李凯申”。(安岳)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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